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那白亮亮的大锯唱了一早晨了。

　　大门洞子里，架着一个木架，木架上边横着一个圆滚滚的大木头。那大木头有一尺多粗，五尺多长。两个人就把大锯放在这木头的身上，不一会工夫，这木头就被锯断了。先是从腰上锯开分做两段，再把那两段从中再锯一道，好像小圆凳似的，有的在地上站着，有的在地上躺着。而后那木架上又被抬上来一条五尺多长的来，不一会工夫，就被分做两段，而后是被分做四段，从那木架上被推下去了。

　　同时离住宅不远，那里也有人在拉着大锯……城门外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段树林，树林不是一片，而是一段树道，沿着大道的两旁长着。往年这夹树道的榆树，若有穷人偷剥了树皮，主人定要捉拿他，用绳子捆起来，用打马的鞭子打。活活的树，一剥就被剥死了。说是养了一百来年的大树，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哪好让它一旦死了呢！将来还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儿孙，最好是永远留传下去，好来证明这门第的久远和光荣。

　　可是，今年却是这树林的主人自己发的号令，用大锯锯着。

　　那树因为年限久了，树根扎到土地里去特别深。伐树容易，拔根难。树被锯倒了，根只好留待明年春天再拔。

　　树上的喜鹊窝，新的旧的有许多。树一被伐倒，喀喀喀地响着，发出一种强烈的不能控制的响声；被北风冻干的树皮，触到地上立刻碎了，断了。喜鹊窝也就跟着附到地上了，有的跌破了，有的则整个地滚下来，滚到雪地里去，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是凡跌碎了的，都是隔年的，或是好几年的；而有些新的，也许就是喜鹊在夏天自己建筑的，为着冬天来居住。这种新的窝是非常结实，虽然是已经跟着大树躺在地上了，但依旧是完好的，仍旧是呆在树丫上。那窝里的鸟毛还很温暖的样子，被风忽忽地吹着。

　　往日这树林里，是禁止打鸟的，说是打鸟是杀生，是不应该的，也禁止孩子们破坏鸟窝，说是破坏鸟窝，是不道德的事，使那鸟将没有家了。

　　但是现在连大树都倒下了。

　　这趟夹树道在城外站了不知多少年，好像有这地方就有这树似的，人们一出城门，就先看见这夹道，已经看了不知多少年了。在感情上好像这地方必须就有这夹树道似的，现在一旦被砍伐了去，觉得一出城门，前边非常的荒凉，似乎总有一点东西不见了，总少了一点什么。虽然还没有完全砍完，那所剩的也没有几棵了。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有几棵了，看着也就全完了。所剩的只是些个木桩子，远看看不出来是些个什么。总之，树是全没有了。只有十几棵，现在还在伐着，也就是一早一晚就要完的事了。

　　那在门洞子里两个拉锯的大皮帽子，一个说：

　　“依你看，大少爷还能回来不能?”

　　另一个说：

　　“我看哪……人说不定有没有了呢……”

　　其中的一个把大皮帽子摘下，拍打着帽耳朵上的白霜。另一个从腰上解下小烟袋来，准备要休息一刻了。

　　正这时候，上房的门喀喀地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上面贴有红绶的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

　　那两个拉锯的，刚要点起火来抽烟，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那里边闹了。于是连忙把烟袋从嘴上拿下来，一个说，另一个听着：

　　“你说大少爷可真的去打日本去了吗?……”

　　正在说着，老管事的就走上前来了，走进大门洞，坐在木架上，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两个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老管事的闭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来，因为这样的信，他的主人自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他已经写了三个月了，因为他已经病了三个月了。

　　写得连家中的小孩子也都认识了。

　　所以老管事的把那信封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念着：

　　老管事的全念对了，只是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而丢掉了“吾儿”两个字。其中一个拉锯的，一听就听出来那是他念错了，连忙补添着说：

　　“耿振华吾儿收。”

　　他们三个都仔细地往那信封上看着，但都看不出“吾儿”两个字写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都不识字。反正背也都背熟的了，于是大家丢开这封信不谈，就都谈着“大先生”，就是他们的主人的病，到底是个什么来历。中医说肝火太盛，由气而得；西医说受了过度的刺激，神经衰弱。而那会算命的本地最有名的黄半仙，却从门帘的缝中看出了耿大先生是前生注定的骨肉分离。

