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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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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兄:两日前看见《新青年》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Esperanto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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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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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波先生:我所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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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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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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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