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城也有別號

　　一人一名。這是近幾年來，因了編制戶籍，尤其因了在財貨方面的行爲，便於法律處理，才用法令規定的。行得通否，那是另一問題。

　　中國人從“書足以記姓名”起，每一個人的稱謂，就不止於一個。例如趙大先生，在他的家譜上是初字派，老祖宗在譜牒上給他的名字叫初春，字元茂。到他學會八股，到縣中小考時，自嫌名字不好，遂另取一名叫德基，是謂學名，或稱榜篆。除譜字元茂外，又自己取個號，叫啓成。後來進了學堂，並且還到日本東京留了八個月的學，人維新了，名字當然不能守舊，遂廢去德基、元茂，以肇成爲名，另取天民二字爲號，同時又取了兩個別號，一曰嘯天，一曰魯戈。後來做了縣知事，還代理過一任觀察使，覺得新名字和別號都過激了一點，於是呈請內務部改名爲紹臣，號純齋。中年以後，轉入軍幕，寄情文酒，做官弄錢之外，還講講學，寫寫字；講學時，學生們呼之爲純齋先生，寫字落款，則稱樂園，樂園者，其公館之名也。據說，公館的房子倒修得不錯，四合頭而兼西式，但是除了前庭後院有幾株花樹外，實在沒有園的形跡。近年，趙大先生漸漸老了，產業已在中人之上，聲譽著於鄉里，兒子們不但成立，還都能幹，大家更是尊敬他，稱之曰純老，純公，或曰樂園先生。總而言之，統趙老大一生而計之，除了寫文章用的筆名，除了不歡喜他的人給他的諢名而外，確確作爲他的正經的名稱，可以寫上戶籍，以及財產契約上，以及銀行來往戶頭上的，便有趙初春、趙元茂、趙德基、趙肇成、趙天民、趙嘯天、趙魯戈、趙紹臣、趙純齋、趙樂園，足足十個，還不必算入他的乳名狗兒、金生兩個，與夫三個乾爹取的三個寄名。

　　中國人名字太多，遂有認爲是中國人的惡習。我說，不，中國人的惡習並不在名字之多，而在生前之由於崇德廣業，以地名人，如袁世凱之稱袁項城，馮國璋之稱馮河間，和以官名人，如李鴻章之稱李宮保，或李傅相，如段祺瑞之稱段執政，甚至如章士釗之在《新甲寅雜誌》上之寡稱執政；至於死後之易名，只稱諡名，無數的文忠，無數的文正，無數的文襄，這纔是俗惡之至。

　　名字多，倒不僅只中國“人”爲然，一座城，一片地，一條街，也如此；有本名，有別名，有古名，有今名，還有官吏改的雅名，還有訛名。

　　成都南城，由老半邊街東口通到學道街的一條小巷，本名老古巷，一音之轉，訛成了老虎巷；從前的成都人忌諱頗多，陰曆的初一十五，以及每天大清早晨，忌說老虎鬼怪，不得已而言老虎，只好說作“貓貓兒”，而土音則又唸作“毛毛兒”；原來叫老虎巷的，一般人便喚之爲毛毛兒巷。東門外安順橋側的毛毛兒廟，其實也就是老古廟。少城內有一條街，在辛亥革命以前，少城猶名爲滿城時，此街叫永安胡同，革命後把衚衕革成了巷，改名叫毛毛兒巷（即貓貓巷），到一九二四年（即民國十三年），四川督理楊森尚未經營“蓉舍”以前，曾卜居此巷，於是隨員副官和警察局員都緊張了，他們聯想力都很強：毛毛巷即貓貓巷，即老虎巷；楊、羊同音，楊督理住在毛毛巷，等於羊入虎口，不利，幸而楊森那時還帶有一個什麼威字的北洋政府所頒賜的將軍名號，於是才由警察局下令將巷名改過，並升巷爲街，改爲將軍街焉。

　　一條街，有本名，有別號，而且也有其原委。一座挺大的城，難道就不嗎？當然，城，也如此，有它的別號，例如成都。

　　成都，這名稱，據《寰宇記》講來，頗有來歷。它說：“周太王遷於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曰成都。”意若曰，成都這城，建立不久居民就多了起來。這名字是否該如此解，暫且不管它，好在它與人一樣，本名之外，還有幾個別號，讀讀它的別號，倒滿有意思。

　　目前頂常用的一個別號叫芙蓉城，簡稱之曰蓉城，或曰蓉市，一如今日報紙上常稱廣州爲穗城，或穗市一樣。

　　芙蓉，本應該喚作木芙蓉，意即木本芙蓉，猶木棉一樣，用以別於草本芙蓉，和草本棉花。草本棉花之爲物，我們不待解釋即知，而草本芙蓉，大約已經沒有更多的人知道即池塘中所種的荷花是也。荷花的名字頗多，最初叫芙葉，一曰芙蓉，古詩云：涉江採芙蓉，即涉江採荷花；唐詩云：芙蓉如面柳如眉，即是說楊玉環之臉似荷花，也如說四川美人卓文君的美色一般。大約即自唐代起，才漸漸把木本芙蓉叫作芙蓉，草本芙蓉便直呼之爲荷花，爲蓮，爲藕花，爲菡萏去了。

　　芙蓉城的來歷如何呢？據宋朝張唐英的《蜀檮杌》說，則是由於五代時，後蜀後主孟昶於“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這隻敘述芙蓉城的來源。另外一部宋人趙抃的《成都古今記》，就稍有渲染的說：“孟蜀後主於成都城上遍種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

　　木芙蓉一名拒霜，葉大叢生，雖非灌木，但也不是喬木，其壽不永，最易凋零；在孟昶初種時，大約培植還好，故花時如錦，高下相照，但是過些年就不行了。明朝嘉靖時陸深（子淵）的《蜀都雜鈔》便說：“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同時另一詩人張立，詠後蜀主孟昶故宮的一首七言絕句，也說：“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豈不顯然說明在南宋時，城上芙蓉已經是一年不如一年？自此而後，所謂芙蓉城，便只是一個名詞罷了。大約這種植物宜於卑溼，今人多栽於水邊，城牆比較高亢多風，實不相宜，故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四川總督李世傑曾經打算恢復芙蓉城的舊觀，結果是隻在四道甕城內各剩一通石碑，刊着他的一篇小題大做的《種芙蓉記》；民國二十二年拆毀甕城，就連這石碑也不見了。幸而文章不長，而且又有關於城牆歷史，特全鈔於下，以資參考。

　　李世傑《成都城種芙蓉碑記》：“考《成都記》，孟蜀時，於成都城遍種芙蓉，至秋花開，四十里如錦繡，因名錦城。自孟蜀至今，幾千百年，城之建置不一，而芙蓉亦芟薙殆盡，蓋名存而實亡者，久矣。今上御極之四十八年，允前督福公之請，（按：福公即福康安，在李世傑之前的四川總督。）即成都城舊址而更新之，工未集，適公召爲兵部尚書。餘承其乏，乃督工員經營朝夕，閱二年而蕆事。方欲恢復錦城之舊觀，旋奉命量移江南，亦不果就。又二年，餘復來制斯土，遂命有司於內外城隅，遍種芙蓉，且間以桃柳，用畢斯役焉。夫國家體國經野，繕隍浚池，以爲倉庫人民之衛，凡所以維持而保護之者，不厭其詳；而況是城工費之繁，用幣且數十餘萬，蒞斯土者，睹此言言仡仡，宜何如慎封守、捍牧圉，以副聖天子奠定金湯之意！然則芙蓉桃柳之種，雖若循乎其名，而衡以十年樹木之計，則此時弱質柔條，敷榮競秀，異日蔥蔥郁郁，蔚爲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畫圖，而風雨之飄搖，冰霜之剝蝕，舉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圍繞，如屏如藩，則斯城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是爲記。乾隆五十四年五月立。”

　　另有一個別號以前常用，現在已不常用，錦官城是也，簡稱之曰錦城。這也和廣州的另一別號一樣，以前叫五羊城，簡稱之曰羊城，而今也是不常用之。

　　錦官城原本是成都城外相去不遠的一個特別工業區的名字。據東晉蜀人常璩的《華陽國志》說，夷裏橋直走下去，“其道西，城、故錦官也。”另一東晉蜀人李膺的《益州記》說得更爲清楚：“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江流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裏，城墉猶在。”益州，查系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分牂牁郡的一部分加於蜀，故謂之益，益者加也，一曰益者隘也，現在由陝西寶雞縣南渡渭水，相距四十華里之益門鎮，古稱隘門，即就一例雲。漢晉之益州即今日之成都，“在益城南”即在成都之南。所說錦城方位，與《常志》同。略異者，只《李記》說是在笮橋東，《常志》說是在夷裏橋南。笮橋是古時成都西南門外有名的索橋，夷裏橋則在南門外，此二橋都是李冰所建的七橋之二，早已無跡可尋，不過此二橋皆跨於大江之上。大江即錦江，一名流江，故林思進所主修的《華陽縣誌》，以爲李膺《益州記》所說的“江流南岸”，實即“流江”之誤，這是很合理的。

　　成都在古時李冰治水之後，有兩條江繞城而過，一曰流江，一曰沱江。以前代記載看來，這兩條江並不像現在的樣子：一由西向北繞而東南，一由西向南繞而東南，這樣的分流，是在唐僖宗時高駢建築羅城後始然。之前，這兩條江都是平行並流，都是由西向南繞而東南流去，故左思的《蜀都賦》纔有這一句：“帶二江之雙流”，言此二江並流，如帶之雙垂也。同時劉逵爲之註釋亦曰：“江水出岷山，分爲二江，經成都南東流經之，故曰帶也。”

　　我們必須知道流江、沱江是平行而並流，才能明白《華陽國志》所說：“錦工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它江則不好，故命曰錦裏也。”所謂濯其中者，乃濯於流江之中，所謂濯它江者，即指其並流之沱江也。魏酈道元的《水經注》，雖引《常志》，而就老實這樣說了：“夷裏道西，故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照林修《華陽縣誌》，實應寫作流江，已見前。）而錦至鮮明，濯以它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爲錦裏也。”倘若沱江在城北繞東而南流，那嗎，錦工在城南江邊織錦，無論如何，也不會特別跑到城北或城東去洗濯，而又批判它不好。即因流江適於濯錦鮮明，所以此一長段流江，也才稱爲濯錦江，簡稱之曰錦江、曰錦水。此一片地方，即名錦裏。錦工傍流江而居，特設一種技術官員來管理之，並在工廠周遭築上一道挺厚的牆垣，一用保護，一用防閒，這就叫錦官和錦官城，簡稱錦城。

　　如此說來，錦官城實在成都之南，夷裏橋大道之西的流江之濱。在西漢以後，這種組織已廢，錦工們便已散處成都城內，故《常志》《李記》說起這事，才都作故事在講。然而何以會把成都附會成錦官城呢？說不定在隋朝蜀王楊秀擴展成都時，舊的錦官城故址竟被包入，或者擠進郊郭，混而爲一，因而大家才把成都城用來頂替了這個特區的名字。林修《華陽縣誌》以爲由於宋朝歐陽忞的《輿地廣記》有成都舊謂之錦官城，一語之誤，則是倒果爲因，於理不合了。

　　錦官當然是管理織錦的一種專賈。像這類的官，漢朝相當多，猶之抗戰中間，孔祥熙這傢伙在四川所設的火柴官、糖官等一樣。漢朝的四川，除了錦官外尚設有工官、鐵官、橘官、鹽官，但皆不在成都附近，可以不談。在成都城外，接近錦裏左近的尚有專門管理造車的官，叫作車官，而且也像錦官樣，有一道挺厚的牆垣，以爲保護防閒之用，叫作車官城。《華陽國志》說：“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看來，規模比錦官城大得多。當時四川初通西南夷，而車道通至夜郎國外，平常交通以及軍戎大事，無不以車，故漢時在成都造車，確是一樁大工業。不過車，畢竟是普通工業，不如錦之特殊，其後湮沒了終於就湮沒了，所以不能如錦之保有餘輝者，即普通與特殊之判別故也。

