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南生在抗战之前做小学教员，他从南京逃难到陕西，遇到一个朋友是做中学校长的，于是他就做了中学教员。做中学教员这回事先不提。就单说何南生这面貌，一看上去真使你替他发愁。两个眼睛非常光亮而又时时在留神，凡是别人要看的东西，他却躲避着，而别人不要看的东西，他却偷看着。他还没开口说话，他的嘴先向四边咧着，几乎把嘴咧成一个火柴盒形，那样子人疑心他吃了黄连。除了这之外，他的脸上还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下眼睑之下那两块豆腐块样突起的方形筋肉，无管他在说话的时候，在笑的时候，在发愁的时候，那两块筋肉永久不会运动。就连他最好的好朋友，不用说，就连他的太太吧！也从没有看到他那两块砖头似的筋肉运动过。
“这是干什么……这些人。我说，中国人若有出息真他妈的……”
何南生一向反对中国人，就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国人似的。抗战之前反对得更厉害，抗战之后稍稍好了一点，不过有时候仍旧来了他的老毛病。
什么是他的老毛病呢？就是他本身将要发生点困难的事情，也许这事情不一定发生。只要他一想到关于他本身的一点不痛快的事，他就对全世界怀着不满。好比他的袜子晚上脱的时候掉在地板上，差一点没给耗子咬了一个洞，又好比临走下讲台的当儿，一脚踏在一只粉笔头上，粉笔头一滚，好险没有跌了一交。总之，危险的事情若没有发生就过去了，他就越感到那危险得了不得，所以他的嘴上除掉常常说中国人怎样怎样之外，还有一句常说的就是：“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他一回头，又看到了那塞满着人的好像鸭笼似的火车。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现在他所说的到那时候可怎么办，是指着到他们逃难的时候可怎么办。
何南生和他的太太送走了一个同事，还没有离开站台，他就开始不满意。他的眼睛离开那火车第一眼看到他的太太，就觉得自己的太太胖得像笨猪，这在逃难的时候多麻烦。
“看吧，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他心里想着：“再胖点就是一辆火车都要装不下啦！”可是他并没有说。
他又想到，还有两个孩子，还有一只柳条箱，一只猪皮箱，一个网篮。三床被子也得都带着……网篮里边还装着两个白铁锅。到哪里还不是得烧饭呢！逃难，逃到哪里还不是得先吃饭呢！不用说逃难，就说抗战吧，我看天天说抗战的逃起难来比谁都来得快，而且带着孩子老婆锅碗瓢盆一大堆。
在路上他走在他太太的前边，因为他心里一烦乱，就什么也不愿意看。他的脖子向前探着，两个肩头低落下来，两只胳臂就像用稻草做的似的，一路上连手指尖都没有弹一下。若不是看到他的两只脚还在一前一后地移动着，真要相信他是画匠铺里的纸彩人了。
这几天来何南生就替他们的家庭忧着心，而忧心得最厉害的就是从他送走那个同事，那快要压瘫人的火车的印象总不能去掉。可是也难说，就是不逃难，不抗战，什么事也没有的时候，他也总是胆战心惊的。这一抗战，他就觉得个人的幸福算完全不用希望了，他就开始做着倒霉的准备。倒霉也要准备的吗？读者们可不要稀奇，现在何南生就要做给我们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何南生从床上起来了，第一眼他看到的，就是墙上他己准备好的日历。
“对的，是今天，今天是十五……”
一夜他没有好好睡，凡是他能够想起的，他就一件一件的无管大事小事都把它想一遍，一直听到了潼关的炮声。
敌人占了风陵渡和我们隔河炮战已经好几天了，这炮声夜里就停息，天一亮就开始。本来这炮声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南生也不怕，虽然他教书的那个学校离潼关几十里路。照理应该害怕，可是因为他的东西都通通整理好了，就要走了，还管他炮战不炮战呢！
