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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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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我讲演“丧礼改良”,讲演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不料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的母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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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先生原信节录仲甫先生:方才收到《新青年》六卷一号,看见你同陶孟和先生论我父亲自杀的事各一篇,我很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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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共分五层。第一层的大意是说:夫妇关系,爱情虽是极重要的分子,却不是唯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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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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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发表出来的是“眼前文化的趋向”,后来我想了想恐怕要把题目修改几个字,这题目叫作“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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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问自己:我们中国为什么糟到这步田地呢?对于这个问题,自然各人有各人的聪明答案;但我的答案是:中国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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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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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书,当时匆匆未及即时作答,现闻成都报纸因先生的女儿辟畺女士的事竟攻击先生,我觉得我此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劝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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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3日到7月7日,我们几个朋友——金旬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儿子建午,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儿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绥铁路的全线,来回共计一千六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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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次因为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学位,作第一次的南游,在香港住了五天,在广州住了两天半,在广西住了十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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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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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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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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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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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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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仪式完毕之后,你们就被列入少数特权分子之列——大学毕业生。今天并不是标示着人生一段时期的结束或完毕,而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一个真正生活和真正充满责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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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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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做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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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前,我们究竟应该走哪条路,才能救国。我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我们所应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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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有特别研究,而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都在提倡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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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今天到这里来演讲,是很荣幸的一件事;但是我来武汉,这是第一次,武汉之有公开的学术演讲,这回是第一次,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演讲,自己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这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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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从文学方法的,文学的名词方面的,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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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觉到不安。在大陆上的时候,我也常常替找我演讲的机构、团体增加许多麻烦:不是打碎玻璃窗,便是挤破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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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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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主席,各位同学:我刚才听见主席说今天大家都非常愉快和兴奋,我想大家一定会提出抗议的,在这大热的天气,要大家挤在一起受罪,我的内心感到实在不安,我首先要向各位致百分之百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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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同诸君所谈的题目是《学生与社会》。这个题目可以分两层讲:(一)个人与社会;(二)学生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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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国二十三年,曾在考试院住过几天,也在此会场讲过话,所以这次重来,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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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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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喜欢做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线索》。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