　　織錦是成都的特殊工業，其所以致此者，由於成都在古代有這種特產：蠶絲。此事且留待後面說到蠶市和蜀錦時再詳。現在我要告訴大家的，即是這種特殊工業已沒落了，雖然在歷史上成都曾被南詔蠻人圍攻過幾次，並擄走過若干萬巧工，但是終不如張獻忠在清順治三年由成都撤走時，把所有的技工巧匠剿殺得那麼罄盡，故丹稜遵泗的《蜀碧》乃說：“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御用。……至此，盡於賊手，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十三家，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緞’其遺制也。”

　　《蜀碧》系清嘉慶十年（公元后一八〇五年）出版的，所謂今之“通海緞”，不知是指清初而言嗎，抑指嘉慶年間而言？總之，“通海緞”絕跡已久，無可稽考。

　　豈止“通海緞”絕跡，即光緒年間曾經流行過一時的“巴緞”，和民國初年猶然爲人所喜愛的“芙蓉緞”，也絕跡了。迄今尚稍稍爲人稱道的，僅止作爲被面的一種十樣錦緞，以及行銷西藏的一種金線織花大紅緞，然而持與偶爾遺留的宋錦比起來，則不如遠甚！

　　蜀錦已落沒了。關於錦官遺蹟，只有東門外上河壩街還有一個錦官驛的名稱，大約再幾年，連這名稱也會澌滅了。成都縣衙門側近的錦官驛，不是早隨驛站之裁撤，而連名稱都沒有了嗎？

　　此外，成都尚有一個不甚雅緻的別號，叫龜城。龜本來是個好動物，中國古人曾以龍鳳麒麟配之，尊爲四靈；又說龜最長壽，與白鶴相等，故祝人之壽，輒曰“龜鶴遐齡”；並且以龜年，龜壽取名者也不少，明朝人尚有以龜山爲號的。大約自明末起，規定教坊司只能戴綠頭巾，着豬皮靴，騎獨龍棍，到處縮頭受氣，被人形容爲龜之後，這位四靈之一，於是方被世俗貶抑得不屑置諸口吻。我說，這未免太俗氣了！

　　謂成都爲龜城，始於揚雄的《蜀本記》。此書已失傳，唯散見於各家記載所引，其言曰：“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有頹壞，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跡築之，既而城果就。”到宋朝樂史作《太平寰宇記》，便演化得更爲具體了，大概後來的傳說都根據於此。他說：“成都城亦名龜城。初，張儀、張若城成都，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出於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成大池，龜伏其中。”這種傳說，在古代原極平常，因爲築城乃是大事，如其不能一次成功，其間必有什麼原由，而在屢築屢壞之餘，忽然又築成了，這其間必又有什麼神助。比如胡三省注《通鑑》引晉《太康地記》說馬邑之所以名爲馬邑一樣：“秦時，建此城，輒崩；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周依次築城，遂名馬邑。”馬邑是山西之北、雁門關外，由大同到朔縣鐵路旁邊的一個小城，現在雖不重要，但在歷史上倒是一座名城。北方是乾燥的黃土高原，故於築城不就，雲得其助者爲馬；成都澤洳多水，雲得其助者，便是龜了。馬邑、龜城，情形相同，恰好又可作對聯。

　　龜城又稱龜化城，一寫作龜畫。揚雄所言，是否可信？我以爲只是故神其說而已。五代時，李昊作《創築羊馬城記》有云：“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成都城之初築，雖不見得就費了九年之久，想來一定花費了不少時間。爲什麼呢？就因爲成都當時在李冰治水之前，滿地尚是洳澤，土質疏劣，築城極不容易，屢築屢壞，便因此故。唐僖宗時，王徽作《創築羅城記》，就曾說道：“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磽确，版築靡就。”這是實情。至何以會說到龜的身上？王徽《記》上比較說的頗近情理，他說：“蜀城即卑且隘，像龜形之屈縮。”這更明白了，換言之，即是說成都城雖建築在平原上，卻爲了地形水蕩所限，不能像在北方平原上那等東南西北的拉得等伸而又廉隅，卻是彎彎曲曲，弄成一種倒方不圓，極不規則的形勢，很像龜的模樣，故稱之曰龜城。龜城者，像龜之形也；再一演繹，便成爲“依龜行跡”，於是龜就成爲城的主神了，似乎成都城之築成，全仰仗了烏龜的助力。

　　先是附會一點烏龜懂得築城術，倒沒什麼要緊，頂不好的就是還要在龜的身上，附會出一些禎祥災異的色彩，那就未免無聊。例如通江李馥榮在清康熙末年所著的《灩澦囊》，敘到流寇搖天動、黃龍等十三家，和張獻忠將要屠殺四川時，便先特提一筆說：“崇禎十七年，成都濯錦橋下綠毛龜出，約五丈爲圓，小龜數百相隨，三日後入水不見。”同樣，在敘到吳三桂將要反叛清朝，派兵入川之年，又先特提一筆說：“康熙十二年癸丑，成都濯錦橋下綠毛龜現，大如車輪，見背不見首；有小龜數百，浮於水面，三日後乃不見。”

　　如果《灩澦囊》所記二事都確切可信的話，那就太稀奇了！三十年間，同樣大小的綠毛龜，帶着幾百只龜子龜孫，特爲向大家告警，不上不下，偏偏在東門大橋的頂淺而又頂湍激的水中浮上來，也不怕喜歡吃補品的人們將其弄來紅燒清燉，居然自行示衆三天，悠然而逝，這豈是物理？也不近乎人情！大約只是由於成都原有龜城之說，不免把龜當作了成都的主神，認爲主神出現，便是這一地方有刀兵的先兆。但李馥榮也並非故意造謠，說大龜出現，本亦有據，王士禎的《隴蜀餘聞》，就有一條同樣記載說：“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屋，不易見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時曾一見之。”按王士禎即清初有名詩人，號貽上，別號漁洋山人者，是也。此人曾兩次入川，第一次是康熙十一年，奉命到成都來當主考，是時成都才被清兵收復不到十三年，城郭民舍都還在草創之際，他作了一部《蜀都驛程記》，描寫當時大亂後的情形，頗爲翔實；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五年，奉命到陝西祭華山，到成都來祭江瀆祠。這時是在平定吳三桂之後，四川業已步入承平階段，他作了一部《秦蜀驛程記》，描寫成都，較第一部遊記爲詳。此外，他又寫了三部筆記：一曰《香祖筆記》，一曰《池北偶談》，一曰《隴蜀餘聞》，都有關於四川的耳聞目睹的記載。尤其最後一部，記得更多，上面所引記大龜那段，便是一例。

　　可見成都東門外，在康熙十二年癸丑，出現主神大龜一事，實在由於故老傳說。《隴蜀餘聞》尚能比較客觀的說是出現在江岸間，不過太大了，是否有關災異，他還未曾確定，只是說明其與成都號稱龜城爲有關聯而已。事隔二十餘年，到李馥榮的筆下，於是就由一次出現，演爲二次；由泛泛的江岸間，演爲確指的東門大橋之下；由與龜城的偶合，演爲主神的預兆。我說，《灩澦囊》的話，誠然不可靠，《隴蜀餘聞》的話，其可靠也只有一半，即是說，成都城外江水中或有幾頭較尋常所見爲大的大烏龜，偶爾浮游水上，但是絕不能大如夏屋，大如車輪，大至周圓五丈；如其不在流水中的老龜，或許背殼上生有一些苔蘚之類的東西，乍眼看來，好像是綠毛，但若潛伏在湍激的水中，尚未必然，則綠毛之說，顯爲附會，至於前後兩次都在水面自行示衆三天，那更說不通。

　　總而言之，龜是尋常介類，到處可見，即令大如夏屋，也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東西。若說它與成都城有關係，則是古人有意附會，至於引經據典，像一般野老樣，說成都人動輒罵人爲“龜兒子”，便由於成都初築城時，是憑了龜鱉之故，那嗎，重慶人之開口老子，閉口老子，則又如何解釋呢？

二、成都城的略史——爲什麼會叫作九里三分

　　成都確是一座古城。東晉蜀人常璩的《華陽國志》曾記述其起源，迄至西晉時的情形，甚詳。茲擇要錄如下：

　　“周慎王五年秋（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三一四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

　　周赧王“五年，（秦）惠王二十七年，（按：此處有錯，周赧王之五年，應是秦武王元年。秦惠王之二十七年，當週赧王之四年，是年秦惠王卒。）儀與若城成都，週迴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闌。”

　　“成都縣本治赤裏街，若徙置少城。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並長丞。修整裏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傾池是也。……城北又有龍堤池，城東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通，冬夏不竭，其園囿因之。”

　　“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

　　“州治太城，郡治少城。（接：《常志》所言州，即益州，州之長官爲刺史，猶今之省主席；郡即蜀郡，郡之長官爲太守，猶今之第一行政區督察專員也。說明白點，便是成都同時有兩個城，兩城分離，其中有相當距離，益州刺史駐在大城，或稱太城，此城由刺史管轄，好像是直轄於省政府的一個市；太守駐少城，即是說少城歸第一行政區專員所管，兩城之間，在西晉末尚曾發生過戰爭，到隋初，兩城才合二爲一，此節後詳。）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衝治橋（按：西魏酈道元《水經注》引作衝裏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城南曰江橋（按：《水經注》引作大城南門），南渡流曰萬里橋，（按：《水經注》引作江橋南曰萬里橋，此雲南渡流，必是跨流江之上者，較爲翔實。）西上曰夷裏橋，亦曰笮橋；又從衝治橋西北折曰長昇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城北十里曰昇仙橋，有送客觀。……其郫江西上有永平橋，於是江衆，多作橋。”

　　根據《華陽國志》的記載，從前川西地方的大酋長如蠶叢，如魚鳧等，都未在成都建都，只有開明第七氏，徙都過成都，好像尚無城郭。所以說到成都城，實在應該從張儀、張若二人初築時算起。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在周赧王五年所築的那座城，並不大，週迴只有十二里，而且還是屢築屢壞的土城。所以其上有屋，以蔽風雨。其他一座少城，當然是張若所築，或者比周回十二里的大城還要小些。兩城並立，定然是爲了軍事上的需要，所謂互爲犄角者也。（或曰秦時的少城是兩個，詳後。）此緣當時秦國剛把蜀地征服不久，孤軍遠戍，不能不作此防備。一直到李冰做了太守，方壅江作堋，引了兩條運河並流城外，以通舟船，兼作灌溉之用，這才真正爲了人民。一方面還顧及交通，在兩條運河上造了七道橋，其間一道叫笮橋，即如今日灌縣城外的那道索橋。或者最初還只是一根竹索，橫系兩岸，猶今日懋功、靖化等地尚在使用的溜筒索橋，所以東晉時蜀人李膺所作的《笮橋贊》，才說：“復引一索，飛棧閣，其名曰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如此說來，笮橋一定是個通名，成都西南門外的笮橋，在頂早或許也是溜筒索橋，如李膺所讚的一樣，其後因爲是通西南的要道，第一步改進爲有板有欄，如像今日灌縣城外的那種大索橋，名與實尚相符，故仍曰笮橋。其後縱即改爲木石的體質，因了名從主人之故，還是稱之爲笮橋了。

　　自此以後，成都城的變化就大了，約略言之，其次第如下：

　　一、漢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立成都城十八門。

　　二、隋文帝開皇年間（大約在公元后五八二年至六〇〇年間）蜀王楊秀附張儀舊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廣十里。

　　三、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后八七九年），高駢於子城外增築，週二十五里（一曰三十三裏，一曰三十六裏，一曰四十里，一曰四十三裏，俱俟後詳），曰羅城。

　　四、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后九二七年），孟知祥於羅城外增築，週四十二里，曰羊馬城。

　　五、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后一三七一年），傅友德等平蜀，令李文忠築成都新城。

　　六、清康熙四年（公元后一六六五年），巡撫張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知府冀應熊，成都縣知縣張行，華陽縣知縣張暄等捐資重修成都城。

　　七、清雍正五年（公元后一七二二年），巡撫憲德增修。

　　八、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后一七八三年），總督福康安奏請發幣銀六十萬兩徹底重修。

