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
-
前三年,“民族主义文学”家敲着大锣大鼓的时候,曾经有一篇《黄人之血》说明了最高的愿望是在追随成吉思皇帝的孙子拔都元帅之后,去剿灭“斡罗斯”。
-
张承禄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
-
黄棘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
-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
-
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他名树达,曾经因
-
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
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
-
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
-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
-
编者先生: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
-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
地质学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们不大明白了,至于现在,却总是相差无几。假使前年是肃杀的秋天,今年就成了凄凉的秋天,那么,地球的年龄,怕比天文学家所豫测的最短的数目还要短得多多罢。
-
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
-
游光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
丰之余达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
-
阿法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
-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
-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
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与历来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当时并非文辞,而为属于技艺的“说话”之一种。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
-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
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
-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
-
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
-
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
-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