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為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後來仗著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閒。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里罷，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麼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裡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為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為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絡繹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為居於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為「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著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裡，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裡的居人，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絕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