　　除了上面所列八次大修特修，或附原有子城之外，再築一道大城，或就原來城址，重修之，擴大之，縮小之，要之都是大工程外，其餘小修小治，那次數就太多了，從記載上稽考起來，差不多隔不到十年便有一回。而且因爲以前所築的城牆，大抵是純土版築而成，據史籍所載，只有高駢增築羅城時，掘墳平墓，曾取用過若干磚甓，像直到民國十三年未被破壞以前，全用大青磚修砌起來的那樣整整齊齊的城牆，實在是從清朝乾隆四十八年纔有了的。

　　不過成都城牆只管有過修築，有過大變更，比如從最初的週迴十二里，到五代時的週迴四十二里，從兩個城分立而互爲犄角的形勢，到合二爲一，並無大城少城之分，僅有子城（即內城）羅城（即外郭，詳後）之判。但是成都城卻總在錦江之北、威鳳山之南、這片地方上移動；有時向東北、向西北一帶大大開張出去，有時又縮了進來，稍稍向南移一點，而像西安漢城、唐城的那種大移動，以及如其他許多城池，一遷徙便是數十里，乃至百里，或時置山巔，或時置水際的變遷，那卻是沒有的。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曾說過，成都城從秦、漢至唐初，雖然“前後移徙十餘度，所理不離郡郭”。在前確然如此，即在後亦何嘗不然。

三、九里三分的來歷

　　現在的成都城，可以說從福康安、李世傑徹底重修以來，迄至今一九四九年，經過一百六十六年，雖然從前曾小小培修過多次，而現在已到頹墮階段，但就它的基址說，到底還是一百六十六年前的老地方，這城牆圈子並未絲毫變更。它的全貌，據清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縣誌》載：

順治十七年，我兵平蜀後，巡撫司道由保寧徙至成都，無官署，建城樓以居。康熙初，巡撫張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知府冀應熊、成都縣知縣張行、華陽縣知縣張暄，同捐資重修。東南北枕江，西背平陸，高三丈，厚一丈八尺，週二十二里三分，計四千一十四丈；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東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裏七分；城樓四；堆房十一；門四：東迎暉、南江橋、西清遠、北大安；外環以池。雍正五年，巡撫憲德補修。乾隆四十八年，總督福康安奏請發幣銀六十萬兩，徹底重修。周圍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計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磚高八十一層，壓腳石條三層；大堆房十二，小堆房二十八；八角樓四，炮樓四；四門城樓頂高五丈：東溥濟、南浣溪、西江源、北涵澤。同治元年，四隅添築小炮臺二十四，浚周圍城壕。

　　即因爲東西門相距九里三分，許多人遂稱成都爲九里三分，二十年前，這幾乎成了一個名詞，也幾乎成爲成都的另一別號，甚至有人誤會爲即成都周遭的裏數，那未免把成都城估量得太小了。

　　所謂垛口，即古代所稱的陴，又曰雉堞，是古昔守城者憑以射箭的掩蔽物。民國十三年以前，成都城牆的垛口尚極整齊完好，遠望之，確像鋸齒。向內尚有一道矮矮的磚牆，約高二尺許，厚八寸多，名曰女牆，或曰腰牆。堆房大約是特爲守城時堆置軍需用品之所，在城牆上面，每隔半里一所，高丈餘，深廣亦丈餘，瓦頂磚壁，一門一窗。城牆兩面皆大磚所砌，向內一面壅以泥土，形成斜坡，便於上下。城牆頂上之平面，砌磚三層，名曰海面。東南西北四敵樓，皆五楹二層，即所謂八角樓，極宏麗，也是隔若干年必修理一次，最後一次之修理，爲清光緒二十三年（公元后一八九七年）。敵樓古稱譙樓，譙者望也，即《華陽國志》所稱之觀樓；大抵古代的譙樓，作興宏麗，故謂之“麗譙”，現在看北平的正陽樓，尚可恍然。四甕城上又四樓，名曰炮樓，又名箭樓，各高三層，有炮窗，無欄楣，北平前門上之樓制是也。至成都四城樓名，何以皆取水旁之字？自然是爲了以水制火之故，說不定是在清乾隆五十九年成都一次大火災後，才這樣改取的名字。（《成都縣誌》說，那一次火災，由三義廟燒起，延燒一千餘家。故老相傳，則說燒了幾晝夜，東大街完全燒光，是一次有名的大火。）

四、由一座主要的城變爲兩座分立的城

　　成都城，由秦漢到唐初已經有過十餘次的移徙和變化（見前章所引《元和郡縣圖志》）。從唐起，變化更大，次數也更多。這裏，我不能一一詳述，只能檢其頂重要的，略敘一個大概，以見一般思想考古的君子，光是憑着眼前這道殘破城牆以爲基點，那實在不大妥當。

　　《華陽國志》載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郭。據劉逵注左思的《蜀都賦》，則說：“立成都十八門”。此時，成都是兩個城，一曰大城，一曰少城；大城在東，少城在西，所立的十八門，是大城的門呢？抑是少城的門？再據東晉蜀人李膺的《益州記》說，少城有九門，南方三道門，最東的一道叫陽城門。這下，我們便明瞭，漢武帝時所立的十八門，恰恰是大城九門，少城九門，大小兩城，有一方向爲三門也。所謂立者，開闢也，又有重新修治之意，故《華志》在此句之下又按了一句說：“於是郡縣多城觀矣”，意思說直到漢武帝時候，因爲修治了成都的城，其他的四川郡縣，因而也才築城鑿池，並在城門之上建立了觀樓射闌，以爲城守之具。

　　這又可以說明，在秦惠王末年，張儀、張若初在川西築城時，其意只在爲的秦國戍兵，以防開明大酋長治下那些土著人民的造反和襲擊。故當初除了成都地方築起一座城外，其他只築了一座郫城和一座臨邛城。《華志》說：“惠王二十七年，儀與若城成都，週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週迴七裏，高六丈。臨邛城週迴六裏，高五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闌。”又說：“郫城，郡西北六十里。”又說：“臨邛縣，郡西南二百里。”那嗎，所謂郫城，當然就是今之郫縣，所謂臨邛城，當然就是今之邛崍縣。城的下面都是土倉，用來儲積戍兵的糧食，城上有屋，因爲版築土城，尚不曾砌有磚石，（我們也才懂得古人圍攻城池時，每每決水灌城，使城崩潰的道理。假使所築的城，全像後世一樣，用磚石砌成，即令決灌，也只能淹沒，不會崩潰的。）恐爲風雨所摧，故建屋舍蔽之，並用以作戍兵住宿之所。思量起來，張儀、張若等的用心，原只在保護戍兵而已。其所以要另築一座少城者，因爲大城是軍政機關所在，不許有閒雜人等混居其中，乃另闢一城，以爲市場。我們看左思的《蜀都賦》，便知其詳，賦曰；“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按：此四句是專論大城築得堅實體面。）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按：上句據劉逵注說，即指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而言。不過此十八門，系大少城共有之數，文士作文，當然就含混其詞了。）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叩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按：以上是描寫的大城全貌，先說帝王宮室，後說將相甲第，以及民居之盛，陳設之美，要不是諸葛亮丞相、姜大將軍這等人，誰配享受？以下便是少城，那完全說的是市場了。）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面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作賦雖然要講究辭藻，不免渲染過甚，如王兗所譏的《藝增》，然而左太沖《三都賦》，卻字字有來歷，事事有根據，所寫大、少城兩種面目，我們假使到西貢到新加坡那些地方去，依然可以印證得出的。不過左太沖所寫，乃是三國時的大、少城，並非秦城，這一點須請大家注意。

　　總而言之，秦城爲草創之城，其目的只在屯駐本國戍兵，以防備土著人民。那時的城，即是一座兵營，而兼行政公署。此種組織，在十九世紀的許多殖民地上還甚爲風行。另築的少城，纔是土著人和商賈的住宅區。（我們現在由於《華陽國志》，由於《蜀都賦》，由於《晉書》等的敘述，腦裏已經構成一種概念，以爲秦時的少城，自始即在大城之西，而且也只有一座。但是並不盡然，宋朝張詠的《益州重修公宇記》，開始一段說：“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是城，方廣七裏，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張詠，即世稱的張忠定公，別號乖崖，於北宋太宗淳化五年知益州，即是世傳以一錢殺吏的那位先生，素以剛方著稱，爲宋代理學名臣之一，在川西民變之後，確爲四川做過許多有益於民的事。如此一個人，而又作的一篇刊碑傳世的正經文章，當然不能說他完全不懂史實，而捏造典故，以炫其博。他開始就說按《圖經》，更見他確乎是有所據。其言如可信，則我們更加明白：何以《華志》所說的儀、若築城，只是說了一城，周十二里，高七丈？何以不涉及少城？足見戎兵和國王所駐的城，纔是要緊地方，可以書之史策，若少城也者，也如稍後的錦官城、車官城，乃至如漢朝長安的鐘官城一樣，只不過厚其垣墉，略加範圍，於是便謂之城。像這樣的土城，那是容易築，容易隳，也容易移徙改建。說不定在秦時，原本築有南北兩個大院子，以爲市場，後來隳了頹了，或因旁的緣故，才另在大城之西，又築一座。也說不定在秦時，本有南北兩個少城，而到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時，方纔變更前制，合立一座少城，在大城之西。在前，修造兩個大院，本爲趕場時買賣方便，後來情形變更，有了坐賈，有了居民，猶之由江南之墟，河北之集，一變而爲四川之場，於是爲了管理方便，第一步便把兩個大院子合併成一個更大院子；第二步感覺到孤立的一座大城，倒不如有一個與之犄角爲勢的小城，更爲得力，因而才具備了元鼎二年以後那種大少二城分立東西，互爲犄角的形勢。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關於成都城的記載，大多在元鼎二年以後寫著的，那時，連錦官城、車官城已經當作故事在講了，何況更早的南北少城。然而政府所藏的《圖經》，那是歷史性的公文，當然不能亂說，譬如伐蜀的人中，除了《戰國策》上的司馬錯外，還有陳軫；張知州在官言官，憑藉的是政府舊檔案，我們怎麼能不相信？何況他又是飽學士？然而我始終不敢將此寫作正文，只好引注用者，因爲張知州人雖可靠，到底只他一個人如此云云，在邏輯上說，算是孤證。我在尚未覓得其他證據之前，僅憑記載上的一點孤證，還不敢相信我的推想便可成立故也。）但是到漢武帝時，爲了相信唐蒙的話，開通西南夷，滿想從四川西南部找出一條通路，第一步通到夜郎、且蘭幾個大部落；第二步憑藉牂牁江一水之便，順利而下番禺，去征服半獨立的南越。如此一來，四川成爲他經營西南的根據地，同時這兒的土地、人民、財貨，也成爲他經營西南的資本。他要利用這項資本，所以他就不能再效秦人所爲；只是相信他的官吏，他的戍兵，而滿肚皮懷疑土著人民了。他之要改造大少兩城，“立十八門”，並影響其他郡縣，使之築城鑿池，建造觀樓者，一方面表示他一視同仁，把嶺外的蜀，也當作關中的秦，好使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土著們，都感到並未被主子歧視：“呵，咱們果然站在一條戰線上了！呵，咱們果然拉平了！”而另一方面，也是害怕打開大門之後，引鬼入宅，土地、人民、財貨，既變成了自己的資本，不如開放一下，叫土著們舍家保家，捨命保命，保未雨綢繆，以防萬一，結果把自己不勞而獲的資本，再加一層保障，何樂而不爲？