　　因为耿大先生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就出外留学，从本地的县城，留学到了省城，差一点就要到北京去的，去进北京大学堂。虽是没有去成，思想总算是革命的了。他的书箱子里密藏着孙中山先生的照片，等到民国七八年的时候，他才取拿出来给大家看，说是从前若发现了有这照片是要被杀头的。

　　因此他的思想是维新的多了，他不迷信，他不信中医。他的儿子，从小他就不让他进私学馆，自从初级小学堂一开办，他就把他的女儿和儿子都送进小学堂去读书。

　　他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很是迷信，跳神赶鬼，但是早已经死去了。现在他就是一家之主，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的夫人，五十多岁了，读过私学馆，前清时代她的父亲进过北京去赶过考，考是没有考中的，但是学问很好，所以他的女儿《金刚经》、《灶王经》都念得通熟，每到夜深人静，还常烧香打坐，还常拜斗参禅。虽然五十多岁了，其间也受了不少的丈夫的阻挠，但她善心不改，也还是常常偷着在灶王爷那里烧香。

　　耿大先生就完全不信什么灶王爷了，他自己不加小心撞了灶王爷板，他硬说灶王爷板撞了他。于是很开心地拿着烧火的叉子把灶王爷打了一顿。

　　他说什么是神，人就是神。自从有了科学以来，看得见的就是有，看不见的就没有。

　　所以那黄半仙刚一探头，耿大先生唔唠一声，就把他吓回去了，只在门帘的缝中观了观形色，好在他自承认他的工夫是很深的，只这么一看，也就看出个所以然来。他说这是他命里注定的前世的孽缘，是财不散，是子不离。“是财不散，是儿不死。”民间本是有这句俗话的。但是“是子不离”这可没有，是他给编上去的，因为耿大少爷到底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于是就只好将就着用了这么一个含糊其词的“离”字。

　　假若从此音信皆无，真的死了，不就是真的“离”了吗?假若不死，有一天回来了，那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有离就有聚，有聚就有离的“离”。

　　黄半仙这一套理论，不能发扬而光大之，因为大先生虽然病得很沉重，但是他还时时地清醒过来，若让他晓得了，全家上下都将不得安宁，他将要挨着个儿骂，从他夫人骂起，一直骂到那烧火洗碗的小打。所以在他这生病的期中，只得请医生，而不能够看巫医，所以像黄半仙那样的，只能到下房里向夫人讨一点零钱就去了，是没有工夫给他研究学理的。

　　现在那两个大皮帽子各自拿了小烟袋，点了火，彼此地咳嗽着，正想着大大地发一套议论，讨论一下关于大少爷的一去无消息。有管事的在旁，一定有什么更丰富的见解。

　　老管事的用手把胡子来回地抹着，因为不一会工夫，他的胡子就挂满了白霜。他说：

　　“人还不知有没有了呢?看这样子跑了一个还要搭一个。”

　　那拉木头的就问：

　　“大先生的病好了一点没有?”

　　老管事的坐在木架上，东望望，西望望，好像无可无不可的神情，似乎并不关心，而又像他心里早有了主意，好像事情的原委他早已观察清楚了，一步一步地必要向那一方面发展，而必要发展到怎样一个地步，他都完全看透彻了似的。他随手抓起一把锯末子来，用嘴唇吹着，把那锯末子吹了满身，而后又用手拍着，把那锯末子都拍落下去。而后，他弯下腰去，从地上搬起一个圆木墩子来，把那木墩子放在木架上，而后拍着，并且用手揪着那树皮，撕下一小片来，把那绿盈盈的一层掀下来，放在嘴里，一边咬着一边说：

　　“还甜丝丝的呢，活了一百年的树，到今天算是完了。”

　　而后他一脚把那木墩子踢开。他说：

　　“我活了六十多年了，我没有见过这年月，让你一，你不敢二，让你说三，你不敢讲四。完了，完了……”

