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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来青岛，已是秋天。秋水秋山，红楼黄叶，自是另一番风味；虽未有见到夏日的热闹，可是秋夜听潮，或海岸独坐，亦足畅怀。秋去冬来，野风横吹，湿冷入骨；日落以后，市上海滨俱少行人；未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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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我所爱读的月刊之一。每逢接到，我总要晚睡一两点钟，好把它读完；一向是爱早睡的，为心爱的东西也只好破例而不悔。《西风》的好处是，据我看，杂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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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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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中国可亡乎？予不答。其妻复以问；尊女性，乃答之。中国古伟之邦也，以盘古为“起点”，居世界之中心。物则广有，鱼鳖虾蟹，酱醋油盐，葱蒜大烟，一应俱全，民亦秀哲，往往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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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研究科学，这几天。要发明个机器。这个机器得小巧玲珑，至大也不过像个十支长城烟包，可以随身带着，而没有私携手枪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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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道：今儿个晚上脱了鞋，不知明日穿不穿；天有不测的风云啊！为留名千古，似应早早写下自传；自己不传，而等别人偏劳，谈何容易！以我自己说吧，眼看就快四十了，万一在最近的将来有个山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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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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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是近代文化病之一，类似痢疾，一会儿一阵，每日若干次。可是如得其道，或可稍减痛苦。兹条列有效办法如下：（一）给要人写信宜挂号，或快邮，以引起注意；要人每日接信甚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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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绝对的好坏；那么，“相对论”大概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挑选一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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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飞翔的风默然远逝的河流我是吮吸露水的孤独和被阳光穿破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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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内心，不要直接去抓住心。而是自己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之后，自然会对内心有益。二承认自己的想法，不要使用别人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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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写完一篇诗歌牢骚。也不能算诗歌，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罢了。祝你快乐。直心而往。曲心而回。一阴一阳之为道。对立，统一。统一无法公式一样呈现，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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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巷子两侧的饭铺酒肆争相亮起闪烁的霓虹灯，用美颜滤镜把自家的金字招牌渲染得或软嫩滑爽或酥脆鲜香，将饥肠辘辘的行人逗引的馋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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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濛水雾隐去了群山的轮廓，若隐若见间只闻淙淙水声。家乡的小镇依山傍水，集市的喧嚣中聚着山水的清灵之气，似烟尘间一点苍翠倏尔沁入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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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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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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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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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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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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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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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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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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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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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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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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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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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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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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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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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