　　由一座主要森嚴的秦城，變爲兩座東西分立，互爲犄角的漢城，自然是大變化。由兩座城又變爲一座城，難道不算是又一大變化嗎？以下談一談又一大變化。

五、再變爲一個孤立的城

　　魏、蜀、吳三國統一於晉，大家當然知道。晉惠帝時，八王作亂，天下分崩，大家也當然知道。且說，就在這大亂之間，四川局面便落入另一個民族手上，而不復爲司馬氏所有。這一民族是略陽的巴氐人李氏。因爲雍州羌人齊萬年造反，加以地方饑饉，於是李氏這一族便同着其他幾處流民，紛紛逃入四川。李氏的首領叫李特，很是能幹，只憑了幾萬流民作爲資本，不久便把益州刺史羅尚打翻，成了氣候。到他的兒子李雄繼起，遂於晉惠帝永興元年，自立爲成都王。中間又經過弟兄叔侄的互相火併，越二十二年，到東晉成帝咸和元年，李壽便建國爲漢，自稱皇帝。越十三年，於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李壽死，其子李勢繼立。越五年，於東晉穆帝永和三年，爲晉大司馬桓溫所滅。計巴氐人李氏入川，奪得政權，歷六世四十三年。在這四十三年中，成都遭的殃很大，圍攻城池的戰爭不說了，光是佔着少城打大城，佔着大城打少城的戰爭，就有過兩次。這都是額外文章，不必說。只說桓溫既把李勢打到屈膝投降之後，又把成都的少城拆毀，只留下一座大城。此事見於四個宋人的記敘，一是洪邁的《容齋隨筆》，說：“桓溫平李勢，夷少城；”一是祝穆的《方輿勝覽》說：“桓溫代蜀，夷少城。”夷者平也，即是把少城拆毀成平地是也。這變化實在很大，因爲自此而後，無論成都城如何增築改造，終歸是一座城，即如後來會要講到的羅城、羊馬城，也不過是在一城之外，再套一城，和今日北平城牆一般而已。至於兩城分立，而互爲犄角，如今日之歸化、綏遠二城的形勢，則不復再有了。

　　桓溫之拆毀少城，當然有故。其故爲何？曰：爲的是人口減少了。我們且看《華陽國志》說李雄尚在與羅尚爭戰時，川西是如何的景象：“三蜀民流迸，南人東下，野無煙火。……惟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範賢自守。”（按：三蜀，指蜀郡、廣漢郡、犍爲郡，皆今日川西、川南地方，涪陵並非今日下川東之涪陵，乃今日綿陽、羅江、安縣等處，江西，即氓江之西，青城山是大家知道的，即今日灌縣西五十華里處之名山。）《華志》又說到在李雄將要佔領全部川西、川南時：“益州民流徙在荊、湘州及越嶲、牂牁。……”（按：荊即湖北荊州一帶，湘即今日湖南北部及西部，越嶲郡即今日西昌、會理、越嶲、冕寧、鹽邊等處，牂牁郡即今日貴州地方，蓋上文所說之南人東下也。）而且《蜀鑑》還單獨記敘那時衣冠之族東下到荊、湘去當高等難民的，便是四十萬家。這數字真不小呵！所以常璩在寫了李氏興亡之後，乃大嘆息曰：“歷觀前世僞僭之徒，縱毒虔劉，未有如茲！……”常氏目擊李氏之亡，抒寫當時情境，當然真確，那嗎，我說，因爲人口減少了，所以才拆毀一城，可見並非臆測。

　　因此，我更可歸總來如此說了：秦，張儀初築城成都時，只爲的戍兵與統治者，人口不多，故所築城不大。其後，土著紛集，商務日繁，乃另築一個或二個小城以容之。其後，一如《益州重修公宇記》所言：“自秦至漢，民戶益繁”了，於是便改修大小二城，而且都擴展了一些，每一城開到九門，而且還辟出許多條大車道。到東晉時，因爲三四十年的斫殺，加以饑荒，例如《華志》雲：“既克成都，衆皆飢餓，（李）驤乃將民入郪五城，食谷芋。”（按：郪即今三臺、射洪、中江三縣地，谷芋即大芋，又謂芋魁。）人民殺死的，餓死的，逃而東下南入的，當然不少；人口如此銳減，所以取得成都後，只好拆毀一城。但是從桓溫夷平少城之年起，到隋文帝開皇二年封他第四兒子楊秀爲蜀王而兼益州總管之時止，經歷三百一十五年，（按：東晉穆帝永和三年，當公元后三四七年。隋文帝開皇二年，當公元后五六二年。）這一段時間，四川相當安定，中間雖曾有九次小亂，成都城也曾被圍攻過，但是比起李氏的四十幾年的情形，那真算不了一回什麼事；自然，人口增加極重，至低限度三百年前所遺下的一座舊城，實在容納不下了。因此，才如《益州公宇記》所說：“隋文帝封次子秀爲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中北也。”

　　張乖崖這幾句文中，頂值得我們注意的，即甲項“附張儀舊城”。乙項“由隋迄宋之官署，皆在新城迤北”。

　　先說甲項。張《記》所云張儀舊城，蓋循世俗之見，以爲迄至隋初，而成都大城猶爲秦城之舊。其實錯了。照我前面談的看來，自張儀至楊秀所築的成都城，全是以黑黧土版築而成，即在平時，因風雨剝蝕，且須數年一次培修，何況經過一次圍攻的戰爭，損壞必大；損壞了，又必徹底重修，此在後世，亦復如此。故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乃言：“自秦漢至國初，前後移徙十餘度。”業已移徙過十餘度的城，你們能相信還有半點張儀的舊城影子否？然而在張詠之前，已有這樣錯誤的傳說了。如東晉王羲之與益州刺史周撫的帖子說：“住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雲：成都城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具示，爲廣異聞。”這是四川人信口開河，誇耀古蹟的毛病。除諸葛顒外，還有後一些時的一個四川人任豫，在其所著的《益州記》上，也說：“成都諸樓，年代既久，穰棟非昔，惟西門一樓，雖有補葺，張儀時舊跡猶存。”城已靠不住了，城門上的門樓，如何保存？古人大都是不管這些情節的，每到發起思古之幽情來，總得要隨便拈點故實，以爲附會之具。因此，秦樓、張儀樓，乃成爲晉、唐詩人所必登臨，所必詠詩的詩題和採訪的材料。而且樓所在的地位及名稱，也就越攪越混。我不必再爲旁徵博引，因爲那麼一來，這文章便太枝節了。且說，在張詠之後，一直到南宋，還如此相信，以爲所見在城內遺留下來而尚未坍塌淨盡的舊土垣，皆是秦城，皆是張儀時的城。例如南宋人李石作的兩首七言絕句，題目便寫作《秦城》，序曰：“張儀、司馬錯所築。自錯入蜀，秦惠公乙巳歲至皇宋紹興壬午，一千四百七十八年，雖頹圮，所存如巖壁峭立，亦學舍一奇觀也！”其詩之一曰：“泮林堂後面崢嶸，不道詩書恨未平，爪蔓深坑餘鬼哭，此間學校倚秦城。”詩太不好，暗用焚書坑儒的典故也生拙可笑。不過從其詩，可知他所指名的秦城，是在學宮後面。而我們現在且問，李石所說的學宮，是否即指文廟側的文翁石室？苟其然也，我們再看東晉時的《華陽國志》上所說石室的變動及其所在地，看一看學宮後面，到底有沒有秦城的可能。《華志》上面說：“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爲蜀守。……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室，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按：永初是東漢安帝的年號。）太守陳留高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奪郡文學爲州學，郡更於夷裏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有女牆。……”難道這還不明白嗎？文翁時的石室學舍，早燒了，高太守在大城之南立的哩，當然還是在城內，即令那時的城牆還是秦城之遺，也應在他的前面，如像今日文廟與城牆的形勢一樣。但此學舍被益州刺史搶去作了州學，於是蜀郡太守遂在城外河的南岸，另立了一處郡學。在河的南岸，當然不能倚着城牆，即令背後真有一道土牆，那嗎，如非《華志》所說的女牆，也是唐僖宗時羅城之遺（關於羅城詳後）。無論如何，這一筆賬實在掛不到秦城名下。而且他所算出的一千四百七十八年，那是秦國伐蜀，漢開明氏之年，張儀築城，其實還在這五年之後。至於在李石之後十餘年，益州制置使范成大作的《二月二日北門馬上》詩：“新街如拭過鳴騶，芍藥酴醾競滿頭，十里珠簾都捲上，少城風物似揚州。”詩好！但少城下的註解卻比李《序》尤爲混攪了：“少城，張儀所築子城也。土甚堅，橫木皆朽，有穿眼，土相著不解散。”這注，首先該受批駁的，就是子城絕非少城。子城者如子之在母懷，又可稱作內城；此名之對稱詞爲外城，爲羅城，爲郭。少者小也，對大城而言也。不過自隋以後，大城、子城、少城、外城，幾乎難分（此節後詳）。習用已久，不知其非，可也。如強以唐時所築之外城，指爲秦時少城，當然不對，即以漢以後所造之子城（實即大城而誤稱之），而混題爲張儀所築，也不應該。詩人懷古，本來隨便，不足怪，也不足責。所以引此二則者，一證世俗所傳，可據者少；證二張《記》所云的張儀舊城，實實並非張儀舊城，說不定還在桓溫伐蜀以後許多年，西魏大將尉遲迴師取蜀以後又許多年，所培修過的新城也。

　　繼談乙項。張《記》稱楊秀所增築之城爲新城，但在唐時，卻稱之爲少城，或稱子城，原所附之舊城爲大城。例如唐岑參《題徐卿草堂》詩曰：“復居少城北，遙對岷山陽。”又如五代時蜀道士杜光庭《石筍記》曰：“成都子城西城衢有石筍二株。”杜《記》好像是特爲杜甫《石筍行》所下的註解。因《石筍行》之首二句是這樣的：“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也。但是頂重要的一條，還是宋祝穆的《方輿勝覽》所說：“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爲池，池即摩訶池也。”（關於摩訶池，以後特詳）。但只管稱少城或子城，我們總應明白這絕非像漢朝時那種分立的形勢，因爲它是附在舊城的西南二隅上的。雖不全然如明朝曹學佺《蜀中名勝記》所猜想：“少城者，子城也，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大城之西墉。”因爲如所猜想，成都將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城，絕不會成爲龜形，而且也不可以說是附在西南二隅之上。但是也有一部分猜準了的，即新城東北隅的城壁，到底是舊城西南隅之墉垣，明白點說，雖曰二城，實爲一城，只不過中間多了一道隔牆耳！

　　在初唐、中唐，成都城或許還有大城少城之分，但是後來竟至渾然一體，不可再判。《通鑑》上有這麼一段記載：“唐懿宗鹹通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佔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這故事談到羅城時，再細講。這裏只特提一句，即“成都但有子城。”請大家注意，不是更可證實我所說的楊秀增築之後，仍是一城，僅只把舊城更擴展大了一些，而且“但有子城”，是指那時各地習慣：子城之外，大都還有一道外郭；各城皆然，成都獨否，故曰“但”。但者備也，並非平常所用作爲“然”字解。

　　但還有點疑意，即是“但有子城”，是不是原所附着的那座舊大城，已坍頹了呢？抑或只是所附之東北隅的墉垣，不復存留，新舊二城，竟打成了一片呢？因無明文，不敢妄揣，在搜得確證旁證以前，姑且闕疑，以俟高明指教可也。

六、又由一座孤立的城變爲外繚以郭的重城

　　少城即小城，小城不必附着於大城，更沒有在大城之內的，如上來所引的錦官城、車官城、鍾官城，皆少城類也。子城則一定在大城之內，至低限度也有一道大城附着在外，故子城又名內城，又名中城，大約這種稱謂，由來已久，大家早就習焉用之。這裏且引三條旁證，已實吾說：

一、六朝梁武帝時，北方西魏丞相宇文泰和東魏丞相高歡在河南迴洛地方，死拼之際，即因西“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敗，謀作亂。……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

（《通鑑·樑紀》）

二、六朝時，梁元帝肖繹建都在湖北江陵。西魏丞相宇文泰遣柱國常山公子於謹、中山公宇文護……南征。快要由長安出發時，“長孫儉問謹曰：‘爲肖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梁元帝果取下策，及至魏兵攻下江陵外城，即所謂羅郭，於是“元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砍柱，令折，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

（《通鑑·樑紀》）

三、隋末，羣盜大起，有“北海賊帥綦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

（《通鑑·唐紀》）

　　僅只據以上三條，便可說明子城本是通名，並非成都所獨有，而且在第二條中，又已提出羅郭這個名詞，羅郭即外郭，即外城，即大城，一般便稱之爲羅城。再引史事數條於後，並用表明子城除叫內城外，又名金城。金，是形容其小而堅也。

