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第三部，费了一年半的工夫，到此，算是写完了。
　　
　　我在《大波》第二部书后中，诚然说过，要以四部篇幅，把辛亥革命在四川这段过程写完。然而我的私心，并不打算果就写那么多，极欲用一种简练手法，“笔则笔，削则削”，还是写三部就可以了。所以然的缘故，无非想快点将这段历史过程交代完了后，好另起炉灶，继续写一部长篇，来反映从袁世凯叛国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更为动荡、更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新思潮的萌芽。
　　
　　但是第三部写了十章，所费篇幅和前两部差不多，还只写到成都的假独立，到达预定结穴之处，仍然有一段距离。
　　
　　是不是在第三部里，有些情节可以不写？纵写，也不必写得那样细？是不是在剪裁上也有不妥当地方？有些细节写得太多，以致浪费了一些笔墨？
　　
　　不错，这些毛病确都存在。不过发生这些毛病，也有不得不尔的理由。比如说，第四章写龙泉驿兵变和其后一大段行军情形，本可以从侧面去写，或者作一段小插曲，那便费不了许多笔墨；设若放在吴凤梧口里去追叙一下，还可以节省一些篇幅。但是龙泉驿兵变和夏之时到重庆，是一件有关键性的事情，不容许把它随便带过。以第三部整个结构来说，它也是高峰之一，若是不好好写它一番，也不合乎艺术要求。但是为什么又不把夏之时写成一个像样的英雄人物？而且看起来，似还有些苍白无力呢？问题便在龙泉驿兵变，固然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情，但并不如一般记载所说，是出于夏之时有计划的领导。就是后来夏之时带着这支人马东下重庆，对于重庆反正，似乎起了催生符作用，然而克实考察、研究起来，也只是因缘凑合，并非出于夏之时的预定计划。以此之故，我不能把这个真人写成一个一般小说中应有的虚构出来的英雄。同时，也不能把他在这件不寻常的事情中所起的相应作用，予以抹杀。我觉得按照我的那样写法，似乎妥当一些。当然，我取的这种写法，并不一定十分妥当，若令其他高手来写，必有另外方法，也必写得有声有色得多！
　　
　　我在《大波》第一部中用过一些取巧手法（也可说是偷懒手法），把某种应该描写的比较有关系的事件或情节，都借用一个人的口，将其扼要叙说一番，便交代过了。这手法，也是一种艺术，偶一为之，未始不可。但我多用了几次，因就引起了朋友的批评。在写《大波》第二部，我已改正了，把有些可以从一个人口中叙述的事情，改为正面描写，例如第七章前三节，陈锦江和一百多名陆军士兵血染三江口一事，就是从头到尾，具体的将其描写出来，而不光借彭家骐的口来说。在第三部里，更是这样。如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章，对于那个风云人物端方，我便没有放松过一笔，从他的形象，到他的内心，差不多没有借重另一个人的口和另一个人的眼，叙述他，描绘他。虽然我随时注了意，在写这个人的时候，不要写得冗长、臃肿，甚至离开典型活动，而孤独地写他心理变化。但是所费的篇幅到底不少，也像写龙泉驿兵变和行军过程一样，修改了几遍，删却不少过场，涂掉许多闲文，而其结果还是那样不精简。
　　
　　正面描写每一个人的形象与其活动（包括语言、行为、思想、心情等等），而又把他写得活灵活现，而又把他写得恰如其分（尽管夸张，但夸张得也恰如其分），这是我国许多古典长篇的优点。要汲取这种优点，当然要费点力。对于一个人物与其活动，首先要储备资料，储备丰富的资料；其次研究、探讨、分析、综合，使其如实地复活在脑子里，其人其事，差不多跃跃欲出了，而后加工剪裁，形象化出。这样，写出的人，才是典型人，也才能活，也才能想；每个人也才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性格。他们成为作者的伙伴，他们不致成为作者的傀儡。
　　
　　话便如此，但我用了绝大气力，毕竟实践得不到家。例如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中，写周善培这个人与其活动，便感到有些缺欠，虽然也还了他一副本来面目。因为对于辛亥年成都的假独立，周善培辄自以为有大功可居，我的确为他表了功，比他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写的《辛亥四川争路我所亲历之重要事实》似乎还真实些吧？可惜由于我艺术水平低，不免糟蹋了这样题材，要是高手来写，准定能够继承我国古典长篇的优点而发扬光大之的！
　　
　　有读者写信给我说，《大波》中出场人物似乎太多。有些是面目不清，“东露一鳞，西露一爪”，使人看后，不大记得明白；更有一些人物，有头无尾，才一露面，便消失得无踪无影。读者问：“似这等可有可无的陪场人物，不要写，可不可以？纵然写，不必给以姓名，用个符号代表一下，可不可以？”读者意思是，只需写少数主要人物，作者可以集中笔墨，读者也可少耗一些精神。
　　
　　我说，一部有相当分量的长篇，只光光生生写几个（或少数）主要人物的活动，这在西欧的文学作品中的确有，而且相当多。如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如法国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如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乃至如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是。但题材不同，那些名家可以那样写。同时我们得想想，如英国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法国写实主义大师爱弥尔·左拉的四大经典作品之一《劳动》等，就不是那样写法。再如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能不能要求他照他的《复活》那样写呢？不能的。因为题材不同，内容不同的缘故。说到中国的古典长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无论已，就如清末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要把千奇百怪的世相反映出来，若只光光生生写少数几个人物的形象与其活动，这怎么能够呢？何况中国一句常言：“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所谓扶持，即陪衬是也，即烘托是也。而且我写《大波》，因为一半是真人，真人局限性大，的确不大好写。为了要写得透彻，写得全面，有时必须要创造几个人来，从旁发挥，笔在于此，而意却在于彼，分而观之，是两人或数人；合而观之，固一人也。比如龙泉驿兵变中，夏之时、林绍泉、魏楚藩几个是真人，其余都是创造的。假使不创造那一些人，不但夏之时“不期然而然”的行为，无法讲清楚，而且兵变的情况，也容易写来落套。再如葛寰中这个人，谁也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周善培的影子；吴凤梧这个人，许多熟悉成都故事的朋友，都晓得他身上包含有孙兆鸾的成分（孙兆鸾要在第四部中才露面）。有真人，有创造的人，在一个时期中，要反映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动态，真人相当多，创造的人尤其多。每个人不可能都是必须描写得很细致的主角。就是真人，有时也只能当着陪衬人物，只许他偶然露一两次面，提说他一两次姓名。如第八章中间，那个为周善培利用，拟具独立条件的陈崇基，便是一例。这样的手法，在《三国演义》中多得很，只是罗贯中的本事很大，他能够随手拈个人来，无论为了陪衬，或者只是陪场，他总是不多几笔，这个人便活了，使你不觉得那是跑龙套的人物。所以说，一部长篇中的人物，不怕多，只怕写得不好。读者指出《大波》中的许多人物好像是多余的，这可说明是我不及罗贯中太远之处。我感谢读者给我的启示！今后当加倍学习，学习中外古今的作品——尤其是中国现时一些具有定评的优秀作品，“以匡不逮”，而临笔时，再加倍努力！
　　
　　毕竟因为《大波》第三部未能将预定的内容写完，当然，只好赓续写第四部了。写到可止地方为止。第四部将写多少篇幅呢？现在还不好说。将费多少时间呢？虽也不好说，但我则希望不要拖得太久。因为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到《大波》，只算是我安排写作的第一个三部曲，其下应写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李劼人1961年12月31日于成都菱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