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记

  民国六年六月九日离纽约。

  十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

  在绮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

  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

  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分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倪嗣冲在安徽或竟使我不得归里。北京为倡乱武人所据,或竟使我不能北上。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弃吾数月来之筹划,思之怅然。

  十四日下午离绮色佳。夜到水牛城。半夜后到尼格拉瀑,将过加拿大界。吾先以所带来之纽约中国领事证书交车上侍者。侍者言定可安然过境。故吾脱衣就寝。二时,忽被关吏叫醒,言证书不够,不得过界。吾言纽约领事证书何以无效。关吏言,“吾但知认加拿大政府命令,不能认中国领事证书也”。吾知与辩无益,但问其人姓名,乃穿衣下车去。

  时夜已深,车马都绝。幸有警察为我呼一汽车,载至尼格拉瀑市,投一旅馆,睡了三点钟。

  明晨(十五日),吾发电与加拿大移民总监W. D. Scott,又发两电,一寄纽约领事,一寄Bill Edgerton〔比尔·爱德吉顿〕。吾曾约Bill在芝加哥相待,故发电告之也。

  是晨读Seven Arts六月份一册。此为美国新刊月报,价值最高。中有Randolph Bourne之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兰道尔夫·鲍涅的《战争和学者》)。其以此次美国之加入战团归罪此邦之学者,其言甚辩。又有一文述杜威之学说,亦佳。

  下午得移民总监回电曰:

Apply again to Inspector in Charge Wilcox.


——W. D. Scott


  〔中译

再向威克斯警署的检察官申请。


——W. D. 斯科特


乃往见之。其人已得总监电,为我料理一切,语意皆甚谦恭。是夜夜半,过境遂无留滞。昨日之关吏以过境凭文交我,自言昨日所为,乃由职司所在不容不尔。吾亦笑谢之。昨日之警察闻吾重过此,特上车寻我,执手为别,亦可感也。

  此事之过,不在关吏,而在我与纽约领事馆。吾前得黄监督鼎通告,嘱令先作书通知移民总监,得其一札便可通行无阻。吾既得此通告,未及遵行,因往见领事。领事处力言无须费如许周折,言一纸证书已足了事。吾信其言,遂取证书去,不更通告移民总监,此留滞之原因也。幸早行一日,否则一日之延搁将误行期矣。

  十六日下午到芝加角,小留两时。Bill Edgerton已行。本欲一访饶树人(毓泰),以电话向大学询问其住址,乃不可得,怅然而止。树人来此数年,以肺病辍学甚久,其人少年好学,志大而体力沮之,亦可念也。

  欲见《季报》总理任嗣达君(稷生),亦不可得。六时半开车。

  十七日到圣保罗(St. Paul)。途中遇贵池许传音博士,为意利诺大学之新博士。其博士论题为Parliamentary Regulation of Railway Rates in England(《英格兰铁路税的国会立法》)。

  换车得头等车。车尾有“观览车”,明窗大椅,又有书报,甚方便也。

  车上遇日人朝河贯一先生,在耶尔大学教授日本文物制度史者。

  昨日读爱耳兰人丹山尼勋爵(Lord Dunsany)之戏本五种,甚喜之。丹氏生于一八七八年,今年未四十,而文名噪甚。此册中诸剧如下:

  (1)The Gods of the Mountain(《山上的诸神》)

  (2)The Golden Doom(《金色的毁灭》)

  (3)King Argimēnēs and the Unknown Warrior(《阿基米尼国王和无名勇士》)

  (4)The Glittering Gate(《灿烂之门》)

  (5)The Lost Silk Hat(《失落的丝帽》)

  自芝加角以西,为“大平原”(The Prairies),千里旷野,四望空阔,凡三日余,不见一丘一山。十七日尚时时见小林,俗名“风屏”(Windbreak)者,十八日乃几终日不见一树,使人不欢。幸青天绿野,亦自有佳趣。时见小湖水色蓝艳,令我思赫贞河上之清晨风景。有时黄牛骊马,啮草平原,日光映之,牛马皆成红色,亦足观也。此数千里之平野乃新大陆之“大中原”,今尚未经人力之经营,百年之后,当呈新象矣。

  火车路线在尼格拉出境后,又由犹龙口(Port Huron)入美国境。十八日晨到“门关”(Portal,N. D.),重出美境,入加拿大。从此去美国矣。不知何年更入此境?人生离合聚散,来踪去迹,如此如此,思之惘然。