四、六朝梁武帝時，樑“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

（《通鑑·樑紀》）

五、六朝梁簡文帝被侯景脅執在建業時，樑湘東王肖繹命大將王僧辯率兵東下。“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

（《通鑑·樑紀》）

六、六朝梁元帝時，樑“吳州刺史開建侯蕃恃其兵疆，貢獻不入。上密令其將徐佛受圖之。佛受使其徒詐爲訟者詣蕃，遂執之。上以佛受爲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質爲吳州刺史。質至鄱陽，佛受置之金城，自據羅城。”

（《通鑑·樑紀》）

七、六朝陳文帝時，陳將孫湯守郢州。“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湯兵不滿千人……皆爲死戰，周人不能免。”

（《通鑑·陳紀》）

八、唐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胡三省注曰：“《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世之離宮也。”

（《通鑑，唐紀》）

九、武則天時，移都洛陽。“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郎李昭德始築之。”

（《通鑑·唐紀》）

　　觀此九條，可不煩言而解：我們同時知道高駢所築的羅城，原來也是通名，亦非成都所獨有。不過成都有了羅城，確也算是一種大變化，其增築的經過及形勢，在理不能不稍稍詳敘一下。

　　我們且先看公文：（自然，只是摘要，無干冗辭，一律刪除。）

一、高駢於唐僖宗乾符二年夏六月《請築羅城表》：“……伏以臣當道，山河雖嶮，城壘未寧，秦張儀拔蜀之時，已曾版築，隋楊秀守藩之日，亦更增修，堅牢雖壯於一日，周匝不過於八里。自鹹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寇攻圍，數萬戶人，填咽共處，池衆皆竭，熱氣相蒸。……臣今欲與民防患，爲國遠圖，廣築羅城，以示雄閫，將謀永逸，豈憚暫勞！……”

二、又表：“西川境邑，南詔比鄰，頻遭蜓之侵凌，蓋以牆垣湫隘，寇來而士庶投竄，只有子城，圍合而閭井焚燒，更無遺堵；且百萬衆類，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敝，井泉既竭，溝池亦幹。……貨財而豈能般輦？商旅而空懷怨嗟！……旋奉詔書，令臣斟酌，許興版築，冀盛藩維。遂乃相度地勢，揣摩物力，不思費耗，只系安危。……”

三、既成報功，僖宗乃下詔褒之曰：“敕高駢，省所奏修築羅城畢功，並畫圖事，具悉。……上言大鎮，空有子城，殊百雉之環回，是千年之曠闕；便依陳奏，未隔寒暄，每日一十萬夫，分築四十三裏，皆施廣廈，又砌長磚。……役徒九百六十萬工，計錢一百五十萬貫，卓哉懋績，固我雄藩！罄府庫之資儲，舍陰陽之拘忌，但爲國計，總忘身謀。……”

四、並命王徽作記曰：“……上命翰林學士承旨臣王徽授其功狀。臣徽承詔，再拜上言……先是蜀城既卑且隘，象龜行之屈縮，據武擔之形勝，里閈雜錯，邑屋闐委，慢藏誨盜，城而弗羅。……自二紀以降，邊部戒嚴，有虧懷柔，或阻琮贐，雖負山川之險，且乏金湯之固。……於是詔駢。復以丞相擁節，去汶陽，趨錦裏。至則詢問疾苦，樹置紀綱，巡按封域，周覽郛郭；……於是擇將量財，拓開新址，分命支部，以令屬邑。……惟蜀之地，厥土黑黧，而又磽确，版築靡就，前人之不爲，非不爲也，蓋不能也。惟駢果得衆心，克成大績，鳩工揆日，不於素；十旬之中，屹若山峙，南北東西凡二十五里，擁門卻敵之制復八里，其高下蓋二丈有六尺，其下廣又如是，其上袤丈焉！……其上建樓櫓廊廡，凡五千六百八間。……其外則繚以長堤，凡二十六裏，或因江以爲塹，或鑿地以成壕。……其舊城周而復始，蓋八里，高厚之制，大小之規，較其洪纖可得而辨矣。……”

　　其次再看史實。——但是，若果要將這件史事分條別類，從頭到尾，弄個明白，那就非萬把字不可，這一來，不免喧賓奪主了。所以只好極力刪節，但期大家對於這事，略知一個大概，好幫助着來明瞭公文上所說的種種，並且明瞭了羅城之於成都，在歷史上是如何的重大呵！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六月，宣宗崩，懿宗即位。初，韋皋爲西川節度時，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業成則去，復以他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嶲州（按：州治在今西康省西昌縣）而還，又索還習學子弟。……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按：大禮國，即今雲南大理，唐書稱之南詔，爲擺夷之一種，在唐中葉時，頗爲強盛，曾侵入安南，滅交趾，爲高駢所敗，又曾侵入廣西之邕州、梧州，以及貴州等處，皆爲唐兵擊敗，侵犯四川亦屢，然都只在會理迄西昌一帶。以下所記，便是南詔幾次大舉入寇的經過，因此，高駢乃築羅城。）

唐懿宗鹹通四年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嶲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忠武戍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戍二城。

六年夏，四月。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嶲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七年，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度使。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按：南詔稱其君主曰驃信，又謂應天順人，謂已立國稱皇帝，不再是唐朝的藩服。）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自日中，不決。將士皆忿怒，福乃命捽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爲治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按：眉州州治在今眉山縣，在唐時，下轄通義，即今眉山縣、彭山、丹棱、洪雅、青神五縣。蜀州州治在今崇慶縣，下轄晉原——即今崇慶縣——青城、唐安、新津、大邑五縣。雅州州治在今西康省雅安縣，下轄嚴道——即今雅安縣——盧山、名山、百丈、滎經五縣。嘉州州治在今樂山縣，下轄龍洲——即今樂山縣——平羌、峨眉、夾江、玉津、綏山、羅目、犍爲八縣。黎州州治在今西康省漢源縣，下轄漢源、飛越、通望三縣。上來所說嶲州漏列，茲補錄如下：嶲州州治在今西康省西昌縣，下轄越嶲——即今西昌縣——邛都、臺登、蘇祈、西瀘、昆明——即今鹽源縣，並非雲南之昆明——會川、和集、昌明九縣。唐時之縣，至今廢置不一，且名稱亦多不同，勢難再詳，即此已覺枝節過甚。）統押諸蠻，並總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總押諸蠻安撫諸使。

十年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虔。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

是月（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十一月，蠻進寇嶲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按：即今日的沐川縣。）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袞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按：陵州州治在今仁壽縣，下轄仁壽、貴平、井研、始建、籍，五縣。榮州州治旭川、即今榮縣，下轄旭川、應靈、公井、威遠、資官、和義六縣。）後數日，蠻軍大集於凌雲寺，與嘉州對岸。……壬子，陷嘉州。……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筏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陣抗之。滂……遂單騎宵遁。（徐州將苗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髮，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兵所在焚掠。滂奔導江。（按：縣治在今灌縣東二十里導江鋪。唐時屬彭州，唐之彭州州治在九隴，即今彭縣，下轄九隴、濛陽、導江、唐昌四縣。）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佔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按：瀘州州治在今瀘縣。唐時下轄滬川、富義、江安、合江、綿水、涇南六縣。）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炮檑。……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廩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應募者雲集。……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系雅懷。”……南詔進兵新津。……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祥爲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爲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彩幕至城南，雲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酖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兵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敝，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按：十將爲唐時官階名，猶裨將也。）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環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溼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復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按：又名昇仙山，據說在北門外十里處，今己不能確指其地，想來也只是一個小土坡耳。）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按：即今北門外之駟馬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三年五月，南詔寇西川。

唐僖宗乾符元年（按：懿宗於鹹通十四年七月崩。）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樑，濟大渡河。河防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兩敗蠻兵，進至大渡河南而還。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至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爲守備，而塹壘比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雲：“非敢爲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爲讒人離間冤抑之事。倘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預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按：即今宜賓縣）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自是，蠻不復入寇。

三年。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九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週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埳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撲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同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

　　上面所節抄的《通鑑》，雖然還是嫌其冗長一點，但爲了要說明羅城之何以要修造，以及其重要性，卻不能不佔點篇幅。而且這羅城還不僅僅是前無古人甃以磚甓，（以一百天工夫修造那麼大一座城，事前既沒有長期準備，則如僖宗詔書上所說“又砌長磚”；則如《通鑑》所記，“蜀土疏惡，以甓甃之”的磚甓，臨時如何燒得及？這裏，又不能不引兩部宋朝人的著述來作補充了：一是何光遠的《誡鑑錄》，說是“開掘古塚，取磚甃城”；一是趙抃的《成都古今集記》，也同樣說“凡負城丘壠悉平之”。想來，那時城外的墳墓真多，而且也都修得紮實，所以掘出的長磚大甓，滿夠甃砌一座城牆。）更還阻江塞流，把自李冰以來所鑿的平行並流的二江，也改變了，使得另一江從西北角上改道繞城而流，成爲今日的這種形勢。這在成都史上說來也是一種絕大變化，又不能不稍稍詳之。

　　林思進主修的新《華陽縣誌》，於古蹟江瀆池條下有曰：“按陸游《江瀆廟記》稱，廟南臨大江，節度使高駢築羅城，廟始與江隔。則是池當始於高駢帥蜀後，蓋即大江故道也。城既南徙，江成斷港，歷久爲池。考今成都城南自石屏寺（按：即今石牛寺，在南較場四川大學城內部之西。）沿上中下三蓮池，疑皆舊江流耳，浸淤浸塞，不復相通。”

　　《新華陽縣誌》所猜想的極是，大約其說本於嘉慶時劉源所作的《成都石犀記》之文，劉文說得雖更清楚，但也與《新華陽縣誌》一樣，僅能道其果，未能究其因，都是大疵也。其要曰：“考唐以前，城垣未廣，今滿城及文廟前街皆江岸也。江漸西徙，（這句就錯了。）壅沙爲陸，後人因擴城基……今之所謂上蓮池、中蓮池、下蓮池者，即昔之流江也。城既南擴，江流淤而不盡，留爲瀦澤，後人種蓮於其中，遂目之以是名；而江瀆廟之昔在江岸者，今亦入於城中。……愚移居省垣純化街，亦當年之江岸也，自愚宅而南，地勢窪下，猶可以見其彷彿雲。”劉源號止塘，雙流人，乾隆壬子科（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即最近逝世之九十二歲老人劉豫波先生的祖父。純化街那所故宅，現仍爲豫波先生之弟所有，即昔稱爲“槐軒”，爲止塘先生講學之所。止塘先生這篇記，主旨在說李冰所置的五個石牛之一，今仍有一個在將軍衙門內，並說明將軍衙門原本是石牛寺，以後談到石牛寺時，再爲引證。因文旨不同，故說到移城，只不過順帶一筆，其實高駢之阻井塞流，宋人早有所記了。如其不把這弄清楚，單就《新華陽縣誌》及劉文看來，不免令人懷疑以前與錦江平行的那條不能濯錦的沱江故跡，到底是怎樣淤塞了，才一變爲三個蓮池和菜園，二變爲現在的私人宅地和平壩？由今看來，二十年間不但所謂蓮池，業已化爲烏有，即自歷朝以來屢受封祀，而確爲成都古蹟之一的江瀆廟，已變爲私家弄堂，將來再要說明，那就更困難了。

　　現在北門外萬福橋之西北，不是還有一個地名叫九里堤嗎？大家說是諸葛孔明所修，又名丞相堤。同治十二年所修的《成都縣誌》，且從而爲之說曰：“其地窪下，水勢易趨，漢諸葛孔明築堤九里捍之。”卻哪裏曉得簡直錯了！丞相所修是實，但此乃僅負有丞相虛號的高駢，（按：高駢當時的官銜爲檢校尚書同平章事，在唐時稱爲使相，與中書門下同平章事不同，後者稱爲本相，即執政之宰相也，然使相亦可稱丞相，亦可稱相國。）而非三國時的諸葛公。大概四川人對於諸葛公的觀感太深，但凡有益於人的事情，不管誰作的，每每都歸美於諸葛公，何況此堤上，在前果還有一所丞相祠呢？現在我可告訴大家，所謂九里堤，即高駢築羅城時，將另一江水撇之繞城而流的縻棗埝，亦即王徽說的繚以長堤凡二十六裏的一段，亦即五代時杜光庭《神仙感遇記》所說：“始築羅城，……自西北鑿地開清遠江，流入東西，與青城江合流”的清遠江也。