　　那两个拉锯的把眼睛呆呆的不转眼珠。

　　老管事的把烟袋锅子磕着自己的毡鞋底：

　　“跑毛子的时候，那俄大鼻子也杀也砍的，可是就只那么一阵，过去也就完了。没有像这个的，油、盐、酱、醋、吃米、烧柴，没有他管不着的；你说一句话吧，他也要听听；你写一个字吧，他也要看看。大先生为了有这场病的，虽说是为着儿子的啦，可也不尽然，而是为着小……小□□。”

　　正说到这里，大门外边有两个说着“咯大内、咯大内”的话的绿色的带着短刀的人走过。老管事的他那掉在地上的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的信封，伸出脚去就用大毡鞋底踩住了，同时变毛变色地说：

　　“今年冬天的雪不小，来春的青苗错不了呵!……”

　　那两个人“咯大内、咯大内”地讲着些个什么走过去了。

　　“说鬼就有鬼，说鬼鬼就到。”

　　老管事的站起来就走了，把那写着“大中华民国”的信封，一边走着一边撕着，撕得一条一条的，而后放在嘴里咬着，随咬随吐在地上。他径直走上正房的台阶上去了，在那台阶上还听得到他说：

　　“活见鬼，活见鬼，他妈的，活见鬼……”

　　而后那房门喀喀地一响，人就进去了，不见了。

　　清雪还是照旧的下着，那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地工作起来。

　　这大锯的响声本来是“扔扔”的，好像是唱歌似的，但那是离得远一点才可以听到的，而那拉锯的人自己就只听到“唰唰唰”。

　　锯末子往下飞散，同时也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发散出来。那气味甜丝丝的，松香不是松香，杨花的香味也不是的，而是甜的，幽远的，好像是记忆上已经记不得那么一种气味的了。久久被忘记了的一回事，一旦来到了，觉得特别的新鲜。因为那拉锯的人真是伸手抓起一把锯末子来放到嘴里吞下去。就是不吞下这锯末子，也必得撕下一片那绿盈盈的贴身的树皮来，放到嘴里去咬着，是那么清香，不咬一咬这树皮，嘴里不能够有口味。刚一开始，他们就是那样咬着的。现在虽然不至再亲切得去咬那树皮了，但是那圆滚滚的一个一个的锯好了的木墩子，也是非常惹人爱的。他们时或用手拍着，用脚尖触着。他们每锯好一段，从那木架子推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说：

　　“去吧，上一边呆着去吧。”

　　他们心里想，这么大的木头，若做成桌子，做成椅子，修房子的时候，做成窗框该多好，这样好的木头哪里去找去!

　　但是现在锯了，毁了，劈了烧火了，眼看着一块材料不成用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他们看了未免有几分悲哀。

　　清雪好像菲薄菲薄的玻璃片似的，把人的脸，把人的衣服都给闪着光，人在清雪里边，就像在一张大的纱帐子里似的。而这纱帐子又都是些个玻璃末似的小东西组成的，它们会飞，会跑，会纷纷地下坠。

　　往那大门洞里一看，只影影绰绰地看得见人的轮廓，而看不清人的鼻子眼睛了。

　　可是拉锯的响声，在下雪的天气里，反而听得特别的清楚，也反而听得特别的远。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边，人们都走进屋子里去过生活了。街道上和邻家院子，都是静静的。人声非常的稀少，人影也不多见。只见远近处都是茫茫的一片白色。

　　尤其是在旷野上，远远的一望，白茫茫的，简直是一片白色的大化石。旷野上远处若有一个人走着，就像一个黑点在移动着似的；近处若有人走着，就好像一个影子在走着似的。

　　在这下雪的天气里是很奇怪的，远处都近，近的反而远了，比方旁边有人说话，那声音不如平时响亮。远处若有一点声音，那声音就好像在耳朵旁边似的。

　　所以那远处伐树的声音，当他们两个一休息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了。

　　因为太远了，那拉锯的“扔扔”的声音不很大，好像隔了不少的村庄，而听到那最后的音响似的，似有似无的。假若在记忆里边没有那伐树的事情，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树的声音了。或者根本就听不见。

　　“一百多棵树。”因为他们心里想着，那个地方原来有一百多棵树。

　　在晴天里往那边是看得见那片树的，在下雪的天里就有些看不见了，只听得不知道什么地方“扔、扔、扔、扔”。他们一想，就定是那伐树的声音了。

　　他们听了一会，他们说：

　　“百多棵树，烟消火灭了，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一年不如一年，完了，完了。”

　　樱桃树不结樱桃了，玫瑰树不开花了。泥大墙倒了，把樱桃树给轧断了，把玫瑰树给埋了。樱桃轧断了，还留着一些枝杈，玫瑰竟埋得连影都看不见了。

　　耿大先生从前问小孩子们：

　　“长大做什么?”