  十九日晨六时起,火车已入加拿大之落机山。落机山贯穿合众国及加拿大。吾来时仅见南段之山,今去此乃见北段耳。落机(Rocky)者,山石荦确之意。其高峰皆石峰无土,不生树木。山巅积雪,终古不化。风景绝佳。下所附诸图,仅见其百一而已。

  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时代》(Renaissance)。“再生时代”者,欧史十五、十六两世纪之总称,旧译“文艺复兴时代”。吾谓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也。书中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皆足供吾人之参考,故略记之。

  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其土语,而无有文学。学者著述通问,皆用拉丁。拉丁之在当日,犹文言之在吾国也。国语之首先发生者,为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罗马之旧畿,故其语亦最近拉丁,谓之拉丁之“俗语”(Vulgate)(亦名Tuscan,以地名也)。

  “俗语”之入文学,自但丁(Dante)始。但丁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其所著《神圣喜剧》(Divine Comedy)及《新生命》(Vita Nuova),皆以“俗语”为之。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散文。从此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

  稍后但丁者有皮特赖(Petrarch,1304—1374)及包高嘉(Boccaccio,1314―1375)两人。皮氏提倡文学,工诗歌,虽不以国语为倡,然其所作白话情诗风行民间,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著小说,流传一时,皆以俗语为之。遂助但丁而造意大利文学。

  此后有阿褒梯(Leon Battista Alberti,1405—1472)者,博学多艺。其主张用俗语尤力。其言曰:“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国之用。”故氏虽工拉丁文,而其所著述乃皆用俗语。

  继阿氏者,有诗人鲍里谢那(Poliziano)及弗罗连斯之大君罗冷槎(Lorenzo de Medici)。罗冷槎大君,亦诗人也。两人所作俗语诗歌皆卓然成家。俗语入诗歌而“俗语文学”真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教彭波(Cardinal Bembo)著《用俗语议》,为俗语辩护甚力。

  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不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国之俗语文学,其发生久矣。自宋代之语录,元代之小说,至于今日,且千年矣。而白话犹未成为国语。岂不以其无人为之明白主张,无人为国语作辩护,故虽有有价值的著述,不能敌顽固之古文家之潜势力,终不能使白话成为国语也?

  法国国语文学之发生,其历史颇同意大利文学。其初仅有俚歌弹词而已。至尾央(Villon,1431—?)之歌词,马罗(Marot,1496—1544)之小词,法文始有文学可言。后有龙刹(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及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1525—1560)者,皆诗人也。一日两人相遇于一村店中,纵谈及诗歌,皆谓非用法语不可。两人后复得同志五人,人称“七贤”(Pléiade),专以法语诗歌为倡。七贤之中,龙刹尤有名。一五五〇年杜贝莱著一论曰:“La 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caise”,力言法国俗语可与古代文字相比而无愧,又多举例以明之。七贤之著作,亦皆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亦最大也。

  七贤皆诗人也。同时有赖百莱(Rabelais,1500—1553)者,著滑稽小说“Pantagruel”及“Gargantua”以讽世。其书大致似《西游记》之前十回。其书风行一时,遂为法语散文之基础。

  赖百莱之后有曼田(Montaigne,1533—1592)者,著《杂论》(Essay),始创“杂论”之体,法语散文至此而大成。

  及十七世纪而康尼儿(Corneille,1606—1684,戏剧家),巴士高(Pascal,1633—1664,哲学家),穆列尔(Moliére,1622—1673),雷信(Racine,1639—1699)(二人皆戏剧家),诸人纷起,而法国文学遂发皇灿烂,为世界光矣。

  此外德文英文之发生,其作始皆极微细,而其结果皆广大无量。今之提倡白话文学者,观于此,可以兴矣。

  二十日到文苦瓦(Vancouver)。吾先与张慰慈(祖训)约,会于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一旅馆。慰慈为澄衷旧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埃阿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为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Citymanager Pla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市政府的市政委员会与市长规划研究》)。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

  在轮船公司得朋友书几封。读C. W.一短书及N. B. S. 一长书,使我感慨。

  二十一日上船。船名日本皇后。同舱者五人:贵池许传音,北京郑乃文,日本永屋龙雄,及慰慈与吾也。

  追记杂事:

  十二日在绮色佳,适当吾师克雷敦先生(Professor James Edwin Creighton)在康乃耳大学教授二十五年之期。其旧日哲学学生之已成名者十余人各贡其专治之学,著为文章,合为一集刊行之,以为《克雷敦先生纪念集》。是夜行奉献仪。大学校长休曼先生致颂词。哲学教授汉门先生(Prof. N. A. Hammond)主席。哲学教授阿尔贝(Prof. Ernet. Albee)为学生中之最长者,致献书之词。词毕,以精装之册奉献于先生。先生致答谢词。

