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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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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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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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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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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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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们不大明白了,至于现在,却总是相差无几。假使前年是肃杀的秋天,今年就成了凄凉的秋天,那么,地球的年龄,怕比天文学家所豫测的最短的数目还要短得多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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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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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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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史癖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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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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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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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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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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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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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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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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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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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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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我开初疑心你是一个乞丐,心里想:好好的一个汉子,又不衰老,又非残疾,为什么不去做工,读书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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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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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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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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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a-a-ch!乙你搬到外国去!并且带了你的家眷!你可是黄帝子孙?中国话里叹声尽多,你为什么要说洋话?敝人是不怕的,敢说:要你搬到外国去!丙他是在骂中国,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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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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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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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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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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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勃尔根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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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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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