　　《成都縣誌》於“築堤九里捍之”之下，接說：“宋乾德中，太守劉熙古重修，又號劉公堤。”這下，我們來看宋人何涉作的《縻棗埝劉公祠堂記》：（節要）“益居三蜀中，地廣衍，疏衆流，以沃民田，以塹都邑，由是得川名。故時汶江跳波，刮午門南東注，治有子城而無郛郭。唐丞相高公駢之作牧也。懲蠻詔張吻，擇腴而噬，且謂走集宜險，固度高城其外，週數十里；開包橐以容居民，築堤障江，號縻棗埝，折湍勢匯於新城北，以休養生聚護此土。……皇朝乾德（按：趙宋太祖即位之初建元爲建隆，只三會，便改元乾德。）四載，秋七月，西山積霖，江水騰漲，拂鬱暴露，潰埝，蹙西閶樓址以入排故道，漫莽兩堧，洶洶趨下。……開寶改號之初，（按：趙宋太祖改元乾德只五年，又改元開寶。）天子輟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公熙古帥州，始大修是埝。約去訖民害，招置防河健卒，列營便地，伺壞隙輒補，以故連絕水虞，比屋蒙仁。……自時厥後，綿祀八十，功忽而歲輕，事久而日遺，言言巨防，朘薙毀。陛高遐望，江之端，城大如餒鷙焉，恬而弗圖，可爲駭嘆！慶曆乙酉（按：宋仁宗第五次改元慶曆。）……自隴右加今知府文公樞直，（按：文公乃文彥博也。）改轅而來。……一日，嘗從僚吏詣所謂縻棗埝者，左右臨顧，推本利害，而曰：‘非中山公，成都其瀦乎！……以吾爲尹於茲，誠不可遺西人他日戒懼。’由是大營工楗，益庳附簿，爲數十百年計。……埝脊舊有神宇，榜曰‘龍堂’，俚而且巫，義不足訓；公以爲思人愛樹，國風所由著美，今中山之德入人深如是，而廟貌弗建，實前所闕。因易新制，敞劉公祠堂其上，爲裏禜水旱報豐穰之所。……慶曆六年記。”

　　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范成大作制置使時，還曾在這裏建造一亭。楊甲作《縻棗記》記說：“雲汀煙渚，競秀於前，古木修篁，左右環峙，柏陰森森，亙數十里，幽曠清遠，真益州之勝概也！”可見還是一個風景區。楊《記》後半也曾追敘到高駢與劉熙古，因與何文大致相同，不必再錄。本此，我們知道縻棗埝即高駢將原來與錦江平行並流的另一江，撇而繞流北城之處，而何文中說城內故道，自然就是《石犀記》中所指的從滿城南較場一直到下蓮池那一帶低地了。

　　關於羅城，可謂說得夠了，但是還有兩個問題，不能不在這裏並作解答，以免遺漏。

　　問題之一是羅城形勢，究竟是繞着子城而成一個龜形的圓郭呢？還是如楊秀之築新城，只是附着子城西南二隅，而成一個半月形？或稍稍突向西北，而成一個牛舌形？照宋代張唐英的《蜀檮杌》記，王建稱帝之後所改諸城門名字來看，好像子城恰如一般形勢處於羅城之中，而羅城則繞着子城，成爲一個不很規則的外郭。我們看《蜀檮杌》：“（王建）僭即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宮殿。……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計羅城七門：大小東，大小西，共四門；南方爲萬里橋、笮橋二門，皆襲漢城舊名；北方一門。子城也分東、南、西、北，四門；南方一道中隔門；北方除中隔門外，又多一道鼓角樓門，亦是七門。統上而觀，是子城確乎包在羅城之中，如一般子城羅城之形勢。但是到五代時，這形勢又有變更。據宋朝苦復休《茅亭客話》：“王先在伯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那一定在他下詔改定各城門名字之後，如他展拓的是羅城，則是絕大工程，勢非將浣花溪及其下流的濯錦江也像高駢所爲的一樣不可，正史野史和各種筆記全無此種記載，可見他所展拓的，實止子城。光是展拓子城，是容易的事，只須將西南隅那面土城牆拆卸就完了。或者正西面還保存着在，因爲十國春秋前《蜀高祖本紀》曾說：“永平（按：王建初紀元武成，只三年，又改元永平。）五年冬十一月己未入夜，宮中火。……庚申旦，火猶未息。帝出義興門見羣臣。”我們看到下章，便知彼時王建的宮門並無義興門之名，十國春秋的義興門，或者即《蜀檮杌》之興義門之誤。若果是興義門，則子城西門在他即位八年止尚在。不過展拓子城，究在何年？如其在永平五年之後，西門也一定沒有了，南門則尚存在。但是很奇怪的是，子城南門何以並未包在羅城內，好像顯露在外至少與萬里橋門、笮橋門並列着的，因爲《宋史·雷有終傳》，寫宋真宗鹹平三年正月元旦，成都戍卒作亂，知蜀州事的楊懷忠聞之，便集合鄉丁，會同幾處的巡檢兵，從崇慶縣（宋時名晉原，即蜀州州治，下屬新津、江原、永康、青城四縣，與唐朝的蜀州又略不同。）進攻成都：第一次在正月十七日，由北門進城，打了一仗；“二月，再攻益州，……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與緯署其庫龠。”他能不進羅城而直由子城南門而入？則此種變更，定然在展拓子城，不然，就是在孟蜀及宋初，成都子城的位置又有了變更，至少西南方決不同於唐代的樣子。至於東門外的濯錦橋，北門外的清遠橋，當然也是築了羅城之後，將清遠江從縻棗埝撇過來時，才修造的。《新華陽縣誌》於濯錦橋條下說：“今長春橋，東門外跨外江大橋是也。……光緒中，丁文誠（按：丁寶楨死後諡文誠公）督蜀時，再修之，得唐人殘石兩行，有尚書紫金魚袋題銜，當時曾見拓本，今不存矣。”此題銜，不就是高駢或其後的什麼鎮帥的頭銜嗎？（傅崇碧《成都通覽》說：“光緒癸未年修補時，現有宋碑，其爲宋代所建無疑。”當然不可信，以其未見過唐殘石拓本，只據傳聞故也。）

　　問題之二，便是羅城周遭，到底是多少裏？《王徽記》說是二十五里，擁門卻敵之制又八里。五代林光庭《神仙感遇記》所言裏數與之畢合。其後到宋朝，張詠的《重修公宇記》說：“始築羅城，方廣三十六裏，”已不合了。而僖宗《詔》更說是四十三裏，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說：“築羅城四十里”，即與《詔》言合，與《記》言異。當然，王《記》絕不會錯，羅城圈子，除了擁門卻敵之制外，實只二十五里，已不小了，比起現在的二十二里八分，大了二里多。僖宗《詔書》或許也說得對，它所言的四十三裏，大概是包括外潦之堤而言，圍堤其城實爲五十一里，相差八里，這在古人倒也是小疵，而頂頂說不通的，只有孫光憲的築城四十里。好在這些都是過去的史事，弄不清楚，與我們現實生活並無多大關係，不過連帶一提，以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說法之後，實有至理存焉！

七、又由一座外繚以郭的重城，變爲郭外有郭的重城

　　中國歷史在李唐之後，稱爲五代。五代者，朱溫之後樑、李存勗之後唐，石敬瑭之後晉、劉嵩之後漢、郭威之後周也。此五代建立皆在當時所謂之中原，故史家認之爲正統，其餘在各地稱帝稱王，只管也曾改元建極，但後來都差不多爲中原的五代，以及繼承五代的趙宋所征服，故史家皆認爲偏安，或認爲篡竊。這且不說，只說即在五代中原鼎沸時節，四川地方曾先後成立過兩次帝國，妙在都稱爲蜀國。頭一度，是王建和他的兒子王衍。當朱溫在河南開封篡唐稱帝那年起，即是說在公元后的九〇七年起，王建也在成都稱了皇帝。上章所引《蜀檮杌》，將大、子兩城的城門全改名稱的盛事，就在這一年。王建稱帝十一年，死後，王衍繼位又是七年，爲後唐莊宗存勗遣將郭崇韜所滅。時爲公元后的九二五年。計王建父子共立國一十八年。史家稱之爲前蜀。王氏滅後，接着孟知祥入川，不過四年，便形成一種半獨立形勢，又四年，即是說在公元后的九三四年，孟知祥又稱了皇帝。僅僅兩年，死了，他兒子孟昶繼位，過了二十九年，爲趙宋太祖遣將王全斌所滅，時當公元后的九六五年。計孟氏立國也只父子兩代，共歷三十一年，史家稱之爲後蜀。

　　現在我們來談孟知祥，在半獨立之前二年所築造的羊馬城。

　　何以叫作羊馬城？宋人記載，很少提及羊馬之名，只《宋史》上敘到成都城內第二次內戰，曾說及羊馬城，可是並無註解。且不說後人，即以李昊所作的《創築羊馬城記》來看，（按：李昊是五代時四川文人，前蜀後主王衍投降時，是他作的降表；後蜀後主孟昶投降，也是他作的降表。在孟昶投降後，曾有人夜間在他大門上貼上一張條子，說他是世修降表李家。）也只在一句上面有此一詞，即是敘說築城由來，順便一提，而且還是作爲駢文的對仗在用。文曰：“公一旦謂諸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內奧區，地稱陸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郛郭則樓臺疊映，珠碧鮮輝，江山則襟帶牽連，物華秀麗；閭閻棋佈，鄽陌駢羅，不戒嚴陴，是輕武備耳！亂臣賊子，何嘗不窺？南詔西羌，曾聞入寇。將沮豺狼之意，須營羊馬之城，吾已揣之，衆宜協力！”雖然還有一句上，也出現羊馬二字，可是並不相聯成詞，而且也令人不大瞭解，如曰：“公去奢從儉，節事省財，馬如羊而不入私門，金如粟而不藏私橐。”

　　照李《記》文意看來，羊馬一詞自是當時流行的一個通名，一如羅郭全城，大家皆已習而用之，不煩講解，所以孟知祥方輕易說出，而李昊也才順手拈來。但是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據胡三省注《通鑑·唐紀》“李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說：乃“城外別築短垣，高才及肩，謂之羊馬城”。原來果是一種通用名詞，只是自宋以後，殊少用之，遂漸失其義耳。而且其初只是一種護垣，到孟知祥築之時，便成爲一種郭外之郭了。

　　高駢的羅城在成都城垣史上，若說是空前，則孟知祥的羊馬城，實在也可謂爲絕後。我們看李昊的《記》罷：“自天成二年丁亥歲十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其新城周圍凡四十二里，竦一丈七尺，基闊二丈二尺，其上闊一丈七尺，別築陴四丈；鑿壕一重，其深淺闊狹隨其地勢。自卸版日，構覆城白露舍四千九百五十七間，內門樓九所，計五十四間，至三月二十五日，停運斧斤。其版築採造，軍民共役三百九十萬工；其執事餱糧，及役罷賞賚，鬥支稱給，婚貫囊裝，其數凡費一百二十萬。”

　　高駢築羅城，費了九百六十萬工，比起羊馬城雖是多了五百七十萬工，又用錢一百五十萬貫，比起羊馬城雖也多了三十萬貫，但是築城之外，還須開掘墳墓，剷平丘隴，修築長堤，阻塞江流，另闢河道，添造二橋，同時城牆大部分還是用磚甓砌的，不全然以泥土版築，故費工較大，花錢較多；而城牆圈子連“擁門隙敵”之制的八里在內，才三十三裏，並且城牆也較高九尺，基腳也較寬四尺。以此計之，羊馬城光是用土築了一道城圈，掘了一重深淺闊狹，全不一致的壕溝，便花去那麼多工，和那麼多錢，說起來也實在是一件大工程，何況城圈拉到四十二里之長，怎能不說它是絕後呢？

