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梦莲所料，举人公愿意交钱粮。老郑本来很怕和举人公说话，因为举人公的话里常常带着书上的字眼，教他莫名其妙。而且，这一次，是他给举人公出主意，教举人公破钞，他的心里一点也不像往常来报告“今年多收了十五担高粱”那么平静。他几乎怀疑自己真的有那个胆量把话说出来。况且，他知道，院中老有人监视着举人公；连给举人公打杂的都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假若他的话被他们听了去，他晓得自己的头就要在项上长得不十分安稳了。

　　举人公正在批阅公文。他讨厌看它们，但是日本人的鞭子——无形的——老在他的背后，他不敢十分的贪懒。那些公文的内容没有一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纳粮，抽壮丁，统制物资，使用伪币……他知道他的笔下可以杀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没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杀人放火的事。他不能由国家民族的立场去看事，但是他深知道因果报应的可怕。他入过考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功名，他知道，是一半来自学问，一半来自祖宗的阴功德行。在他坐在与囚狱相似的书房里写卷子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了好几个白胡子老头儿，都慈眉善目的向他微笑——所以，他中了举人。现在，在他的笔下，他看见多少没有头，或头上带着一个血洞的人。他不敢再落笔。但是他又非落笔不可。为维持生命与财产，他须忘了那些屈死鬼。他须不再迷信！他写下来批语，签了字盖了章，心中痛快了一些。“管它呢，批完一件是一件！”他告诉自己。

　　老郑来得正好。举人公恰好看一件日本人要“女看护”的公文——文城须至少送出一百二十名“女护士”到各处军营里去。看着这件公文，他想起刚刚闹过气的梦莲。他决不肯教自己的女儿去陪酒，可是他须把别人的女儿送到军营中。他看见一群吐着舌头，下身流着血的女鬼！他闭上了眼，盼望看到那些曾经在考场里保护着他的白胡子老头儿。没有看见。睁开眼，他看见了老郑。他把公文推在了一旁。

　　老郑一眼瞭着院中的人，一眼看着举人公，很困难的，续续断断的，把来意说明。举人公的小眼珠只转了两个圈，就点了头。看了院中一眼，他口中的热气吹在老郑的耳朵上；“咱们要谁也不得罪！”

　　老郑不愿意多啾咕。他向举人公告辞。怪舍不得似的，举人公托着水烟袋把他送到院中。

　　看着老郑走出去，举人公的心中轻松了许多。他想跟谁再谈一谈心。在他的盖满了耻辱与污垢的心中，他现在找到了一点光亮，像破屋子似的，虽然丑陋不堪，可是屋顶上的漏洞能放进点月光来。耻辱与污浊最好是埋在心里，像死人须放在棺材里那样。但是，光亮是要射出来的。他渴想跟谁谈一谈心，把刚刚找到的一点光亮放射出来。

　　谁是可以谈心的人呢？只有梦莲。但是梦莲已经几乎不再是他的女儿。他的嘴，说不过她。他的“涵养”，又教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她敢任性的乱说，他不敢。但是，他必须找她去，跟她说几句知心的话；再不说，他的心就会由憋闷而爆炸，像小孩吹的气球那样。他的脚不由的走向她的屋子去。不管她怎样，他须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好教自己的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

　　梦莲正爬在小桌上写信。她不必抬头，就知道是谁进来了；她认识他的脚步声——一种轻，短，而并不快的，仿佛只用脚掌那一点肉用力的，脚步声。因此，她也就没抬头。

　　举人公停住了脚步。从胸部到喉管，忽然干辣辣的缩紧，他想扭头走去。她的冷淡是无可忍受的。但是，他没动。像被食物噎住似的，他咽了一大口气。他看着她。她的额部几乎不能看见，他只看见她的颧骨和腮——她的腮上是那么瘦，颜色是那么惨白，他的怒气与反感开始变为怜爱与同情。他好像已经有许多天没有看见她，好像头一回看清她是这么憔悴。她不但是他的女儿，而且是个应当被人怜爱的女儿。他觉得有些对不起她。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他不愿意去想。因为，假若他要依着她的看法去想——什么汉奸咧，卖国咧——他就无法再为自己辩护，无法再活下去。他须欺骗自己，以便苟延性命。他希望女儿能明白这一点。