　　小孩子们就说：“长大当官。”

　　现在老早就不这么说了。

　　他对小孩子们说：

　　“有吃有喝就行了，荣华富贵咱们不求那个。”

　　从前那客厅里挂着画，威尔逊，拿破仑，现在都已经摘下去了，尤其是那拿破仑，英雄威武得实在可以，戴着大帽子，身上佩着剑。

　　耿大先生每早晨吃完了饭，往客厅里一坐，第一个拿破仑，第二个威尔逊，还有林肯，华盛顿……挨着排讲究一遍。讲完了，大的孩子让他照样地背一遍，小的孩子就让他用手指指出哪个是威尔逊，哪个是拿破仑。

　　他说人要英雄威武，男子汉，大丈夫，不做威尔逊，也做拿破仑。

　　可是现在没有了，那些画都从墙上摘下去了，另换上一个老孔，宽衣大袖，安详端正，很大的耳朵，很红的嘴唇，一看上去就是仁义道德。但是自从挂了这画之后，只是白白地挂着，并没有讲。

　　他不再问孩子们长大做什么了。孩子们偶而问到了他，他就说：“只求足衣足食，不求别的。”

　　这都是日本人来了之后，才改变了的思想。

　　再不然就说：

　　“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闲。”

　　这还都是大少爷在家里时的思想。大少爷一走了，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心里暗恨生气，只觉得这孩子太不知好歹。但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了，年轻的人，听说哪方面热闹，就往哪方面跑。他又想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地加入了革命党呢。现在还不是，青年人，血气盛，听说是要打日本，自然是眼红，现在让他去吧，过了一些时候，他就晓得了。他以为到了中国就不再是“满洲国”了。说打日本是可以的了。其实不然，中国也不让说打日本这个话的。

　　本地县中学里的学生跑了两三个。听说到了上海就被抓起来了。听说犯了抗日遗害民国的罪。这些或者不是事实，耿大先生也没有见过，不过一听说，他就有点相信。因为他爱子心切，所以是凡听了不好的消息他就相信。他想儿子既然走了，是没有法子叫他回来的，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看着吧，到了上海，没有几天，也是回来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听了什么一个好名声，就跟着去了，过了几天也就回来了。

　　耿大先生把这件事不十分放在心上。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在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来那孩子有点不对。那孩子的眼池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他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他们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一天咱们中国把日本人打跑了的时候，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

　　“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的?”

　　儿子说：

　　“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假如看出来了，就看住他，使他走不了。假如看出来了，他怎么也是走不了的。母亲越想越后悔，这一下子怕是不能回来了。

　　母亲觉得虽然打日本是未必的，但总觉得儿子走了，怕是不能回来了，这个阴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也许本地县中学里的那两个学生到了上海就音信皆无，给了她很大的恐怖。总之有一个可怕的阴影，不知怎么的，似乎是儿子就要一去不回来。

　　但是这话她不能说出来，同时她也不愿意这样地说，但是她越想怕是儿子就越回不来了。所以当她到儿子的房里去检点衣物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出去打猎戴的那大帽子，她也哭。她看见了儿子的皮手套，她也哭。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儿子的书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地好好地放着，毛笔站在笔架上，铅笔横在小木盒里。那儿子喝的茶杯里还剩了半杯茶呢!儿子走了吗?这实在不能够相信。那书架上站着的大圆马蹄表还在咔咔咔地一秒一秒地走着。那还是儿子亲手上的表呢。

　　母亲摸摸这个，动动那个。似乎是什么也没有少，一切都照原样，屋子里还温热热的，一切都像等待着晚上儿子回来照常睡在这房里，一点也不像主人就一去也不回来了。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的时候，有过两封信。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倒是很多。正因为传说太多了，不知道相信哪一条好。卢沟桥，“八一三”，儿子走了不到半年中国就打日本了。但是儿子可在什么地方，音信皆无。