　　不過羅城之築，是在大理國遠征軍圍攻成都以後，並且也在外患迄未平息之時，說到爲國爲民的意義，確實重大，所以在史書上才頗爲慎重的將其記載下來。至於羊馬城之興築，即就當時在孟知祥手下做文官的李昊說來，也只是“不戒嚴陴，是輕武備耳！亂臣賊子，何嘗不窺？南蠻西羌，曾聞入寇。將沮豺狼之意，須營羊馬之城”。這麼輕而無力的幾句，足見羊馬城之擴大興築，對於爲國爲民的意義並不大，故史書對此，並不重視。在《通鑑》上，司馬光只照例的像流水賬簿樣，掛了一筆：“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可以說，在後蜀三十一年中，這一道四十二里的城牆，頂頂得了用的，還是到孟昶手上將它當成了花壇，宋趙抃《成都古今集記》曰：“孟蜀後主於成都城上遍種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錦繡，高下相照。”因而變名爲芙蓉城，爲孟昶增加不少風趣，爲後世增加不少談資，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並且令我們最奇怪的，就是宋朝人的著作，無論詩與文，無論年紀、小說與正經逸史，全不提說這羊馬城。例如宋太宗淳化五年（當公元后九九四年）以張詠知益州，而張詠在三年後，所作的《益州重修公宇記》，敘說成都城的歷史，也至羅城爲止，其下接曰“顧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朱樑移唐鼎，遠人得以肆志。王建、孟知祥迭稱僞號。乾德初，王師吊伐，……”再下，便敘到李順作亂：“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而張詠就是在李順亂後，來成都做知州的。如此一座大城，在筆尖上絲毫不提，難道七十年前的那道羊馬城，竟沒有了嗎？竟因土質疏惡，未以磚甓甃之，而全部坍頹了嗎？抑或李昊那篇記，簡直像後世的宣傳品樣，根本就沒有築城這回事？然而又不然焉，羊馬城即在張詠作記後三年，尚因戍卒叛變，造成宋初成都城內第二次內戰，官軍征討叛卒王均時，在《宋史·雷有終傳》上，還曾提到它，而且還憑之作過戰哩。茲引《雷有終傳》一小段以爲佐證：

是月，（按：即宋真宗鹹平三年二月。）有終收復漢州，進壁昇仙橋……賊自昇仙之敗，撤橋塞門。官軍進至清遠江，爲樑而渡。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門之西，依壕爲土山。……八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雁翅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城。九月，……賊自是銷沮，築月城以自固。……石普穴城爲暗門，……遂入城。有終登樓下瞰：賊之餘衆，猶砦天長觀前，於文翁坊密設炮架。……楊懷忠焚其砦天長觀前，追至大安門，覆敗焉；是夕二鼓，王均與其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

　　在上面所節抄的這一短段《宋史》上，我們不但看見了羊馬城，並還看出了子城、羅城、羊馬城這三重城的北面形勢。

　　第一，羊馬城即在清遠江之南，清遠江者，即高駢築羅城後，阻斷原來與錦江並行的那道沱江，一如五代時杜光庭所說，乃“自西北鑿地開清遠江，流入東南，與青城江合”的那條河。如果河流沒有變更，那便是今日由油子河流下的北門大河。但以史實測之，確又不像，因爲跨於清遠江上者爲清遠橋。清遠橋，即今迎恩樓外那道小橋。《通鑑》載唐僖宗光啓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因聽田令孜之言，遣人招王建，繼又悔之。王建遂進攻成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按：田令孜曾爲神策十軍觀軍容史、王建爲其義子。）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按：顧公指梓州刺史顧彥朗），進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髪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此之所謂樓，當然是羊馬城北門城樓。能在清遠橋上拜而對語，足見羊馬城的北門，恰在現在北門外迎恩樓處，而當時的清遠江，自然還是一條大河流。今日北門大橋下那道大水，必然是後來改道引來的了。

　　第二，羊馬城進來纔是羅城。足見羊馬城實成爲羅城的外郭。而且因爲羅城是甃有磚甓，相當堅固，所以直攻了個多月，還用了種種方法，才穴城而入。

　　第三，羅城裏面已經繁盛了，即在北門內，就有建築結實的天長觀，叛軍可以憑之而爲防禦工事，並且有文翁坊。文翁坊，一定是有名的一百二十坊之一。

　　第四，在羅城內的街市戰一敗之後，叛軍退守大安門。大安門，即子城的北門，已見上章所引《蜀檮杌》。於此又足見子城實是包在羅城之內，至低限度，在北面爲然。

　　第五，羊馬城既被攻入，官軍則進逼羅城，叛軍則“逐月城以自固”。月城即後世所稱的甕城，亦即王徽《創築羅城記》上所說的“擁門隙敵”之制，擁門隙敵言其意，月城言其形，甕城一則形容其四面封閉如大甕，一則恐即由擁門二字之一轉耳。

　　總而言之，羊馬城雖是版築而成的土城，但越七十餘年，在宋真宗時，到底還存在着。它的形勢，大概由羅城之西南起始，繞着西方，更向西北隅出，再轉向東南，循着清遠江之南岸，繞過東北角，而再附着於東城。我何以如此推測呢？這很容易解答，因爲羅城既築以後，城的東面一段，和南面一段，業已緊緊靠着河岸，如果要在這兩面之外，再加築城圈，可能自然可能，但是這城圈若果不築在河之彼岸，則必再效高駢辦法，阻江塞流，另外再掘一道新的河流，此二者既在史實上無可徵驗，而歌功頌德如李昊所作的記上，也未提一字，足見孟知祥是沒有想到要做這種較爲艱苦繁重的工程。其次，西北一隅，在縻棗埝與浣花溪之間，一片平蕪，雖有細流，而無丘隴，確實又是一個最好擴展的所在。再次，還有《雷有終傳》可證，由西繞北向東的那帶羊馬城，的確又是沿着清遠江岸在走。再加前後蜀主所管的宮苑林園、池館、離宮，多是偏向正西一面，和西北隅在發展——例如今日的成都縣署，即宣華苑中的飛鸞閣；例如宋朝孫應時《和劉師文飲城西見懷》詩，有句雲：“益州西門外，勝事日幽矚；……經行舊臺苑，蕪沒長禾菽……”更可證明孟知祥那時之興築羊馬城，即因羅城內業已繁榮擁擠，不足發展，而王氏的宣華苑更把西面及西北隅全佔了去；而西南隅哩，還有一所極其廣大的聖壽寺，（包括現在的將軍衙門全部，及東勝街、西勝街、支磯石和金河以南一帶地方，達於今日的君平街，達於今日的石牛寺，四川大學城內部，成公中學全部，和南較場，東邊達於汪家拐，或更東迄於原來的江瀆廟。詳細見後文。）假設他那時就有野心，想當蜀國皇帝，想把宣華苑再加擴大而成爲一所像樣的宮苑的話，那他自然只好更朝西面和西北隅打主意。何況他修的羊馬城，既已不是及肩短垣，而又未曾變到又一羅郭，照尺寸講起來，一丈七尺高，比羅城低九尺，而基寬二丈二尺，頂寬一丈七尺，與其說是城，不如說它像個平臺。無怪他兒子要用來種花了！我們假使將今日城園作爲羅城，（以周遭的裏數說，羅城僅只大得二里二分，也不算什麼。）沿着西南城角，即是說從百花潭左近起，彎彎曲曲的畫道圈子，西門這面，循着現在的環城馬路，越過撫琴臺，便老實朝北，斜斜抵到九里堤，再轉而向東，從迎恩樓繞過，一直到獨柏樹那面，即是說在二臺子之南，再斜斜南下，又繞過猛追灣，而附着在新東門的左近。算一算，也差不多足夠四十二里罷？這即是一千〇二十二年前（按：五代後唐明宗天成二年，當公元后九二七年，迄至今一九四九年，算來如上數。）羊馬城的故跡。

　　因爲羊馬城本不大像道城，既已栽了芙蓉，可見早就沒有了覆城的白露舍。七十年後，又經過兩次圍城大戰，（趙宋初，王全斌滅後蜀時，並未打過大仗，孟昶等不到兵臨城下就投降了，所以他的愛妃花蕊夫人，才以詩答趙匡胤之問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所謂兩次圍城戰，即太宗淳化五年，蜀民不堪戰勝國的誅求苛酷，起而反抗，由王小波、李順領頭，攻佔成都之後，又被宋兵消滅的一次，和真宗鹹平三年，在成都的駐防兵因爲待遇不平，忿而作亂，將指揮都虞侯王均擁爲首領，上文所引《雷有終傳》，就是雷有終等消滅王均的一次。）想來那一道土牆，縱不完全坍塌，恐也逐段逐段的開爲缺口，變爲平地，或竟變爲一道土坡，而不成其爲城。因此之故，我們在宋人的詩文上便再發現不到這道城，仍只看見高駢所築的那道羅城，不過不叫羅城，而叫作少城。（初唐、盛唐稱爲少城的如已引過的岑參的詩句，以及杜甫詩“東望少城花滿煙”，皆指隋朝蜀王楊秀所築的新城。這城，在唐懿宗時業已不存，已見前文。故唐宋詩文中雖然皆有少城這名詞，其實並非那一個城也。）原有之舊城，仍稱子城。但子城後來似乎又有變遷，凡在東南這兩面的羅城，都已併入羅城，即是說在一道大城圈中包了兩個半邊城，子城處於東南，少城處於西北，而當中還有兩城，一是宮城，一是夾城；《蜀檮杌》上所謂的城中隔，恐即夾城的前身。關於宮城等，以後詳於說皇城各章。下面且引宋人幾首詩，以見我說的東南爲子城，西北爲少城之不誣。

宋祁《北樓》：“少城西隅之高樓，此地蒼茫天意秋……”

馮時行《信相院水亭》：“……少城城隈佛宮闕，客哦水月僧饒舌。……”（按：信相院即今文殊院。）

范成大《三月二日北門上馬》：“新街如拭過鳴騶，芍藥酴醾競滿頭，十里珠簾都捲上，少城風物似揚州。”

陸游《登城》：“我登少城門，四顧天地接，大風正北起，怒號撼危堞。……”

又，《晚登子城》：“江頭作雪雪未成，北風吹雲如有營，驅車出門何所詣，一放吾目登高城；城中繁雄十萬戶，朱門甲第何崢嶸；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又，《登子城新樓遍至西園池亭》（原注云：在城南，即宣華苑故址。）“狂夫無計奈狂何，何況登臨逸興多！千疊雪山連滴博，一支春水入摩訶。……”

又，《謁告歸臥晚登子城》：“此身真是抱官囚，厭見長空赤日流；……菱角藕絲還恨少，強擁玉薤醉高樓。……”

又，《成都書事》：“大城少城柳已青，東臺西臺雪正晴，鶯花又作新年夢，絲竹常聞靜夜聲；廢苑煙蕪迎馬動，清江春漲拍堤平；樽中酒滿身強健，未恨飄零過此生！”

八、前所未有的大破壞——地上一切全變成了無

　　考之歷史，成都城在宋朝，僅僅修葺過兩次，並且都在北宋時候。宋末元初，元兵曾幾次侵擾四川，兩度佔有成都，殺人之多，好像比巴西氐人李氏時代還厲害。據舊《成都縣誌》載：明朝人趙防作的《程氏傳》，引元朝人賀清權的《成都錄》說：“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又引《三卯錄》說：“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暮，疑不死，復刺之。”於是趙防慨嘆曰：“元人入成都，其慘如此！”《成都錄》《三卯錄》所記果實，真可謂慘絕人寰，明末清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焉能比擬！《楊升庵遺集》亦有曰：“宋宣和中，成都楊景盛一家，同科登進士第十二人，經元師之慘，民縻孑遺，以百八十年猶未能復如宋世之半也！”殺人已如此，其於城市之破壞不顧，當然不在話下。何況終元之世九十幾年中，四川省治在成都時少，在重慶時多，省治不在，則於修治城市，當然更不注意。因此，我們方明白明太祖洪武四年，傅友德平蜀之後，何以接着就令李文忠到成都來拊循遺民，建築成都新城。這城大約是草率築成，並不怎麼結實，所以在二十二年，又命藍玉到成都督修城池，因無詳細記載，實不知道明初築的成都城，到底有好大，而且是個什麼形勢。我們但知道終明之世，成都城曾大大修治過一次，並用磚石砌過。不過一定砌得不周到，北城那方，就沒有砌磚石，以致後來張獻忠攻打成都，便從這裏下手，而將城牆轟垮了的。