  明日,吾购得此册,于舟车中读之。克雷敦先生为此邦“理想派”哲学(Idealism)之领袖,故其徒所为言论,往往针对“实验派”(Pragmatism)(Instrumenatalism)及“实际派”(Neo-Realism)为反对的评论。此集所攻,大抵以杜威(John Dewey)一派之实验主义为集矢之的。其积极一方面,则重新表彰其所谓“物观的理想主义”之学说焉。(物观的理想派者〔Objective Idealism〕,以自别于巴克黎〔G. Berkele〕之主观的理想主义也。)

  吾在康乃耳大学时,有一老妇人名威特夫人(Mrs. Joseph Waite)者,年六十馀矣,犹日日抱书上课听讲。吾与同班数次,每心敬其人,以为足为吾辈少年人之模范。今年吾重来此,遇之于途。夫人喜告我曰:“胡君,吾已于春间得学士学位矣。”吾因申贺意,并问其将来何作。夫人言将重入学,专治哲学,一年后可得硕士学位。吾闻之,深感叹其老年好学,故追记之。

  追记杂事竟。

  二等舱中有俄国人六十馀名,皆从前之亡命,革命后为政府召回者也。闻自美洲召回者,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学,而好为大言,每见人,无论相识不相识,便高谈其所谓“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然所谈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论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国革命之成功,每见人辄劝其归国革命,“效吾国人所为”。其气概之浅陋可厌也。其中亦似有二三沉静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头等客中有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Count Ilya Tolstoy)。一夜二等舱之俄人请其来演说其父之学说。演说后,有讨论甚激烈。皆用俄语,非吾辈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Gurenvitch者,演说非攻主义,亦用俄语。吾往听之,虽不能懂,但亦觉其人能辩论工演说也。演毕,亦有讨论甚烈。后闻其中人言,此一群人中多持非攻主义,故反对一切战争。惟少数人承认此次之战为出于不得已。

  自纽约到文苦瓦,约三千二百英里。

  自文苦瓦到上海,五千四百一十二英里。

  以中国里计之,自纽约到上海,凡二万八千五百里。

  廿七日,与朝河贯一先生谈。先生言曾劝英国书贾丹特(Dent)于其所刊行之《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加入中国、日本之名著。(先生言丹特但愿加入日本名著,曾以书询先生,先生因劝其并列中日两国书云)丹特君已允加入五册。中两册为中国重要书籍。(日本三册,中国仅得两册,未免不公)先生因问我此两册应如何分配。吾谓此两册之中,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

  (一)诗经(吾意《诗经》当另为一册)

  (二)四书

  (三)孝经

  第二册当为非儒家经籍,宜包:

  (一)老子(全)

  (二)庄子(内篇)

  (三)列子(第七篇——“杨朱篇”)

  (四)墨子(选)

  (五)韩非子(选)

  先生甚以为然,因问我肯编译此两册否。吾以为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遂许之。(吾久有志于此举。前年在绮时,散仆生(Prof. M. W. Sampson)先生曾劝我为之。彼时以人望轻,即言之亦不得人之听,故不为也)先生言丹特君但许每页得五十钱,此仅足偿打字费。故彼意欲令丹特于五十钱一页之外,另出打字费。若能办到此一层,彼当以书告我。我诺之。(此事后来竟无所成,我甚愧对朝河先生。——廿三年九月胡适记。)

* *


  舟中无事,读新剧若干种,记其目如下:

(1)Oscar Wilde:Lady Windermere's Fan


(2)W. B. Yeats:The Hour-Glass


(3)Lady Gregory:The Rising of the Moon


(4)Hermann Sudermann:The Vale of Cotent


(5)Eugène Brieux:The Red Robe


(6)Björnstjerne Biörnson:Beyond Human Power


  〔中译

(1)奥斯卡·瓦尔德:《温德曼女士的扇子》


(2)W. B. 叶芝:《沙漏》


(3)格里高丽女士:《月儿升起》


(4)荷曼·桑德姆:《克顿谷》


(5)欧捷里·布莱克斯:《红袍》


(6)布斯提里·布尔什:《超越人之力量》


* *


  二等舱里的俄国人嫌饭食不好,前天开会讨论,举代表去见船主,说这种饭是吃不得的。船主没有睬他们。昨夜竟全体“罢饭”,不来餐堂。餐时过了,侍者们把饭菜都收了。到了九点钟,他们饿了,问厨房里要些面包、牛油、干酪、咖啡,大吃一顿。

* *


  此次归国,叔永、杏佛、经农皆有诗送行。后经农远道自美京来别,叔永有“喜经农来,期杏佛不至”诗。杏佛三叠其韵,其第三首为《再送适之》,为最自然,因录之于此:

遥泪送君去,故园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


腐鼠持旌节,饥乌满树林。归人工治国,何以慰呻吟?


