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那是秋天一个早晨,伊凡.德米特利奇竖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走着,穿过小巷和后街,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凭法院的执行票收钱.他心情阴郁,他每到早晨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碰见两个戴着镣铐的犯人,由四个荷枪实弹的押解兵押送着.以前伊凡.德米特利奇是常常碰见犯人的,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然而这一次相逢却在他心里留下一种特别的而且奇怪的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照这样子由人押着走过泥地,到监狱里去.他到小市民家里去了一趟,正走回家去,却在邮局附近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那人打了个招呼,跟他一起在街上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件事可疑.他回到家里,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整天没有离开过他的脑子,一种无法理解的内心不安的感觉妨碍他读书和集中注意力.他傍晚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睡不着觉,老在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关进监狱里去.他知道他没犯过任何罪,而且可以保证,将来也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盗;可是偶然间,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是啊,无怪乎人民历代的经验教导我们说,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俄国谚语.).从目前的诉讼程序来看,审判方面的错误是很有可能发生,不足为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或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间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因而即使自己不愿意,也不能不用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同在后院宰牛杀羊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和毫无心肝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法官只需要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就算大功告成......法官就是因为办那些手续才领薪俸的.事后,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小城里,你去寻求正义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人士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而一切仁慈行为,例如无罪释放的判决,却会激起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显得可笑吗?
　　早晨伊凡.德米特利奇从床上起来,心惊胆战,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可能被捕了.他暗想: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这么久没有离开他,可见他的想法不无道理.那些思想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他的脑子里来.
　　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窗前:这不会平白无故.喏,有两个人在房子附近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凡.德米特利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和走进院子里来的人,都象是暗探和间谍.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双套马的马车经过街上,这是他从城郊他的庄园到警察局去,可是伊凡.德米特利奇每一次都觉得他的马车似乎走得太快,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看来他是急于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犯.每逢大门外有人拉铃,或者有人敲门,伊凡.德米特利奇就打冷战,每逢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就焦虑不安,碰见警察和宪兵就微微地笑,嘴里打唿哨,装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他又象睡着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和吐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熟了.要知道,如果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的负咎的良心在折磨他,而这是了不起的罪证啊!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胡闹,都是变态心理,而且如果把事情往大处看,那么被捕入狱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只要良心清白就行;然而他越是清醒而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就越是强烈,越是痛苦.这倒近似一个故事:有个隐士打算在密林里为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用斧子砍得起劲,那片树林却长得越密,越盛.最后伊凡.德米特利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丢开思考,索性完全听命于绝望和恐惧了.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以前就已经厌恶他的工作,而现在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就变得更不能忍受了.他生怕一来二去会上当受骗,人家趁他不备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去,然后再去揭发;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类似伪造文书的错误,或者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没象现在这样灵活多变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荣誉.不过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却明显地削弱,他的记忆力大大地变差了.
　　春天,雪化了,有人在峡谷里墓园附近发现了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都带着被害致死的迹象.城里人不谈别的,一味议论这两具尸体,议论尚未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利奇怕人家以为这是他杀死的,就在街上走来走去,面带笑容,可是遇到了熟人,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口口声声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不过这种做假很快就使得他厌倦,他略加思索,便认定,处在他的地位,他最好还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随后又坐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等到天黑就象贼似的悄悄溜回他自己的房间去了.他在房间中央一直呆站到黎明,一动也不动,侧耳倾听.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砌炉工人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利奇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为翻修厨房里的炉灶而来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这些人是警察,假扮成砌炉工人.他悄悄走出寓所,心惊胆战,没戴帽子,没穿上衣,顺着街道跑下去.狗汪汪地叫着,在他身后追上来,后边什么地方有个农民不住地喊叫,他的耳朵里风声呼啸.伊凡.德米特利奇觉得好象全世界的暴力在他的背后聚齐,追着他不放似的.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家去,打发女房东去请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讲到)吩咐在病人的额头上放冰袋,给他喝桂樱叶水(一种镇静剂.),然后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走时对女房东说,此后他不再来了,因为不应该搅扰发了疯的人.由于伊凡.德米特利奇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就被送到医院,他在那儿被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夜间睡不着觉,发脾气,惊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
　　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记伊凡.德米特利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敞棚底下的雪橇上,被小孩们陆续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