　　大概明朝所建的成都城，其城牆圈子所在，當然不會超越羅城城基，或許還要小些。一則，成都人民經元兵屠殺之餘，當然人口大減；二則，前後蜀宮苑廢址騰出的很多，以蜀王藩府所佔地比起來，不過其中之一角，其餘空地，即在南宋時候已開爲稻田菜圃，有江村景緻，何況再經若干年慘毒的兵燹！地曠人稀，則所築新城，當然不能甚大。現在我們要談到它更大一次的變化，即張獻忠的屠城史了。

　　張獻忠於明末思宗崇禎十七年陰曆八月初九日攻入成都，也即是清初順治元年的陰曆八月九日，當公元后一六四四年，迄至今一九四九年陰曆八月，算起來實爲三百零五年。三百多年，不算很短的時間，然而四川人至今談起張獻忠，好像還是昨天的樣子，而且並沒有什麼演義小說爲之渲染，只憑極少一些記載，而居然能夠使他在人們的記憶中，傳說中，像新生一樣的遺留到今，單憑這一點，也就可以想見其屠殺破壞的成績。

　　關於張獻忠的平生，和他與李自成，與搖天動、黃龍等十三家，如何起事作亂，如何流竄陝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四川，以及他死了之後，餘毒流播於西康、貴州、雲南、湖南、廣西等省的經過和事蹟，太複雜了，當然不能去說；即張獻忠一股，兩次殺到成都城下，以及他從川北殺到川南，從川東殺到川西，僅這一點，牽連也太廣泛，不單屬於成都方面，也不能說。不但此也，就是他在成都的行爲，凡是和成都城市無直接關係的，還是不能牽涉，因爲可說者太多，不說倒好，一說起來便不免掛一漏萬。設若大家有意思要想多知道一點張獻忠亂川的故事，而又不打算零零碎碎在正史去找的話，我這裏且介紹幾部在今日成都尚能買得到的書，以供瀏覽罷！一、費密著的《荒書》；二、沈荀蔚著的《蜀難敘略》；三、歐陽直著的《遺書》三種。此三部書的作者，都是明末清初的人，並且都是親身經歷戰端，所記大都是直接見聞，極可珍貴。其次爲：四、李馥榮著的《灩澦囊》尤詳於搖黃十三家，系康熙末年成書；五、孫瘦石著的《蜀破鏡》；六、彭遵泗著的《蜀碧》，皆嘉慶年間成書，材料雖然間接一點，但採納遺聞尚多，而又特詳於川西。還有：七、劉景伯著的《蜀龜鑑》，系道光年成書，出世最晚，而是採輯各書，照《春秋左傳》例，纂成的一部張獻忠亂川編年史。此外零零碎碎，記載張獻忠逸聞的東西尚多，但都不成片段，只須看了上列七部，也滿夠明瞭張獻忠在四川的一切。

　　我這裏雖然不能多用筆墨來寫張獻忠的平生，但是他的簡單履歷總得給他開一個。

　　張獻忠，陝西膚施縣人，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生，當公元后的一六〇五年。出身富農，本身在縣衙門當過壯勇，升到什長。二十三歲，即明思宗崇禎元年，當公元后一六二八年，就因犯事革職，而逃去與陝北的高迎祥、李自成，打起“反”字旗號。不過五年，便有了名，號稱黃虎，自稱八大王，慢慢就打出陝西，到了湖北，自己就成功了一個獨立的隊伍。從此與李自成時分時合。但結果還是勝不相謀，敗不相救，各自打各自主意，而成爲死對頭。這中間，張獻忠也曾慘敗過幾次，投降過一次，到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由山西向河北進攻時，張獻忠又第三次從湖北西進，殺入四川的巫溪、大寧、平山等地，正月攻陷夔府，六月二十日攻陷重慶，八月初九日，便攻進了成都。

　　根據《明·通鑑》及各種記載說，當張獻忠尚未陷夔府以前，四川情形已經不大好，當時成都縣知縣吳繼善（明末清初有名詩人吳梅村的哥哥）、華陽縣知縣沈雲祚（他的兒子就是著《蜀難敘略》的沈荀蔚）都曾上書或託是時蜀王的兄弟勸蜀王朱至澍，把宮中所儲積的錢財拿出來，募兵打仗。但朱至澍一直不肯，託言是祖宗成法，藩王不能干預軍政。及至張獻忠由重慶西上，一路勢如破竹時，朱至澍纔拿出錢來，捐作軍費，但已來不及了。成都一般有地位有錢的紳士，和閒職官員、蜀王宗人等，早已自行疏散，官眷軍眷們也先已送到安全地帶。沈荀蔚那時才七歲，也是這樣在七月十四日，就同着老太太跑往邛崍縣去的。蜀王朱至澍也打算偕同家室兄弟疏散到雲南，卻爲那時的巡按劉之渤阻止，同時守城兵也譁鬧起來，大概是：要死得大家死罷！而後朱至澍才留下了。這時，新任巡撫龍文光和總兵劉佳允恰帶了三千兵馬，由北道到來，大家才趕緊來作防守準備。及至八月初五日，張獻忠已到成都城外，紮下了二十幾個大營，守城兵已經與之接觸了兩次，方纔發現城壕是乾涸的。龍文光才趕快命令郫縣知縣趙家煒到都江埝去放水，水尚未來，獻忠兵已攻到城下。知道東北隅八角樓處的城牆是泥土築成，沒有砌磚石，於是便一面攻城，一面就在這地方挖了一個大洞，裝滿火藥，引線牽到兩裏以外，上面蓋着泥土；一面又用幾丈長一段大木頭，假裝成一尊大炮，來恐嚇城上的守兵。到八月初八日，獻忠兵忽然退了兩三裏。守城的人們很是高興，以爲也同前幾年，張獻忠由瀘縣回師川北時，圍攻成都一樣，只幾天便各自退走了，認爲這次或者也可倖免。但是到八月初九日黎明，獻忠兵點燃引線，霎時間，據說：“炮聲如暴雷，木石煙霧，迷漫數裏，城崩數十丈，守陴者皆走”，張獻忠揮兵入城。其結果：第一次屠城三天，說是還不怎麼兇；朱至澍夫婦先吞了冰片，而後再投井；文武各官有當時就殺了的，有自行解決的，有拘留相當時間，誓不投降而後死了的，也有一部分武官乘機逃脫，再打游擊，畢竟把張獻忠打跑了的，都與我的題目無關，不必講它。

　　這裏，只說張敬軒（即張獻忠的雅號，但後來一直沒有人用過。）既入成都，因爲明思宗已死，聽說李自成已在北京作了皇帝，他不服氣，於是在十月十六日，也在成都登了寶位，改國號爲大西國，改年號爲大順年，改蜀王藩府爲皇宮，宮城爲皇城；也有左右丞相，也有六部尚書，四個乾兒子，都掛了將軍印；幾月之後，還開了一次會考，一次科考。但是到底沒有政治頭腦，雖然打了十幾年的仗，卻始終不懂得什麼叫政治，以爲能夠隨便殺人，便可使人生畏，便可鎮壓反抗，便可穩固既得地位；尤其將金銀儘量收集到他一個人的手上，就是他認爲獨得之祕的經濟政策。這樣，只好打敗仗了。幾次打敗下來，地盤小到只有川西一隅，於是動搖了，自言流年不利，又打算跑到武當山去做道士，又打算逃往湖廣一帶去做生意；一言蔽之，不當皇帝了，只想下野。到順治三年六月，即是說攻陷成都的一年又九個月，稱孤道寡的一年又七個多月，他便決意放棄成都，決意只帶領五百名同時起事的老鄉，打回陝西去做一個短期休息；於是便宣言必須把川西人殺完，把東西燒光，不留一雞一犬，一草一木，給後來的人。果然言出法隨，立刻兌現，先殺百姓，次殺軍眷，再次殺自己的湖北兵，再次殺自己的四川兵。七月，下令隳城，凡他勢力所及的城牆，全要拆光，搜山燒屋，不留一木一椽；成都的民房，早就當柴拆燒了。八月，燒蜀王藩府，一直把成都搞個精光，方率領殘餘兵丁數十萬，一路屠殺到西充紮營。聽說北道不通，滿洲兵與吳三桂已到漢中，他又打算折往重慶，由水路出川。正當他猶疑未決之時，他的叛將統領川兵的劉進忠，已引導着滿洲肅王豪格的少數輕騎，襲擊前來，於是只一箭，就被射死。關於他的死，有幾種不同的記載，隨後有機會說到時，再爲補充，這裏得先說的，乃是他與成都城門的關係。

　　張獻忠和成都城市最有關係的事件如下：

　　命令“省城內外通衢房屋，皆自前檐截去七八尺；兩旁取土覆道上，以利馳驅。”（《沈荀蔚《蜀難敘略》）

　　二、“城門出入必有符驗，登號甘結，犯則坐，死者甚衆。入城者面上猶加印記，若失之，則不得出。”（同上）

　　三、“宮中患鼠，忽令兵各殺一鼠，旦交轅，無，代以首。是夜，毀屋滅鼠，門外成京觀焉。”（張邦伸《錦裏新編》）

　　四、“獻忠入蜀王府，見端禮門樓（按：端禮門即現在業已半毀的舊皇城門。）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裝人皮質，頭與手足俱肉身。訊內監，雲：明初涼國公藍雲，蜀妃父也，爲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祀於樓。獻忠遂效之，先施於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鄉紳，又次及於本營將弁。……凡所剝人皮，滲以石灰，實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於王府前街之兩旁，（按：即在今貢院街迄三橋一帶。）夾道累累列千百人，遙望如送葬俑。（歐陽直遺書書之一《蜀亂》）”

　　（按：明史，藍雲系洪武二十六年被族誅，雖無剝皮之文，但《海瑞傳》上，卻有請後太祖剝皮囊草之語，足見朱元璋實曾剝過人皮，又曾見某筆記——今已忘其名，並作者之名——說：昔滿城之奎星樓街，原有小樓一座，其上曾藏有張獻忠所剝人皮一張，乾隆某年，爲駐防副都統所見，惡之，乃燒滅其跡云云。）

　　五、“丙戌（按：即順治三年，即張獻忠退出成都，被殺死的那年，當公元后一六四六年，張獻忠出生之四十一歲。）二月，獻忠自蜀王府移出城東門中園居焉。……張兵樵採者，盡於城中毀屋爲薪”。（費密《荒書》）

　　六、“焚蜀王宮室，並未盡之物，凡石柱庭欄皆毀。大不能毀，則聚火燒裂之。”（同上）

　　“王府數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燼。盤龍石柱二，孟蜀時物也，裹紗數十層，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沈荀蔚《蜀難敘略》）

　　成都城經張獻忠這一干，所有建築，無論宮苑、林園、寺觀、祠宇、池館、民居，的確是焚完毀盡。但是也有剩餘的：一、蜀王宮牆和端禮門的三個門洞，以及門洞外面上半截砌的龍紋鳳篆的琉璃磚；二、橫跨在金河上的三道石欄橋，和憑中一橋南堍的兩隻大石獅；三、一座長十多丈，高一丈四五尺，厚四尺以上的蜀王宮的紅色照壁；四、北門一道紅石牌坊，南門一道紅石牌坊；五、大城的甕城和門樓，以及沒有完全隳盡的城牆。除此之外，未曾毀到的，恐怕只是造在地面之下的古井，和有名的摩訶池與西苑荷池，以及幾隻爲人所不重視的石犀和一頭石馬了。總而言之，自有成都城市以來，雖曾幾經興亡，幾經兵火，即如元兵之殘毒，也從未能像張獻忠這樣破壞得一乾二淨！

一九四九年五—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