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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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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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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怀琛“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被人家偷去了。”“偷去做甚么?”“当镜子照。”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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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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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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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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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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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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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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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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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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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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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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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时间不住的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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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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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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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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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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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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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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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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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源廉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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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坚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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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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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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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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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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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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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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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