这一声唤起的许多注意和自己的觉醒，使老李红色的双颊象更红了一些。他歪一歪头，把长的眼角挤了一挤，匆忙把支着下巴的手拿开，结结巴巴的说：“嗯，精神……不好的样子，嗯，是不是？”他的嗓音生硬，一贯的高亢无平仄，老是利用一些重复口语，免得在一组字眼说出了之后，再来拼凑第二组的时间，会惹出一场无味而窘人的沉默。
这几篇文章，在一二天内要发出去。今天审查中，发现许多关于理论和文字上的问题，几个人就在红头涨脸用压沉了的声音争论。争论中，老李用了全力来歪起耳朵听人家的话，把这些话捡入脑中，同时又从脑里搜出有意义的东西来讲。平时他这样努力，必有许多东西说出来，使人忽略了他的结巴、重复与生硬，而不住的点头，眼睛盯在他身上，眨也不会眨一下。今天可不。他越努力，脑里越乱。他费力要把别人的话捡入脑中，半路上这些话总是被自己的心事挤掉，闯到他眼前来的总是他太太出医院的问题。这样弄得他头痛燥热，耳朵发喊；他只好靠在窗上，眼望别处。他那不安的沉默与失神，惹起了抗议，谁又能以为奇怪？
散会后，各人照例要带一两篇文章回去修改，明天早上交齐。对于这任务，老李不能，也不愿推脱。他拿了自己的一份走出屋子，就听见房东家的钟叮的敲了一点。这骨突的一下钟，登时象电流打中了他的腿，他立刻变计不回家，奔去左近给太太买了二十子一把的花，三步并作两步的跑去医院。跑进去见挂钟还只一点半，才放心领了牌号，在该站的地方站住了。
肚子饿是可以忍的，唯有如何把与医院服务机关交涉的经过告诉太太，如何去说令她失望痛苦的问题，实在熬煎他。他太太的肺病已近第三期，医院要他弄她出去休养，三等病房是不能给人养病的，和他太太说了，又给他的间接通讯地点去了几封信，叫他来搬她出院；而太太也正愿意这样。因为丈夫没有直接通讯处，因为他既有不属于东洋人的黄色皮肤和面孔，却又不通中国语言，也没有中国声调，而同时她却偏要说自己是中国人，遂使她从看护听差病人等等受了不少的揶揄，冷落，怀疑和粗糙无礼。究竟他们把她当作什么？由那些挂下嘴角的狡笑，横过来的怒目，作手势的侮辱之类，她只晓得自己是落在另一种人类中，这种人的奸毒残酷，正不下于他们的宗主，那些有权威的黄种人。处在这类习于把人当罪犯或丧家狗的人们中间，她的病是只有更深下去的了。
出院，这无上命令所要的就是钱。家里凡应该拿去换钱，也可以换点钱的东西，都已去净。一位同志叫他去找服务机关请求免费出院，结果也没希望。太太进院时，他为了自己的国籍和无正当职业的情形，怕惹起有危险性的怀疑，就填了一大篇谎。他万万料不到这些服务机关的尖鼻子先生们会去调查的。对于老李的请求，昨天和他接头的那位先生闭起嘴唇，把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似的。老李亢起嗓子苦苦解释，用许多重词重字，结巴得脸上红了又红。那人却只管翻阅面前的文件，理也不大一理。最后他把椅子一推，站起来说：
“先生，你不用净问我‘是不是’了。你说话象外国人，我很难懂。我们没法子。又找不出你的实际情形。有人要免费住院，你想我们能依他们么？对不住，我还有事呢。”说完他狡猾而抱歉的笑着，敲起皮鞋出去了。
两点钟已到，老李疾步跑上他所熟习的病房去。他的太太那猪肠似的灰白面皮，松软得皱成几叠了。她支在枕上，正是直勾勾的朝门那儿望着。等他一到跟前，她就抓住他的两手，问服务机关交涉如何。又告诉他这几天更不能吃，耳朵又发聋，不回去真不成。老李摸摸她的耳朵，又看了一看，皱着眉苦笑着说：“别着急呵，一两天总有办法的。”这话马上招起她用眼泪鼻涕和咒骂来反抗，说老李没心肝，自己在家拉四弦琴，舒服，竟不肯想象一下她在院中所受的孤独和迫害。“你难道忍心动那四弦琴。你受得了那自拉自唱的感觉么？”但是后来她又痛苦地抚着老李，说自己害了他。临走的时候，她呜呜咽咽的叮嘱他，三天之内定要设法弄她出去。“再不出去，我怕没有出院的日子了呵！”他走到过道上，还听见她这样呜咽着，夹着看护的责骂声，他只得皱起浓眉，挂着长眼角走出来。
四弦琴，四弦琴。这动心的东西被太太提出来，十分的打动了老李。他由医院走回来之后，发愣的朝那琴望着，以后郑郑重重由墙上把它取下，用一块绒布将琴周身细细的擦拭。擦完了，又用手慢慢抹去绒布屑，再用绒布蘸了一点白凡士林细细匀匀的抹上琴去，玛瑙色的琴身，就如少女的面颊似的鲜润起来，似乎要对他笑。他理了一下琴弓，把琴搁上肩头，动手要拉，但立时一种复杂的念头使他放下手，抱着琴又用绒布抹了几下，将它搁回琴匣去，推在一旁。自己咬着嘴唇，从口袋里把文章拿出来打开，抱着头用很小的声音来念它；他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精神集中到文章上去，但是结果他只有站起来在满屋里走圈子。他不是不知道他还有这最后的一件宝贝可以救自己的妻出院，可是这架琴呀……这架琴！因为某种关系，他被做地主的父母驱逐出来，流到哈尔滨，在一家俄国酒店当了侍者。