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涌的時期。爲着繼續深入的研究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後是宋儒語錄,隨後是佛經、《大乘起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樑瀨漠[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爲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後,雖然因爲職務的關係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於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並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幹——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爲這同我當初的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爲着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爲着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我大致瞭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工夫去管什麼主義不主義。

  後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纔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後來就越沒有工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宣[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隨着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哪]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爲預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至於第二次我到俄國(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那是當着共產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工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地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傳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現在已經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爲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是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地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之中包含着怎樣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致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確,到一九三〇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智[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鍊,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覺得反而退步了。中國的階級鬥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於中國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復雜的分析,更明瞭的判斷,而我的那點智[知]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的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鬆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爲什麼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瞭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分疲勞和吐血癥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爲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瞭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爲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爲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麼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着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岐[歧]路交錯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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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瞿秋白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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