他第二眼看到的就是他太太给他摆在枕头旁边的一双新袜子。
“这是干什么？这是逃难哪……不是上任去呀……你知道现在袜子多少钱一双……”他喊着他的太太：“快把旧袜子给我拿来！把这新袜子给我放起来。”
他把脚尖伸进拖鞋里去，没有看见破袜子破到什么程度，那露在后边的脚跟，他太太一看到就咧起嘴来。
“你笑什么，你笑！这有什么好笑的……还不快给孩子穿衣裳。天不早啦……上火车比登天还难，那天你还没看见。袜子破有什么好笑的，你没看到前线上的士兵呢！都光着脚。”这样说，好像他看见了，其实他也没有看见。
十一点钟还有他的一点钟历史课，他没有去上，两点钟他要上车站。
他吃午饭的时候，一会看看钟，一会揩揩汗。心里一着急，所以他就出汗。学生问他几点钟开车，他就说：“六点一班车，八点还有一班车，我是预备六点的，现在的事难说，要早去，何况我是带着他们……”他所说的“他们，是指的孩子、老婆和箱子。
因为他是学生们组织的抗战救国团的指导，临走之前还得给学生们讲几句话。他讲的什么，他没有准备，他一开头就说，他说他三五天就回来，其实他是一去就不回来的。最后一句说的是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其余的他说，他与陕西共存亡，他绝不逃难。
何南生的一家，在五点二十分钟的时候，算是全来到了车站：太太、孩子———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柳条箱、一个猪皮箱、一只网篮，三个行李包。为什么行李包这样多呢？因为他把雨伞、字纸篓、旧报纸都用一条破被子裹着，算作一件行李；又把抗战救国团所发的棉制服，还有一双破棉鞋，又用一条被子包着，这又是一个行李；那第三个行李，一条被子，那里边包的东西可非常多：电灯炮、粉笔箱、羊毛刷子、扫床的扫帚、破揩布两三块、洋蜡头一大堆、算盘子一个、细铁丝两丈多，还有一团白线，还有肥皂盒盖一个，剩下又都是旧报纸。
只旧报纸他就带了五十多斤。他说：到哪里还不得烧饭呢？还不得吃呢？而点火还有比报纸再好的吗？这逃难的时候，能俭省就俭省，肚子不饿就行了。
除掉这三个行李，网篮也最丰富：白铁锅、黑瓦罐、空饼干盒子、挂西装的弓形的木架、洗衣裳时挂衣裳的绳子，还有一个掉了半个边的陕西土产的痰盂、还有一张小油布，是他那个两岁的女孩夜里铺在床上怕尿了褥子用的，还有两个破洗脸盆。一个洗脸的一个洗脚的。还有油乌的筷子笼一个，切菜刀一把，筷子一大堆，吃饭的饭碗三十多个，切菜墩三个。切菜墩和饭碗是一个朋友走留给他的。他说：逃难的时候，东西只有越逃越少，是不会越逃越多的。若可能就多带些个，没有错，丢了这个还有那个，就是扔也能够多扔几天呀！还有好几条破裤子都在网篮的底上，这个他也有准备。
他太太在装网篮的时候问他：“这破裤子要它做什么呢？”
他说：“你看你，万事没有打算，若有到难民所去的那一天，这个不都是好的吗？”
所以何南生这一家人，在他领导之下，五点二十分钟才全体到了车站，差一点没有赶上火车——火车六点开。
何南生一边流着汗珠，一边觉得这回可万事齐全了。他的心上有八分乐，他再也想不起什么要拿而没有拿的。因为他已经跑回去三次，第一次取了一个花瓶，第二次又在灯头上拧下一个灯伞来，第三次他又取了忘记在灶台上的半盒刀牌烟。
火车站离他家很近，他回头看看那前些日子还是白的，为着怕飞机昨天才染成灰色的小房。他点起一只烟来，在站台上来回地喷着，反正就等火车来，就等这一下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照理他正该说这一句话的时候。站台上不知堆了多少箱子、包裹，还有那么一大批流着血的伤兵，还有那么一大堆吵叫着的难民。这都是要上六点钟开往西安的火车。但何南生的习惯不是这样，凡事一开头，他最害怕。总之一开头他就绝望，等到事情真来了，或是越来越近了，或是就在眼前，一到这时候，你看他就安闲得多。
火车就要来了，站台上的大钟已经五点四十一分。
他又把他所有的东西看了一遍，一共是大小六件，外加热水瓶一个。