　　传说就在上海张发奎的部队里，当了兵，又传说没有当兵，而做了政治工作人员。后来，他的一个同学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过了几个月说都不对，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学堂里教书。还有更奇妙的，说是儿子生活无着，沦落街头，无法还在一个瓷器公司里边做了一段小工。

　　对于这做小工的事情，把母亲可怜得不得了。母亲到处去探听，亲戚，朋友，只要平常对于她儿子一有来往的地方，她就没有不探听遍了的。尤其儿子的同学，她总想，他们是年轻人，哪能够不通信。等人家告诉她实实在在不知道的时候，她就说：

　　“你们瞒着我，你们哪能不通信的。”

　　她打算给儿子寄些钱去，可是往哪里寄呢?没有通信地址。她常常以为有人一定晓得她儿子的通信处，不过不敢告诉她罢了；她常以为尤其是儿子的同学一定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不肯说，说了出来，怕她去找回来。所以她常对儿子的同学说：

　　“你们若知道，你们告诉我，我决不去找他的。”

　　有时竟或说：

　　“他在外边见见世面，倒也好的，不然像咱们这个地方东三省，有谁到过上海。他也二十多岁了，他愿意在外边呆着，他就在外边呆着去吧，我才不去找他的。”

　　对方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有时她这样用心可怜地说了一大套，对方也难为情起来了。说：

　　“老伯母，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若知道，我们就说了。”

　　每次都是毫无下文，无结果而止。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空虚，她想下回不问了，无论谁也不问了，事不关己，谁愿意听呢?人都是自私的，人家不告诉她，她心里竟或恨了别人，她想再也不必问了。

　　但是过些日子她又忘了，她还是照旧地问。

　　怎么能够沦为小工呢?耿家自祖上就没有给人家做工的，真是笑话，有些不十分相信，有些不可能。

　　但是自从离了家，家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寄去过，上海又没有亲戚，恐怕做小工也是真的了。

　　母亲爱子心切，一想到这里，有些不好过，有些心酸，眼泪就来到眼边上。她想这孩子自幼又娇又惯地长大，吃、穿都是别人扶持着，现在给人做小工，可怎么做呢?可怜了我这孩子了!母亲一想到这里，每逢吃饭，就要放下饭碗，吃不下去。每逢睡觉，就会忽然地醒来，而后翻转着，无论怎样也再睡不着。若遇到刮风的夜，她就想刮了这样的大风，若是一个人在外边，夜里睡不着，想起家来，那该多么难受。

　　因为她想儿子，所以她想到了儿子要想家的。

　　下雨的夜里，她睡得好好的，忽然一个雷把她惊醒了，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她想，沦落在外的人，手中若没有钱，这样连风加雨的夜，怎样能够睡着?背井离乡，要亲戚没有亲戚，要朋友没有朋友，又风雨交加。其实儿子离她不知几千里了，怎么她这里下雨，儿子那里也会下雨的?因为她想她这里下雨了，儿子那里也是下雨的。

　　儿子到底当了小工，还是当了兵，这些都是传闻，究竟没有证实过。所以做母亲的迷离恍惚地过了两三年，好像走了迷路似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说南忘北的，听人家唱鼓词，听着听着就哭了；给小孩子们讲瞎话，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一说街上有个叫花子，三天没有吃饭饿死了，她就说：“怎么没有人给他点剩饭呢?”说完了，她眼睛上就像是来了眼泪，她说人们真狠心得很……

　　母亲不知为什么，变得眼泪特别多，她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看见别人家娶媳妇她也哭，听说谁家的少爷今年定了亲了，她也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他一声不响，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他不哭，也不说话，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地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他的面前站着一棵蜡烛，他的身边放着一本书。那书他从来没有看过，只是在那烛光里边一夜一夜地陪着他。

　　儿子刚走的时候，他想他不久就回来了，用不着挂心的。他一看儿子的母亲在哭，他就说：“妇人女子眼泪忒多。”所以当儿子来信要钱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给寄钱去，反而写信告诉他说，要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必是自有主张，此后也就不要给家来信了，关里关外地通信，若给人家晓得了，有关身家性命。父亲是用这种方法要挟儿子，使他早点回来。谁知儿子看了这信，就从此不往家里写信了。

