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虽然一连几天，南京和上海的气象台一再警告十二级的台风快要袭来了，无线电的广播也天天在那里大声疾呼，叫大家赶快预防，而我却麻痹大意，置之不理。大概想到古人只说“绸缪未雨”，并没有“绸缪未风”这句话，所以只到园子里溜达了一下，单单把一盆遇风即倒的老干黑松从木板上移了下来，请它在野草地上屈居一下；而我那几间平屋，一座书楼，倒像是两国战争时期不设防的城市，一些儿防备都没有。

　　八月二日的下午，台风的先头部队已经降临苏州，我却披襟当风，心安理得，自管在书楼上给上海文化出版社继续写一部《盆栽趣味》，一面还听着无线电中的音乐，连虎啸狮吼般的风声也充耳不闻。哪里料到《盆栽趣味》没有写完，这一夜就饱尝了苦于黄连的台风滋味呢。

　　入夏以来，我是夜夜独个儿睡在那座书楼上的，前年五月，儿女们为了庆祝我的六十岁生日，在东厢凤来仪室的上面，起建了一座小小书楼，名为“花延年阁”；这原是我十余年来的愿望，总算如愿以偿了。这书楼四面脱空，一无依傍，倒像是个遗世独立的高士，而这夜可就做了台风袭击的中心。大约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台风的来势已很猛烈，东北两面的玻璃窗，被刮得格格地响着，加上园子里树木特多，被风刮得分外的响；我听了有些害怕，便抱着枕头和薄被，回到楼下卧室里来。

　　正在迷迷糊糊快要入睡的当儿，猛听得楼上豁琅琅一片响声，我大吃一惊，立时喊一声“哎哟”，从床上跳了下来，趿着拖鞋，忙不迭和妻赶上楼去；却见北面那扇可以远望双塔的冰梅片格子的红木大方窗，已被击破，玻璃落地粉碎，连窗下那座十景矮橱顶上一尊乾隆佛山窑的“汉钟离醉酒”造像也带倒了。这是我心爱的东西，急忙拾起来察看，还好，并没有碎。此外打碎了一只粉彩凤穿牡丹的瓷胆瓶，和一个浮雕螭虎龙的白端石小瓶，这损失不算大，台风伯伯还是讲交情的。

　　回到了楼下，又回到了床上，听那风刮得更响了，我想怎样可以入睡呢？没有办法，只得向妻要了两团棉花，塞在两个耳朵里，风声果然低下去了。歇了一会，妻还是不放心，重又上楼去看看，我却自管高枕而卧，不料一霎时间，我那塞着棉花团的耳朵里，仿佛听得妻的惊呼之声。我料知“东窗事发”，不由得胆战心惊，霍地跳起身来，飞奔上楼，只见妻呆立在那里，而靠北的一扇东窗，不知怎样飞去了，我的心立刻向下一沉，想窗兄做了这“绿珠坠楼”的表演，定然要粉身碎骨的了。那时狂风挟着雨片，疾卷而入，连西窗下安放着的书桌也打湿了，桌上的所谓“文房四宝”和小摆设之类，都湿淋淋地变成了落汤鸡。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像当年洪水决堤时将身抵住缺口的英雄们一样，随手拖了一条席子和一张吹落下来的窗帘，双臂像左右开弓似的，用力遮着窗口；可是没有用，身上的衣裤都给打湿了。风雨还是猛扑着，几乎把我扑倒，而一口气也几乎透不过来。

　　妻赶下楼去报警呼援，于是整个屋子的人，都赶上来了，掮来了一扇板门，替我抵住了窗口，大家手忙脚乱地去找铁榔头，找长钉子，把那板门牢牢钉住在上下的窗槛上，总算又把台风伯伯挡住了驾。

　　可是台风见我们有困难，也有办法，当然不甘心默尔而息，更以全力进攻。正在提心吊胆的当儿，只听得格的一声，靠南的一扇东窗又不翼而飞了。我喊一声“天哪！”没命地扑向前去，扯起窗帘来抵住窗口，和无情的风雨再作搏斗。好不容易到园子里找到了那扇飞去的窗，回上来放在原处，又把长钉上下钉住了，总算又把台风伯伯挡住了驾。

　　天快要亮了，我们五个人通力合作，做好了这些起码的防御工事，筋疲力尽地退回后方休息，而这座明窗净几的书楼，早已变了个样，仿佛变做了王宝钏苦守十八年的寒窑。楼外的台风伯伯似乎向我冷笑道：“你还要麻痹么？你还要大意么？这回子才叫你晓得咱老子的厉害！”我只得苦笑着道：“台风伯伯，我小子这才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