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北京大學自從創辦到現在，已整整三十五年了。我們在校中做事的，讀書的，碰到了這樣一個大紀念日，自然應當興高采烈的慶祝一下。

　　但是，嚴重的困難還依然嚴重，國內分裂的現象又已重演於目前，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大恐慌，也一天天的緊逼上來。我們處身於這樣的局面之中，只須稍稍一想，馬上就可以收回了興高采烈，立時變做了愁眉苦臉。

　　不錯，瞧我們的校徽罷！“北大”兩個篆文，外面一道圈子，是不是活畫了個愁眉苦臉？

　　但我並不在這裏說笑話。我以爲這愁眉苦臉的校徽，正在指示我們應取的態度，應走的道路。我們唯有在愁眉苦臉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臉中咬緊了牙齒苦幹着，在愁眉苦臉中用沉着強毅的精神掙扎着，然後纔可以找到一條光明的出路。要不然，“覆巢之下無完卵”，就是醉生夢死者應得的報應。

　　瞧瞧歐戰以後的德國人罷！他們真能在愁眉苦臉之中蠻幹。他們痛苦時只是擡起頭來喘口氣，喘完了氣還是低着頭幹。而我們呢？在我們的賬簿上，只怕除去呼口號、貼標語、開會、遊行示威、發通電之外，所餘下的也就近於零了罷！

　　回想三十五年前，清政府因爲甲午一役，受了日本人的大挫折，纔有開辦大學的決議。而大學開辦了三十五年，其結果曾不能損及日本人之一草一木，反斷送了遼東千里，外加熱河一省，這責任當然不能全由大學師生擔負，而大學師生回想當年所以開辦大學之故，再摸摸自己身上這三十五年中所受到的血漬未乾的新創，請問還是應當興高采烈呢？還是應當愁眉苦臉呢？

　　當然，我們不能不承認現在的北大已有相當的根底，更不能不承認已往三十五年中的北大已有相當的成績。我們到國內各處去旅行，幾乎沒一處不碰到北大的舊同學。這些同學們或做中央的委員部長，或做各省縣的廳長局長縣長，做大中小學校長教員的更多。他們各以其學問經驗用之於所辦的事業，自然對於國家各有各的貢獻。把這一筆總賬算起來，自然也不能不算偉大。所以，若然我們要說一句自爲譬慰的話，也就不妨說：要是這三十五年中沒有北大，恐怕中國的情形還要更糟。可是這樣的話，要是校外的人拿來恭維我們，我們還應當謙遜不遑。要是我們自己這樣說，那就是不求上進，沒有出息的表徵。

　　我們應當取極嚴厲的態度責備我們自己。我們應當把已往所得的光榮—若然有的話—看作沒有，應當努力找尋自己的恥辱，而力求所以雪恥之道。

　　我們這學校並不是研究飛機大炮的，所以，我們造不出飛機大炮，並不是我們的恥辱。但是，我們研究自然科學，而我們在自然科學上還沒有很重要的發明，那是我們的恥辱。我們研究社會科學，而我們對於本國社會的情狀，亦許還沒有外國學者調查得清楚，那是我們的恥辱。我們研究本國文史，而我們所考據的東西，亦許有時還不比上外國學者所考據的精確，那是我們的恥辱。

　　大家都呼號着要雪國恥。我以爲國恥應當一部分一部分的雪。做商的應當雪商恥，做工的應當雪工恥，我們頭頂三十五年老招牌的北大，應當努力於雪學術恥。

　　單有堅甲利兵而沒有其他種種事業以爲其後盾，決不足以立國。我們的職任，既不在於爲國家研究堅甲利兵，就應當在我們的本份上做工夫！要是能把本份上的工夫做得好，其功業亦決不在於爲國家研究堅甲利兵之下。

　　前幾年，“讀書”“救國”兩問題的衝突，真鬧到我們透氣不得。到了今年五月二十二日，這問題就被事實解決了。雖然我們回想到了這樣的事實就要心痛，但心痛的結果可以指示出一條我們應步的路，那還不得不認爲“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同學們，同事們，三十五年已經過去了，愁眉苦臉的校徽正在詔示着我們應當愁眉苦臉的去做，我們在今天一天上，自然不妨強爲歡笑，興高采烈，從明天起，就該切切實實，愁眉苦臉去再做上三十五年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