　　无音无信地过了三年，虽然这之中的传闻他也都听到了，但是越听越坏，还不如不听的好。不听倒还死心塌地，就像未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儿子似的。可是偏听得见的，只能听见，又不能证实，就如隐约欲断的琴音，往往更耐人追索……

　　耿大先生为了忘却这件事情，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夜里不愿意睡觉，愿意坐着。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开初有的亲戚朋友来，还问他大少爷有信没有，到后来竟问也没有人敢问了。人一问他，他就说：

　　“他们的事情，少管为妙。”

　　人家也就晓得耿大先生避免着再提到儿子。家里的人更没有人敢提到大少爷。大少爷住过的那房子的门锁着，那里边鸦雀无声，灰尘都已经满了。太阳晃在窗子的玻璃上，那玻璃都可以照人了，好像水银镜子似的。因为玻璃的背后已经挂了一层灰秃秃的尘土。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边看，才能看到里边的那些东西，床、书架、书桌等类，但也看不十分清楚。因为玻璃上尘土的关系，也都变得影影绰绰的。

　　这个窗没有人敢往里看，也就是老管事的记性很不好，挨了不知多少次的耿大先生的瞪眼，他有时一早一晚还偷偷摸摸地往里看。

　　因为在老管事的感觉里，这大少爷的走掉，总觉得是凤去楼空，或者是凄凉的家败人亡的感觉。

　　眼看着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到吃饭的时候，桌子摆着碗筷，空空地摆着，没有人来吃饭。到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通夜通夜地上房里点着灯。家里油盐酱醋没有人检点，老厨子偷油、偷盐，并且拿着小口袋从米缸里往外灌米。送柴的来了，没有人过数；送粮的来了，没有人点粮。柴来了就往大廪上一扔，粮来了，就往仓子里一倒，够数不够数，没有人晓得。

　　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都是往败坏的路上走。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老管事的一看到这里，就觉得好像家败人亡了似的，默默地心中起着悲哀。

　　因为是上一代他也看见了，并且一点也没有忘记，那就是耿大先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种兢兢业业的，现在都哪里去了，现在好像是就要烟消云散了。

　　他越看越不像样，也就越要看，他觉得上屋里没人，他就跷着脚尖，把头盖顶在那大少爷的房子的玻璃窗上，往里看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要看什么，好像是在凭吊。

　　其余的家里的孩子，谁也不敢提到哥哥，谁要一提到哥哥，父亲就用眼睛瞪着他们。或者是正在吃饭，或者是正在玩着，若一提到哥哥，父亲就说：

　　“去吧，去一边玩去吧。”

　　耿大先生整天不大说话。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在屋子里坐着，他就直直地望着墙壁。他在院子里站着，他就把眼睛望着天边。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观察，把嘴再紧紧地闭着，好像他的嘴里边已经咬住了一种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地睡着。

　　那就是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

　　这消息是本街上儿子的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正是这些时候，“满洲国”的报纸上大加宣传说是中国要内战了，不打日本了，说是某某军队竟把某某军队一伙给杀光了，说是连军人的家属连妇人带小孩都给杀光了。

　　这些宣传，日本一点也不出于好心。为什么知道他不是出于好心呢?因为下边紧接着就说，还是“满洲国”好，国泰民安，赶快地不要对你们的祖国怀着希望。

　　耿大先生一看，耿大先生就看出这又在造谣生事了。

　　耿大先生每天看报的，虽然他不相信，但也留心着，反正没有事做，就拿着报纸当消遣。有一天报上画着些小人，旁边注着字：“自相残杀”。另外还有一张画，画的是日本人，手里拉着“满洲国”的人，向前大步地走去，旁边写着：“日满提携”。

　　耿大先生看完了报说：

　　“小日本是亡不了中国的，小日本无耻。”

　　有一天，耿大先生正在吃饭。客厅里边来了一个青年人在说话，说话的声音不大，说了一会就走了。他也绝没想到客厅中有人。

　　耿太太也正在吃饭，知道客厅里来了客人，过去就没有回来，饭也没有吃。

　　到了晚上，全家都知道了，就是瞒着耿大先生一个人不知道。大少爷在外边当兵打仗死了。

　　老管事的打着灯笼到庙上去烧香去了，回来把胡子都哭湿了，他说：“年轻轻的，那孩子不是那短命的，规矩礼法，温文尔雅……”

　　戴着大皮帽子的家里的长工，翻来复去地说：

　　“奇怪，奇怪。当兵是穷人当的，像大少爷这身分为啥去当兵的?”

