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一清早就下山，走进山谷也很热。太阳把我们随身带着的滑雪屐上的积雪融化了，把木头也晒干了。春天来到了山谷，但是，太阳十分热。我们沿着大道来到加耳都尔，随身带着滑雪屐和帆布背包。我们经过教堂墓地时，那儿刚刚举行过一场葬礼。一个神甫从教堂墓地出来，经过我们身旁，我对他说“感谢主”。神甫哈一哈腰。

　　“奇怪，神甫总是不跟人说话，”约翰说。

　　“你以为他会说‘感谢主’吧。”

　　“他们从来不答腔，”约翰说。

　　我们在路上停了下来，瞅着教堂司事在铲新土。一个农民站在墓穴旁边，他有一部黑黑的络腮胡子，脚登高统皮靴。教堂司事歇一歇，伸伸腰。那个穿高统靴的农民把教堂司事手里的铲子拿了过来，继续把土填进墓穴——象在菜园里扑洒肥料那样，把土铺得很均匀。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早晨，这桩填墓穴的事儿，看来好象是不真实的。我简直不能想象会有什么人死亡。

　　“你倒想想看，象今天这样的日子，竟然会有人入土，”我对约翰说。

　　“我不喜欢这档子事。”

　　“唔，”我说，“我们才不要这么做。”

　　我们继续沿大道走去，经过镇上许多房屋，到客店去。我们已经在西耳夫雷塔滑了一个月的雪，这会儿能够下山，来到山谷，真是不错。在西耳夫雷塔滑雪固然很好，可是，那是春天滑雪，雪只在清晨和黄昏才顶事。其余的时间，雪都让太阳给糟蹋了。我们两人都对太阳感到厌烦了。你没法逃开太阳。唯一的阴影就是岩石和一间茅舍投下的，茅舍就在冰川旁边，靠一块岩石的庇护造了起来。可是，在这阴凉的地方，汗水却在你的衬衣裤里冻结了。你不戴上墨镜，就无法坐到茅舍外面去。面孔晒得黧黑本来是件乐事，无奈太阳一直令人觉得十分疲累。你不能在太阳底下休息。能够离开雪，下山来，我真快活。春天上西耳夫雷塔山，时间太迟了。我对滑雪也有点儿感到厌烦了。我们呆得时间太长了。我嘴里还有我们一直在喝的雪水的一股味道，那是茅舍的铅皮屋顶上融化的雪水。这股味道也是我对于滑雪的感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真高兴，除了滑雪，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很高兴，能够下山，能够离开高山上那种反常的春天天气，置身在山谷里这种五月早晨的天其中。

　　客店老板坐在门廊那儿，他的坐椅向后翘起，抵着墙壁。厨师坐在他身旁。

　　“滑雪，嗨！”客店老板说。

　　“嗨！”我们说着，把滑雪屐倚在墙根，拿下我们的帆布背包。

　　“山上怎样啦？”客店老板问道。

　　“很好。太阳稍嫌多了一点。”

　　“是呀。今年这时候太阳太多了。”

　　厨师仍是坐在椅子里。客店老板陪我们进去，打开他的办公室，取出我们的邮件。有一捆信和一些报纸。

　　“来点啤酒吧，”约翰说。

　　“行。我们到里头去喝。”

　　客店老板拿来两啤酒，我们边喝酒边看信。

　　“最好再来些啤酒，”约翰说。这回送酒来的是个姑娘。她脸呈笑容，打开铺盖。

　　“许多信，”她说。

　　“是呀，许多。”

　　“恭喜，恭喜，”她说着，拿了空瓶出去。

　　“我已经忘记啤酒是啥味道了。”

　　“我没有忘记，”约翰说。“在山上茅舍里，我总是大想特想啤酒。”

　　“唔，”我说，“这会儿我们终究喝到啦。”

　　“任何事情都决不应该干得时间太长。”

　　“是呀。我们在山上呆得时间太长了。”

　　“真他妈的太长了，”约翰说。“把事情干得时间太长，没有好处。”

　　太阳打敞开的窗户进来，透过啤酒瓶，照在桌上。瓶子里都还有一半酒。瓶子里的啤酒上都有一些浮沫，沫子不很多，因为天气还十分冷。你把啤酒倒进高脚杯子里，沫子就浮上来。我打敞开的窗户望出去，看着白色的大道。道旁的树木都满是尘埃，远处是碧绿的田野和一条小溪。溪边一溜树木，还有一个利用水力的磨坊。通过磨坊的空旷的一边，我看到一根长长的木头，一把锯子不断地在木头里上下起落。似乎没有人在旁边照料。四只老鸦在绿野里走来走去。一只老鸦蹲在树上监视着。在门廊外面，厨师离开他的坐椅，经过门厅，走进后面的厨房。里边，阳光透过空玻璃杯，落在桌上。约翰头靠在双臂上，身子往前冲。

　　透过窗户，我看到两个人走上门前的踏级。他们走进饮酒室。一个是脚登高统靴、长着络腮胡子的农民。另一个是教堂司事。他们在窗下的桌边坐下。那个姑娘进来，站在他们的桌边。那个农民好象并不朝她看。他双手放在桌上，坐在那儿。他穿着一套旧军服。肘腕上有补丁。

　　“怎么样啦？”教堂司事问道。那个农民却一理不理。

　　“你喝什么？”

