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挂一把拉皮黄调的胡琴与悬一张破旧的无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会有雅俗之分。这事实可用民族对于事物的文学历史的多寡而说明。琴在中国已有很浓厚的文学背景，普通人见了琴就会引起种种联想；胡琴虽时下流行，但在近人的咏物诗以外却举不出文学上的故事或传说来，所以不能为联想的原素。蔷薇在西洋原是有长久的文学的背景的，在中国，究不能与梅花并列。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方的文人面前，其感兴也当然不及蔷薇吧。

　　文学不能无所缘，文学所缘的东西在自然界中要算草虫鸟为最普通。孔子举读诗的益处，其一种就是说“多识乎鸟兽草木之名”。试翻毛诗来看，第一首《关雎》是以鸟为缘的，第二首《葛覃》是以草木为缘的。民族各以其常见的事物为对象，发为歌咏或编成传说。经过多人的歌咏及普遍的传说以后，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脉中遗下某种情调，呈出一种特有的观感。这些情调与观感，足以长久地作为酵素，来温暖润泽民族的心情。日本人对于樱的情调，中国人对于鹤的趣味，都是他民族所不能翻译共喻的。

　　事物的文学背景愈丰富，愈足以温暖润泽人的心情，反之，如果对于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献或典故，就会兴味索然。故对于某事物关联地来灌输些文学上的文献或典故，使对于某事物得扩张其趣味，也是青年教育上一件要务。祖璋的《鸟与文学》，在这意义上不失为有价值的书。

　　小泉八云曾著了一部有名的《虫的文学》，把日本的虫的故事及诗歌和西洋的关于虫的文献比较研究过，我在往时读了很感兴趣。现在读祖璋此书，有许多地方令我记起读《虫的文学》的印象来。

刊开明书店版贾祖璋著《鸟与文学》（193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