　　另外一个长工就说：

　　“打日本罢啦!”

　　长工们是在伙房里讲着。伙房里的锅台上点起小煤油灯来，灯上没有灯罩，所以从火苗上往上升着黑烟。大锅里边煮着猪食，咕噜咕噜的，从锅沿边往上升着白汽，白汽升到房梁上，而后结成很大的水点滴下来。除了他们谈论大少爷的说话声之外，水点也在啪嗒啪嗒地落着。

　　耿太太在上屋自己的卧房里哭了好一阵，而后拿着三炷香到房檐头上去跪着念《金刚经》。当她走过来的时候，那香火在黑暗里一东一西地迈着步，而后在房檐头上那红红的小点停住了。

　　老管事的好像哨兵似的给耿太太守卫着，说大先生没有出来。于是耿太太才喃喃地念起经来。一边念着经，一边哭着，哭了一会，忘记了把声音渐渐地放大起来，老管事的在一旁说：

　　“小心大先生听见，小点声吧。”

　　耿太太又勉强着把哭声收回去，以致那喉咙里边像有什么在横着似的，时时起着咯咯的响声。

　　把经念完了，耿太太昏迷迷地往屋里走，哪想到大先生就在玻璃窗里边站着。她想这事情的原委，已经被他看破，所以当他一问：“你在做什么?”她就把实况说了出来：

　　“咱们的孩子被中国人打死了。”

　　耿大先生说：

　　“胡说。”

　　于是，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来，看了半夜，满纸都是日本人的挑拨离间，却看不出中国人会打中国人来。

　　直到鸡叫天明，耿大先生伏在案上，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

　　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就是那有时昏迷，有时清醒的病。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他说：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他说：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那样的信不知写了多少了，只写信封，而不写内容的。

　　信封上总是写：

　　这信不知道他要寄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

　　“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老管事的提着酒瓶子到街上去装酒，从他窗前一经过，他就把他叫住：

　　“你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给我带去。”

　　无管什么人上街，若让他看见，他就要带封信去。

　　医生来了，一进屋，皮包还没有放下，他就对医生说。

　　“请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关在最末的一间房子的后间里，前边罩着窗帘，后边上着风窗。

　　晴天时，太阳在窗帘的外边，那屋子是昏黄的；阴天时，那屋子是发灰色的。那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高大的暖墙，在一边站着，那暖墙是用白净的凸花的瓷砖砌的。其余别的东西都已经搬出去了，只有这暖墙是无法可搬的，只好站在那里让耿大先生迟迟地看来看去。他好像不认识这东西，不知道这东西的性质，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用手去抚摸。

　　家里的人看了这情形很是害怕，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开了，不然他就样样地细细地研究，灯台、茶碗、盘子、帽盒子，他都拿在手里观摩。

　　现在都搬走了，只剩了这暖墙不能搬了。他就细细地用手指摸着这暖墙上的花纹，他说：

　　“怕这也是日本货吧!”

　　耿大先生一天很无聊地过着日子。

　　窗帘整天地上着，风窗整天地上着，昏昏暗暗的，他的生活与世隔离了。

　　他的小屋虽然安静，但外边的声音也还是可以听得到的。外边狗咬，或是有脚步声，他就说：

　　“让我出去看看，有人来了。”

　　或是：

　　“有人来了，让他给我带一封信去。”

　　若有人阻止了他，他也就不动了；旁边若没有人，他会开门就经过耿太太的卧房，再经过客厅就出去的。

　　有一天日本东亚什么什么协进会的干事，一个日本人到家里了，要与耿大先生谈什么事情，因为他也是协进会的董事。

　　这一天，可把耿太太吓坏了：

　　“上街去了。”说完了，自己的脸色就变白了。

　　因为一时着急说错了，假若那日本人听说若是他病在家里不见，这不是被看破了实情，无疑也有弊了。

　　于是大家商量着，把耿大先生又给换了一个住处。这房间又小又冷，原来是个小偏房，是个使女住的。屋里没有壁炉，也没有暖墙，只生了一个炭火盆取暖。因为这房子在所有的房子的背后，或者更周密一些。