　　“烧酒，”农民说。

　　“再来四分之一升红葡萄酒，”教堂司事对那个姑娘说。

　　姑娘取来了酒，农民把烧酒喝了。他望着窗外。教堂司事瞅着他。约翰已经把头完全靠在桌上。他睡着了。

　　客店老板进来，跑到那只桌子那儿去。他用方言说话，教堂司事也用方言回答。那个农民望着窗外。客店老板走出了房间。农民站了起来。他打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折叠的一万克罗宁①的钞票，把它打开来。那个姑娘走上去。

　　“一起算？”她问道。

　　“一起算，”他说。

　　“葡萄酒我来会钞，”教堂司事说。

　　“一起算，”那个农民又对姑娘再说一遍。她把手探进她的围单口袋，拿出许多硬币来，数出了找头。农民走出门去。等他一走，客店老板又进来同教堂司事谈话。他在桌旁坐下，他们用方言谈话。教堂司事显得很有趣。客店老板则一派厌恶的神情。教堂司事打桌旁站了起来。他是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小个儿。他探身伸出窗外，望着大道。

　　“他进去啦，”他说。

　　“到‘狮子’去啦？”

　　“是。”

　　他们又谈了一阵子话，接着，客店老板向我们桌子这边走来。客店老板是高个子的老头儿。他看着约翰睡着了。

　　“他很累。”

　　“是呀，我们起得早。”

　　“你们要马上吃东西吗？”

　　“随便，”我说。“有什么吃的？”

　　“你要什么有什么。那姑娘会拿菜单卡来。”

　　姑娘拿来了菜单。约翰醒了。菜单是用墨水写在卡片上，然后把卡片嵌在一块木板上。

　　“菜单来了，”我对约翰说。他看看菜单，人还是瞌眊懵懂的。

　　“你同我们来喝一杯好吗？”我问客店老板。他坐下来。

　　“那些个农民真不是人，”客店老板说。

　　“我们进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农民在举行葬礼。”

　　“那是他妻子入土。”

　　“啊。”

　　“他不是人。所有这些农民都不是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简直不会相信。你简直不会相信刚才那个人是怎么一种情况。”

　　“你说说看。”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客店老板对教堂司事说。“弗朗兹，你过来。”教堂司事来了，手里拿着他那小啤酒和酒杯。

　　“这两位先生是刚从威斯巴登茅舍下来的，”客店老板说。我们握握手。

　　“你要喝什么？”我问道。

　　“什么也不要，”弗朗兹晃晃手指头。

　　“再来四分之一升怎样？”

　　“行呀。”

　　“你懂得方言吗？”客店老板问。

　　“不懂。”

　　“究竟是怎么回事？”约翰问道。

　　“他就要把我们进镇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在填墓穴的农民的情况告诉我们。”

　　“不过，我听不懂，”约翰说。“说得太快了。”

　　“那个农民，”客店老板说，“今天送他的妻子来入土。她是去年十一月里死的。”

　　“十二月，”教堂司事说。

　　“这没多大关系。那么，她是去年十二月死的，他报告过村社。”

　　“十二月十八日，”教堂司事说。

　　“总之，雪不化，他就不能送她来入土。”

　　“他住在巴兹瑙那边，”教堂司事说，“不过，他属于这个教区。”

　　“他根本就不能送她出来？”我问道。

　　“是呀。得等到雪融化了，他才能从他住的地方坐雪橇来。所以他今天送她来入土，神甫看了看她的脸，不肯掩埋她。你接下去讲吧，”他对教堂司事说。“说德国话，别说方言。”

　　“神甫觉得很稀奇，”教堂司事说。“给村社的报告是说她因心脏病死的。我们也知道她患心脏病。她有时候会在教堂里昏厥了。她已经好久没上教堂了。她没有力气爬山。神甫揭开毯子，看了她的脸，就问奥耳兹，‘你老婆病得很厉害吧？’‘不，’奥耳兹说。‘我回到家，她已经横在床上死了。’

　　“神甫又看了她一下。他并不喜欢看她。

　　“‘她脸上怎么弄成那个样子？’

　　“‘我不知道，’奥耳兹说。

　　“‘你还是去弄弄清楚吧，’神甫一边说，一边又把毯子盖上去。奥耳兹什么也没说。神甫望望他。奥耳兹也望望神甫。‘你要知道吗？’

　　“‘我一定要知道，’神甫说。”

　　“精彩的地方就在这儿，”客店老板说，“你听着。弗朗兹，往下说吧。”

　　“‘唔，’奥耳兹说，‘她死的时候，我报告过村社，我把她放在柴间里，搁在一块大木头上面。后来我要用那块大木头，她已经绷绷硬了，我便把她挨着墙竖起来。她嘴巴张开，每逢我晚上走进柴间去劈那块大木头时，我就把灯笼挂在她嘴上。’”

　　“‘你干吗要那样做？’神甫问道。

　　“‘我不知道，’奥耳兹说。

　　“‘你那样挂过许多回啦？’

　　“‘每当我晚上到柴间去干活时都挂过。’

　　“‘这真是大错待错的事，’神甫说。‘你爱你的妻子吗？’

　　“‘对，我爱她，’奥耳兹说。‘我真爱她。’”

　　“你全都明白了吧？”客店老板问道。“你对他妻子的情况都明白了吧？”

　　“知道了。”

　　“吃东西了，好吗？”约翰说。

　　“你点菜吧，”我说。“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我问客店老板。

　　“当然是真的，”他说。“这些个农民真不是人。”

　　“他这会儿到哪里去啦？”

　　“他到我的同行'狮子'那儿去喝酒了。”

　　“他不愿意跟我一起喝酒，”教堂司事说。

　　“打从他知道他妻子的情况以后，他就不愿意同我一起喝酒，”客店老板说。

　　“喂，”约翰说，“吃东西了，好吗？”

　　“好，好，”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