* *


  柳亚子寄杏佛书(节录)

……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鍪弧者耶?又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


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

* *


  七月三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馀日,此为第一次见月。与慰慈诸君闲步甲板上赏月,有怀美洲诸友。明日作一词邮寄叔永、杏佛、经农、亦农、衡哲诸君:

百字令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辜负。待得他来,又苦被如许浮云遮住。多谢天风,吹开孤照,万顷银波怒。孤舟带月,海天冲浪西去。


遥想天外来时,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人寰无数。几点疏星,长天清迥,有湿衣凉露。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陆放翁词云:

……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此即吾“吾乡真在何处”之意。

* *


  连日与同船的俄人闲谈,知此间六十馀人中,无政府党凡四十五个,其他二十人则社会党人也。以吾所观察,觉无政府党中除两三领袖之外,皆无意识之急进少年也。其中领袖如前所记之女子名Gurenvitch夫人者,及一老人名Rohde者,皆似有定见有阅历之人。社会党中人数虽少,然吾所与谈者皆似稳重通达事理之人。

  上所记两党人数之多寡,实系偶然,不可据此遂说俄国之无政府党多于社会党可三倍也。

* *


  七月五日下午四时船进横滨港,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所可虑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

  因船期甚短,故已决计不去东京一游,拟与慰慈上岸寄信买报。方登岸,即遇嘉定潘公弼君,言东京友人郭虞裳、俞颂华两君知吾与慰慈归国,坚邀去东京相见。两君因今日有考试,故托潘君来迎。诸君情意不可却,遂以电车去东京,与郭俞两君相见甚欢。两君皆澄衷同学也。此外尚有戴君克谐(字蔼庐)与颂华同居。诸君邀至一中国饭馆晚餐。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读吾文,闻吾来甚思一见。因以书招之来,席上相见,谈及傅君剑、谢诮庄诸故人,皆醴陵人也。

  诸君欲我与慰慈在东京住一二日,然后以火车至长崎上船,吾辈以不欲坐火车,故不能留。是夜九时,与诸君别,回横滨。半夜船行。

* *


  在东京时,虞裳言曾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因同往买得一册。舟中读之。此册有吾之《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本为致陈独秀先生书中一节),及论文学革命一书。此外有独秀之《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其所言今日竟成事实矣。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其所举欧美治中国学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为定中国汉代“一里”为四百米突(十里约为二英里半),一为定中国“一世”为三十一年。后例无甚重要,前例则历史学之一大发明也。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査,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为之,当教人为之。又如《图书集成》一书,吾家亦有一部,他日当为之作一“备检”。

  此外,有刘半农君《我之文学改良观》,其论韵文三事:

  (一)改用新韵

  (二)增多诗体

  (三)提高戏曲之位置

皆可采。第三条之细目稍多可议处。其前二条,则吾所绝对赞成者也。

  《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馀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

* *


  七日晨到神户,与慰慈上岸一游。

* *


  前读朝河贯一先生之《日本封建时代田产之原起》(The Origin of the Feudal Land Tenure in Japan,By Prof. K. Asakawa,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XX,No.1,Oct. 1914)一文,其中多有味之事实,当摘记之。


  〔附注〕“封建制度”,乃西文“Feudalism”之译名,其实不甚的确。此制与吾国历史上所谓“封建”者有别。今以无适当之名故暂用之。吾问朝河君日本学者曾用何名。君言除“封建制度”外,有用“知行制度”者。“知行”乃公文中字,其时佃人投靠,所立文契中有此字样,其实亦不成名词也。今日吾忽思得“分据制度”“割据制度”,似较“封建制度”为胜。

* *


  八日,自神户到长崎,舟行内海中,两旁皆小岛屿,风景极佳。美洲圣洛能司河(St. Lawrence River)中有所谓“千岛”者,舟行无数小岛之间,以风景著称于世。吾未尝见之,今此一日海程所经,亦可称亚洲之“千岛”耳。

  到长崎未上岸。

* *


  十日,到上海。二哥,节公,聪侄,汗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甚矣,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非复十年前日行六十里(丁未年吾与节公归里,吾坐轿而节公步行)之节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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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胡适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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