　　但是并不，有一天医生来到家里给耿大先生诊病。正在客厅里谈着，说耿大先生的病没有见什么好，可也没有见坏。

　　正这时候，掀开门帘，耿大先生进来了，手里拿了一封信说：

　　“我好了，我好了。请把这一封信给我带去。”

　　耿太太吓慌了，这假若是日本人在，便糟了。于是又把耿大先生换了一个地方。这回更荒凉了，把他放在花园的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

　　那凉亭子的四角都像和尚庙似的挂着小钟，半夜里有风吹来，发出叮叮的响声。耿大先生清醒的时候就说：

　　“想不到出家当和尚了，真是笑话。”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说：

　　“给我笔，我写信……”

　　那花园里素常没有人来，因为一到了冬天，满园子都是白雪。偶而一条狗从这园子里经过，那留下来一连串的脚印，把那完完整整的洁净得连触也不敢触的大雪地给踏破了，使人看了非常的可惜。假若下了第二次雪，那就会平了。假若第二次雪不来，那就会十天八天地留着。

　　平常人走在路上，没有人留心过脚印。猫跪在桌子上，没有留心过那踪迹。就像鸟雀从天空飞过，没有人留心过那影子的一样。但是这平平的雪地若展现在前边就不然了。若看到了那上边有一个坑一个点都要追寻它的来历。老鼠从上边跳过去的脚印，是一对一对的，好像一对尖尖的枣核打在那上边了。

　　鸡子从上边走过去，那脚印好像松树枝似的，一个个的。人看了这痕迹，就想要追寻，这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了呢?若是短短的只在雪上绕了一个弯就回来了的，那么一看就看清楚了，那东西在这雪上没有走了那么远。若是那脚印一长串地跑了出去，跑到大墙的那边，或是跑到大树的那边，或是跑到凉亭的那边，让人的眼睛看不见，最后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这一片小小的白雪地，四外有大墙围，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但经过几个脚印足痕的踩踏之后却显得这世界宽广了。因为一条狗从上边跑过了，那狗究竟是跳墙出去了呢，还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再仔细查那脚印，那脚印只是单单的一行，有去路，而没有回路。

　　耿大先生自从搬到这凉亭里来，就整天地看着这满花园子的大雪，那雪若是刚下过了的，非常的平，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的时候，他就更寂寞了。

　　那凉亭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那炭火盆上冒着蓝烟，他就对着那蓝烟呆呆地坐着。

　　有一天，有两个亲戚来看他，怕是一见了面，又要惹动他的心事，他要写那“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耿振华吾儿”的信了。

　　于是没敢惊动，就围绕着凉亭，踏着雪，企图偷偷看了就走了。

　　看了一会，没有人影，又看了一会，连影子也没有。

　　耿太太着慌了，以为一定是什么时候跑出去了。心下想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可不要闯了乱子。她急忙地走上台阶去，一看那吊在门上的锁，还是好好地锁着。那锁还是耿太太临出来的时候，她自己亲手锁的。

　　耿太太于是放了心，她想他是睡觉了，她让那两个客人站在门外，她先进去看看。若是他精神明白，就请两位客人进来。若不大明白，就不请他们进来了。免得一见面第二句话没有，又是写那“大中华民国”的信了。但是当她把耳朵贴在门框上去听的时候，她断定他是睡着了，于是她就说：

　　“他是睡着了，让他多睡一会吧。”

　　带着客人，一面说话一面回到正房去了。

　　厨子给老爷送饭的时候，一开门，那满屋子的蓝烟，就从门口跑了出来。往地上一看，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边卧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觉，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似的。

　　耿大先生被炭烟熏死了。

　　外边凉亭四角的铃子还在咯棱咯棱地响着。

　　因为今天起了一点小风，说不定一会工夫还要下清雪的。

1941年3月26日

(本篇署名萧红，首刊于1941年4月13日至4月29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901至9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