　　“梦莲！”他低声的叫。

　　“嗯？”她的笔尖朝了上，左手按着纸，像知道他来，又像是刚从梦中惊醒的，这么出了一声。她的眼中带出很疲倦的样子，而皱着的眉头又表示出虽然疲倦仍然不服气，还可以随时对他反抗的神气。她的上嘴唇翘起一点，露出两三个小牙；她的牙仿佛不似往日那么白净了。

　　他走到她的旁边。她没有改动她的姿态，只把眼低下来，定在信纸上。

　　“梦莲！”举人公把水烟袋放下，自己搬来一个椅子——姿势极不自然，像三四岁的胖男孩抱着个布娃娃那么不自然。

　　梦莲没有任何表情，把信纸翻过来，把笔插在笔帽里。

　　“梦莲！老郑去了，去交钱粮！”他的心中的那点亮儿放射出来，像把一个鱼刺吐出来那么痛快。

　　她把双手放在脖子上，脸儿仰着，又“嗯”了一声。

　　“你看，梦莲，我是要谁也不得罪！”他很高兴的说出他的哲理。

　　“各方面敷衍？”梦莲的话像利刀砍在豆腐上。举人公确是像豆腐，他软软的接受了那一刀，并没使刀刃发出火星儿来。

　　“那有什么办法呢？”举人公叹了口气。

　　“我们的命就那么要紧？”是的，她知道，命实在要紧。在抗战以前，凭她的那么娇生惯养，凭她的爱花爱草的天性，她永远连“死”字都不大爱说。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她以为“死”字与她相距太远；谁能看着一个可爱的世界，鸟在唱，水在流，而忽然想到死呢？可是世界变了，她看到死，种种的死，比噩梦还丑陋的死。她认识了死。她觉得死在这年月，一点也不稀奇，而且是人人不能免的。看清楚了这一点，她常常想到死，而不敢死的就好像不配活在战争里。战争根本便是死里求生。她的思想，以前是这么轻微浅薄，现在却被战争熬炼得像生命那么大，那么重。她不能不常常想到生和死，因为水火刀枪都就在她的眼前。

　　举人公不想再谈下去。他后悔刚才为什么要来和女儿谈心。女儿的眼是由生一直看到死，而他的是慢慢的慢慢的，像叫花子在垃圾堆上拣东西那样，逐件的细看，只要看见一块还有一点点黑色的残煤，就可以再燃起火来取暖的希望。敷衍，各方面敷衍，的确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适用于乱世的哲学。东摸一把，西摸一把，摸来摸去——他想——就会摸到自己的脑袋还在项上！这就叫作“一贯”！梦莲不能懂得这个一贯之道。她年轻幼稚。他不想再和她往下谈。

　　但是，他又不肯走开。好容易和她坐在一处——她既没一语不发，又没跺着脚生气——他须忍耐一会儿，再使她多明白一点他的心。他是有涵养的人。即使她不喜欢听他的话，他也得说出来——心到神知！

　　“你看，梦莲，”他把声音放得极低：“这不是第一次了！两三回，政府派来的人，我都见了！很冒险！所以，连你都不愿意告诉！咱们各方面都不得罪；哪边胜了，都得另眼看待咱们！我就盼望早早的打完仗，我还能平平妥妥的入了棺材！梦莲，你要明白我，咱们爷儿俩才是……”他说不下去了。

　　梦莲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不愿意开口。她讨厌父亲的无动于衷的客观，与完全没有贞操的实利，可是赶快结束这种无聊与苦恼，她似乎非表示一点怜悯他的意思不可！她勉强的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