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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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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发表出来的是“眼前文化的趋向”,后来我想了想恐怕要把题目修改几个字,这题目叫作“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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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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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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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WeDead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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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长禄先生来信昨天上午我同太虚和尚访问先生,谈起许多佛教历史和宗派的话,耽搁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几乎超过先生平日见客时间的规则五倍以上,实在抱歉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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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这是我父亲在郑州办河工时(光绪十四年,1888)做的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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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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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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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有种种说法,但是总括看来,只有两种说法是真有区别的。一种是把“不朽”解作灵魂不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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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文化的界线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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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国二十三年,曾在考试院住过几天,也在此会场讲过话,所以这次重来,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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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仪式完毕之后,你们就被列入少数特权分子之列——大学毕业生。今天并不是标示着人生一段时期的结束或完毕,而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一个真正生活和真正充满责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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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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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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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我讲演“丧礼改良”,讲演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不料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的母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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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先生: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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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士大夫”(见《独立》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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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抱歉,辅仁大学的很多朋友几次要我来说几句话,可是一年以来,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时间,直到今天,才得和诸位见面,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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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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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的;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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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吴县长报告了五十八年前我在此地的一段历史——我在三岁至四岁间,随先人在台东住过一年多,在台南住过十个月——要我把台东看作第二家乡;昨天台南市市长也向台南市市民介绍我是台南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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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答连嵩卿》(一)所谓“天地之性即我之性,岂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说亦未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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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今天到这里来演讲,是很荣幸的一件事;但是我来武汉,这是第一次,武汉之有公开的学术演讲,这回是第一次,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演讲,自己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这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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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有特别研究,而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都在提倡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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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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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共分五层。第一层的大意是说:夫妇关系,爱情虽是极重要的分子,却不是唯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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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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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从文学方法的,文学的名词方面的,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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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六月九日离纽约。十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在绮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