“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忘记了吧！你再好好想想！”他问他的太太说。
他的女孩跌了一交，正在哭着，他太太就用手给那孩子抹鼻涕：“哟！我的小手帕忘下了呀！今天早晨洗的，就挂在绳子上。我想着想着。说可别忘了，可是到底忘了，我觉得还有点什么东西，有点什么东西，可就想不起来。”
何南生早就离开太太往回跑了。
“怎么能够丢呢？你知道现在的手帕多少钱一条？”他就用那手帕揩着脸上的汗，“这逃难的时候，我没说过吗！东西少了可得节约，添不起。”
他刚喘上一口气来，他用手一摸口袋，早晨那双没有舍得穿的新袜子又没有了。
“这是丢在什么地方啦？他妈的……火车就要到啦……三四毛钱，又算白扔啦！”
火车误了点，六点五分钟还没到，他就趁这机会又跑回去一趟。袜子果然找到了，托在他的掌心上，他正在研究着袜子上的花纹。他听他的太太说“你的眼镜呀……”
可不是，他一摸眼镜又没有了。本来他也不近视，也许为了好看，他戴眼镜。
他正想回去找眼镜，这时候，火车到了。
他提起箱子来，向车门奔去。他挤了半天没有挤进去。他看别人都比他来的快，也许别人的东西轻些。自己不是最先奔到车门口的吗？怎么不上去，却让别人上去了呢？大概过了十分钟，他的箱子和他仍旧站在车厢外边。
“中国人真他妈的……真是天生的中国人。”他的帽子被挤下去时，他这样骂着。
火车开出去好远了，何南生的全家仍旧完完全全地留在站台上。
“他妈的，中国人要逃不要命，还抗战呢！不如说逃战吧！”他说完了“逃战”，还四边看一看，这车站上是否有自己的学生或熟人。他一看没有，于是又抖着他那被撕裂的长衫：“这还行，这还没有见个敌人的影，就吓没魂啦！要挤死啦！好像屁股后边有大炮轰着。”
八点钟的那次开往西安的列车进站了，何南生又率领着他的全家向车厢冲去。女人叫着，孩子哭着，箱子和网篮又挤得吱咯地乱响。何南生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是跌倒了，等他站起来，他的鼻子早就流了不少的血，血染着长衫的前胸。他太太报告说，他们只有一只猪皮箱子在人们的头顶上被挤进了车厢去。
“那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他着急，所以连那猪皮箱子装的什么东西都弄不清了。
“你还不知道吗？不都是你的衣裳？你的西装……”
他一听这个还了得！他就向着他太太所指的那个车厢寻去。火车就开了。起初开得很慢，他还跟着跑，他还招呼着，而后只得安然地退下来。
他的全家仍旧留在站台上，和别的那些没有上得车的人们留在一起。只是他的猪皮箱子自己跑上火车去走了。
“走不了，走不了，谁让你带这些破东西呢？我看……”太太说。
“不带，不带，什么也不带……至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让你带吧！我看你现在还带什么！”
猪皮箱不跟着主人而自己跑了。饱满的网篮在枕木旁边裂着肚子，小白铁锅瘪得非常可怜。若不是它的主人，就不能认识它了。而那个黑瓦罐竟碎成一片一片的。三个行李只剩下一个完整的，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坐在那上面休息。其余的一个行李不见了。另一个被撕裂了。那些旧报纸在站台上飞，柳条箱也不见了，记不清是别人给拿去了，还是他们自己抬上车去了。
等到第三次开往西安的火车，何南生的全家总算全上去了。到了西安一下火车，先到他们的朋友家。
“你们来了呵！都很好！车上没有挤着？”
“没有，没有，就是丢点东西……还好，还好，人总算平安。”何南生的下眼睑之下的那两块不会运动的筋肉，仍旧没有运动。
“到那时候……”他又想要说到那时候可怎么办。没有说，他想算了吧！抗战胜利之前，什么能是自己的呢？抗战胜利之后什么不都有了吗？
何南生平静地把那一路上抱来的热水瓶放在了桌子上。
(本篇署名萧红，创作日期不详，首刊于1939年1月21日重庆《文摘》战时旬刊第41期和4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