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读到一句的末尾，琴弦没有节调的，重复地响了一下，这样就算他把词句配上了音乐。
“嘘！”胖子把被角揿了一下，接着唱道：“杨延辉，坐宫院……”他的嗓子像破了似的。
第三个也在作声：
“《小品文和漫画》哪里去了？”总是这人比其他两个好，他愿意读杂志和其他刊物。
“唉！无聊！”每次当他读完一本的时候，他就用力向桌面摔去。
晚间，狭肩头的人去读“世界语”了。临出门时，他的眼光很足，向着他的两个同伴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没有纪律，一天哭哭叫叫的。”
“唉！无聊！”当他回来的时候，眼睛也无光了。
照例是这样，临出门时是兴奋的，回来时他就无聊了，和他的两个同伴同样没有纪律。从学“世界语”起，这狭肩头的差不多每天念起“爱丝迫乱多”，后来他渐渐骂起“爱丝迫乱多”来，这可不知因为什么？
他们住得很好，铁丝颤条床，淡蓝色的墙壁涂着金花，两只四十烛光灯泡，窗外有法国梧桐，楼下是外国菜馆，并且铁盒子里不断地放着饼干，还有罐头鱼。
“唉！真无聊！”高个狭肩头的说。
于是胖同伴提议去到法国公园，园中有流汗的园丁；园门口有流汗的洋车夫；巧得很，一个没有手脚的乞丐，滚叫在公园的道旁被他们遇见。
“老黑，你还没有起来吗？真够享福了。”狭肩头的人从公园回来，要把他的第三个同伴拖下来；“真够受的，你还在梦中……”
“不要闹，不要闹，我还困呢！”
“起来吧！去看看那滚号在公园门前的人，你就不困啦！”
那睡在床上的，没有相信他的话，并没起来。
狭肩头的，愤愤懑懑地，整整一个早晨，他没说无聊，这是他看了一个无手无足的乞丐的结果。也许他看到这无手无足的东西就有聊了！
十二点钟要去午餐，这愤懑的人没有去。
“太浪费了，吃些面包不能过吗？”他去买面包，自己坐在房中吃。
“买一盒沙门鱼来伴着吃吧！”他又出去买沙门鱼。
等晚上有朋友来，他就告诉他无钱的朋友：
“你们真是不会俭省，买面包吃多么好！”
他的朋友吃了两天面包，把胃口吃得很酸。
狭肩头人又无聊了，因为他好几天没有看到无手无足的人，或是什么特别惨状的人。
他常常到街上去走，只要看到卖桃的小孩在街上被巡捕打翻了筐子，他也够有聊几个钟头。慢慢他这个无聊的病非到街头去治不可，后来这卖桃的小孩一类的事竟治不了他。那么就必须看报了，报纸上说：烟台煤矿又烧死多少人，或是压死多少人。
“啊呀！真不得了，这真是惨事。”这样大事能使他三两天反复着说，他的无聊，像一种病症似的，又被这大事治住个三两天。他不无聊，很有聊的样子读小说，读杂志。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老黑无聊的时候就唱这调子，他不愿意看什么惨事，他也不愿意听什么伟大的话，他每天不用理智，就用感情来生活着，好像个真诗人似的。四弦琴在他的手下，不成调的嗒啦啦嗒啦啦……
“嗒啦，嗒啦，啦嗒嗒……”胖同伴的木鞋在地板上打拍，手臂在飞着……
“你们这是干什么？”读杂志的人说。
“我们这是在无聊！”三个无聊人听到这话都笑了。
胖同伴，有书也读书，有理论也读理论，有琴也弹琴，有人弹琴他就唱。但这在他都是无聊的事情，对于他实实在在有趣的，是“先施公司”：
“那些女人真可怜，有的连血色都没有了，可是还站在那里拉客……”他常常带着钱去可怜那些女人。
“最非人生活的就是这些女人，可是没有人知道更详细些。”他这态度是个学者的态度。说着他就搭电车，带着钱，热诚地去到那些女人身上去研究“社会科学”去了。
剩下两个无聊的，一个在看报，一个去到公园，拿着琴。去到公园的不知怎样，最大限度也不过“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但是在看报的却发足火来，无论怎样看，报上也不过载着煤矿啦，或者是什么大河大川暴涨淹死多少人，电车轧死小孩，受经济压迫投黄浦自杀一类。
无聊，无聊！
人间慢慢治不了他这个病了。
可惜没有比煤矿更惨的事。
1935年6月12日
(本篇署名悄吟，首刊于1935年8月5日上海《太白》第2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