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關於後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較多，現在且說個大概，來追悼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聞先生是一位詩人。他的《紅燭》，尤其他的《死水》，讀過的人很多。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愛國詩。在抗戰以前他也許是唯一的愛國新詩人。這裏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態度。新文學運動以來，許多作者都認識了文學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有所表現，可是聞先生認識得特別親切，表現得特別強調。他在過去的詩人中最敬愛杜甫，就因爲杜詩政治性和社會性最濃厚。後來他更進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這是集團的藝術，也是與生活打成一片的藝術。他要的是熱情，是力量，是火一樣的生命。
但是他並不忽略語言的技巧，大家都記得他是提倡詩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詩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散文如《唐詩雜論》，可惜只有五篇，那經濟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簡直是詩。我聽他近來的演說，有兩三回也是這麼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稱量而出，卻又那麼自然流暢。他因此也特別能夠體會古代語言的曲折處。當然，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但是更得靠才氣，也就是想像。單就讀古書而論，固然得先通文字聲韻之學；可是還不夠，要沒有活潑的想像力，就只能做出點滴的的工作，決不能融會貫通的。這裏需要細心，更需要大膽。聞先生能夠體會到古代語言的表現方式，他的校勘古書，有些地方膽大得嚇人，但卻是細心吟味所得；平心靜氣讀下去，不由人不信。校書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爲知識和技術的一般進步，他的成就乎駕活校的高郵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國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復活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因爲這古代與現代究竟屬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而歷史是聯貫的。我們要客觀的認識古代；可是，是“我們”在客觀的認識古代，現代的我們要能夠在心目中想像古代的生活，要能夠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認識那活的古代，也許纔是那真的古代這也纔是客觀的認識古代。聞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話，是將這神話跟人們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話不是空想，不是娛樂，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現。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與自然鬥爭的紀錄，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辭》的神話，也是一樣的態度。他看屈原，也將他放在整個時代整個社會裏看。他承認屈原是偉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這麼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許才能再現在我們心中。他研究《周易》裏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個社會的影像在心裏。研究《詩經》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詩裏不少歌詠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說笑話，說他研究《詩經》，越來越“形而下”了其實這正表現着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認識古代，有時也靠着這種幽默感。看《匡齋尺牘》裏《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夠體會到別人從不曾體會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謂“匡齋”本於匡衡說詩解人頤那句話，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裏《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也是一首難得的幽默的詩。他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八十歲，現在還不滿四十八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原載1946年《文藝復興》
二
聞先生的慘死尤其是中國文學方面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
聞先生的專門研究是《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唐詩，許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發表的文字雖然不算太多，但積存的稿子卻很多。這些並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親手抄寫得很工整。只是他總覺得還不夠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願意編篇成書。這可見他對於學術忠實而謹慎的態度。
他最初在唐詩上多用力量。那時已見出他是個考據家，並已見出他的考據的本領。他注重詩人的年代和詩的年代。關於唐詩的許多錯誤的解釋與錯誤的批評，都由於錯誤的年代。他曾將唐代一部分詩人生卒年代可考者製成一幅圖表，誰看了都會一目瞭然。他是學過圖案畫的，這幫助他在考據上發現了一種新技術；這技術是值得發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個詩人，並且是個在領導地位的新詩人，他親自經過創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賞詩人與詩。他的《唐詩雜論》雖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並且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後來他在《詩經》、《楚辭》上多用力量。我們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學，必須從語言下手，就是從文字聲韻下手。但必須能夠活用文字聲韻的種種條例，纔能有所創穫。聞先生最佩服王念孫父子，常將《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當作消閒的書讀着。他在古書通讀上有許多驚人而確切的發明。對於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獨到之見。他研究《詩經》，注重那時代的風俗和信仰等等；這幾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類學的理論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釋。他對《楚辭》的興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於其中的神話。他的研究神話，實在給我們學術界開闢了一條新的大路。關於伏羲的故事，他曾將許多神話綜合起來，頭頭是道，創見最多，關係極大。曾聽他談過大概，可惜寫出來的還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愛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表現，近三四年他又專力研究《莊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併發見莊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態度。以上種種都跟傳統的研究不同：眼光擴大了，深入了，技術也更進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貢獻特別多，特別大。近年他又注意整個的中國文學史，打算根據經濟史觀去研究一番，可惜還沒有動手就殉了道。
這真是我們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啊！
原載於1946年《國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