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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从文学方法的,文学的名词方面的,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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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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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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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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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题是“中学的国文教学”,两年前民国九年(1920年),我曾在北京发表过一次(参看《胡适文存》卷一,303页以下),那时候没有什么标准,全凭理想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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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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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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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抱歉,辅仁大学的很多朋友几次要我来说几句话,可是一年以来,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时间,直到今天,才得和诸位见面,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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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共分五层。第一层的大意是说:夫妇关系,爱情虽是极重要的分子,却不是唯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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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国二十三年,曾在考试院住过几天,也在此会场讲过话,所以这次重来,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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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不到两个月。这一天我在中央公园里吃冰,几位同来的朋友先散了;我独自坐着,翻开几张报纸看看,只见满纸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国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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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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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发表出来的是“眼前文化的趋向”,后来我想了想恐怕要把题目修改几个字,这题目叫作“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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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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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到中国来,江苏省教育会请他明天、后天到这儿来演说,又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所以叫我今天晚上先来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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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我很高兴,题目是为什么读书。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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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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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答连嵩卿》(一)所谓“天地之性即我之性,岂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说亦未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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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主席,各位同学:我刚才听见主席说今天大家都非常愉快和兴奋,我想大家一定会提出抗议的,在这大热的天气,要大家挤在一起受罪,我的内心感到实在不安,我首先要向各位致百分之百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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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算是工程师的哲学呢?什么算是工程师的人生观呢?因为时间很短,我当然不能把这个大的题目讲得满意,只是提出几点意思,给现在的工程师同将来的工程师作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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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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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同诸君所谈的题目是《学生与社会》。这个题目可以分两层讲:(一)个人与社会;(二)学生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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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LincolnBu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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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先生: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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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没有预备讲这个题目,到安庆后,有一部分人要求讲这个,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临时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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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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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长禄先生来信昨天上午我同太虚和尚访问先生,谈起许多佛教历史和宗派的话,耽搁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几乎超过先生平日见客时间的规则五倍以上,实在抱歉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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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喜欢做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线索》。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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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士大夫”(见《独立》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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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