仗聪明，仗特殊嗜好，他学会了这琴。以后他回了K地。当他的妻带着医学博士头衔第一次和他同居时，她特地把自己的医生文凭卖了，替他买了这架四弦琴。若问十几年中在这琴里沁入了两人多少的悲欢苦乐，这张琴陪伴安慰了两人多少的孤寂和担虑，鼓励坚定了他两人多少的勇气和意志，即使那身受者也道不清楚。现在他似乎要这琴尽它最后的劳役了。为了妻出院的几十元钱，他借了钱往K地她母家打电报。没有回信，又给自己家里打，也没消息。他从同乡朋友转托人借，他登小广告要教书，几番几次他为自己一切所有的破书、破衣服估价，最后他跑去服务机关碰钉子。在这期间，他不是没想到这四弦琴过，然而他下不了那狠心。这东西是他们全生命的一部分呢。可是此刻他实在想不出窟眼去钻。一个人已经为了理想的缘故，向一切现社会关系告了别，对一切有权力有金钱的宣了战。到了这一定需要现社会关系，需要权力或金钱赏脸时，自然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连自己的妻尚不知那天就要失掉，怎样能保全得了四弦琴！
老李提着四弦琴在街上彷徨着。他碰了几个钉子。首先他跑去外国木器店。人家听说他要押琴，那高贵的西洋老板连撇嘴都不屑于撇，就打发他走了。他只好跑到寒酸些的中国店来。伙计们看见一位红红面孔、浓眉毛长眼的音乐家提的四弦琴走进来，很文雅而有礼的招待。他却红起脸，把眼角挤一下，不自然的笑着将琴一举说：
“押这个，是不是，……”
伙计们对看着笑了一笑，一个人把琴接去，打开，一面看一面问：“是押是卖，你说！”
“押的样子，不是吗？”老李有些高兴。
“押？没那规矩。你哪儿人？”
“云南人，不是规矩？……”正在窘的当儿，掌柜的走了过来。他把琴翻来覆去的看，又敲又摸。然后抬头问：
“你押多少？”
“一百块的样子，嗯？”
“哼，卖一百块行了，你为什么不卖？”老李把头一歪，浓眉皱了一下。他有许多理由决定不卖，但不愿和这人讲。“那么，押罢，二十元，三个月。”掌柜的又简短的说。老李瞪起大眼，看着那人笑了笑，低下头轻轻摇了一下，就收起琴又走出去，朝别的地方跑。一直跑到晚上，他才知道说二十元的那家，还算最好的。
第二天早上，老李从恶梦中被惊醒了。院子里有人叫。听声音是昨天会议席上那横担木笔的老张。老李把眼一擦，才想起昨晚一整夜没睡觉，约定的文稿没给人送去。他起来开了门，老张进来就收起摊放在桌上的文章说：“好，你不送去，还要我来取。”
“不好交的，不是改好的样子，嗯，是不是？”老李说着从一个钉头上拉下一条黑毛巾，使劲在脸上擦了一阵。对于老张问为什么还没改的问题，他只能偏着头，用一只手搔头发，半晌把头一摇说：“嗯……写不出……嗯……”
老张放下文章，看了老李好一会，带着有表情的样子说：“你太太究竟几时出院？你的情形怎么了？”
老李扶着床沿坐下，低头不答。一会他拾起头望着老张笑一笑，说：“没有钱，嗯……”于是他红起脸结结巴巴的把服务机关的回话，把押琴的经过都告诉了老张。老张留心听着。听完，他尽管直起眼望着窗外，不讲什么。等老李打了脸水进来时，他一把抓住他的臂说：“你把琴交给我，我去走一趟，成不成，下午回你信。”他于是夹了琴，老李送他到院中，眼望着他把那十几年来从没离过身旁的四弦琴拿走了。
下午两点多钟，老张喜孜孜的走来，手上空了。老李心中一喜，但马上又一阵酸痛，几乎掉下眼泪，老张掏给他一张纸条说：“这是人家的收据。说好了，五十元，一年为期。这是取钱的条子。明天上午九点拿这两张纸条去取钱，带个图章。”他刚转身要走，又想起什么事，就说：“那篇文章你能改好么？明天早上，或者晚上。好，晚上罢，给我送去行不行？”老李给了肯定答复，他就走了。
这时老李真顾不及酸甜苦辣。他一口气奔到医院去。由特别许可见他太太，把这重要消息告诉她，叫她准备明天十点钟出院。那可怜的女人被这太好的消息，弄得几乎又发起歇斯底里来。她立刻叽叽呱呱的交代老李许多事，如何收拾屋子，如何叠床，如何她真高兴，如何她会快好起来。最后她又告诉他出院的手续是如何如何，她可以在十点钟之前就准备好，等他一来就走。又千叮嘱万叮嘱叫他千万别慢了一秒钟，她会眼巴巴盼着的。……十分钟真不够说许多高兴的话，老李又被看护赶走了。倒也不要紧，好在是明天就回家。
第二天，老李带了条子出门，又带了那改好的文章，取了钱，要顺道把文章送去，不要再耽搁发稿的时间。他到那家乐器店接过那艰难的钱时，很希望最后一次能见着那琴，但是没有。从那儿出来才九点半，他就走上老张家去。这平常颇热闹的杂院现在空空静静，一个人没有。他走到老张窗外，轻轻叫“老张！”一声没完，就听见后面一阵飞快的脚步声。他来不及掉头，一只手已经被人抓着，随着绳子就反绑过来。同时老张的屋门一开，几个宪兵站在门口，用枪口对着他。一会儿，老李被两名宪兵押出门，正听得房东的钟叮……叮……叮……敲了十下。
（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