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孩子们好吗？”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争论结束，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象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的不愉快谈话结束了。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她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意见分歧的题目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坚持各人的观点，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蔑视他的全部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象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罗，”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这我不能同意。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不过，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我也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真是太好了，”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种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是有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不愁衣食而又被迫无所事事，并且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①，这又有什么意思？……”——

　　①指流放。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人家是害怕的。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

　　拉戈任斯基又不听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得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可我就参与了这工作，”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发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而言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干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难道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他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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