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弟才只学会了两出戏，一出《汾河湾》，一出《红鸾禧》。她相当的聪明，但是心像一条小死鱼似的，有一阵风儿便顺流而下，跑出好远。她不肯死下工夫学习一样事。

　　她的总目的是享受。享受恰好是没有边际的：吃是享受，喝也是享受；恋爱是享受，唱几句戏，得点虚荣，也是享受。她要全享受一下。别人去溜冰，她没有去，她便觉得委屈了自己，而落几个小眼泪。可是，她又不能参加一切的热闹，她第一没有分身术，第二还没征服了时间，能教时间老等着她。于是，她只能尽可能的把自己分配在时间里，像钟表上的秒针似的一天到晚不闲着。

　　这样，她可又招来许多小小的烦恼。她去溜冰，便耽误了学戏。而且，若是在冰场上受了一点寒，嗓子就立刻发哑，无论胡琴怎么低，她也够不上调，急得遍体生津。同样的，假若三个男朋友一个约她看电影，一个约她看戏，一个约她逛公园吃饭，她就不能同时分身到三处去，而一定感到困难。若是辞谢两个吧，便得罪了两个朋友。若是只看半场电影，然后再看一出戏，最后去吃饭吧，便又须费许多唇舌，扯许多的谎，而且还许把三个朋友都得罪了。况且，这么匆匆的跑来跑去也太劳苦。爱的享受往往是要完全占有，而不是东扑一下，西扑一下呀。它有时候是要在僻静的地方，闭着眼欣赏，而不是锣鼓喧天的事呀。她有时候几乎想到断绝了看电影，听戏，逛公园，吃饭馆，而只专爱一个男友，把恋爱真作成个样子，不要那么摆成一座爱的八阵图。可是，她又舍不得那些热闹。那些热闹到底给她一些刺激。假若她被圈在西山碧云寺，没有电影，戏剧，锣鼓，叫嚣，尽管身边有个极可爱的爱人，恐怕她也会发疯的，她想。过多的享受会使享受变成刺激，而刺激是越来越粗暴的。以听戏说，她慢慢的能欣赏了小生，因为小生的尖嗓比青衣的更直硬一些，更刺耳一些。她也爱听了武戏，而且不是杨小楼的武戏文唱的那一种，她喜欢了《红门寺》，《铁公鸡》，《青石洞》一类的，毫无情节，而专表现武工的戏。锣鼓越响，她才感到一点愉快；遇到《彩楼配》与《祭塔》什么的唱工戏，她会打起瞌睡来。连电影也是如此，她爱看那些无情无理的，乱打乱闹的片子。只有乱打乱闹，才能给她一点印象，她需要强烈的刺激。

　　对于男朋友们，她也往往感到厌烦。他们总不约而同的耍那套不疼不痒的小把戏。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李空山。因为厌烦他们，她时时的想念李空山。李空山不会温柔体贴，可是给了她一些刺激。她可也不敢由他们之中，选择出一个，制造成个李空山。她须享受，可也得留神；一有了娃娃便万事皆休。再说，专爱一个男人，别的男人就一定不再送给她礼物，这也是损失。她只好昏昏糊糊的鬼混，她得到了一切，又似乎没得到一切，连她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怎回事。在迷迷糊糊之中，有时候很偶然的她看出来，她是理应如此，因为她是负着什么一种使命，一种从日本人占据了北平后所得来的使命。她自己愿意这样，朋友们愿意她这样，她的父母也愿意她这样；这不是使命还是什么呢？

　　在她的一些男友之中，较比的倒是新交的几个伶人还使她满意。他们的身体强，行动轻佻，言语粗俗。和他们在一处，她几乎可以忘了她是个女人，而谁也不脸红的把村话说出来。她觉得这颇健康。

　　男人捧女伶，女人捧男伶，已经成为风气，本来不足为奇。不过，她的朋友们往往指摘她不该结交男伶。这又给她不少的苦痛。凡是别人可以作的，她也都可以作，她是负有“使命”的人，不能甘居人后的落伍。她为什么不可以与男伶为友呢？同时，她又不敢公然的和朋友们开火，绝对不接受他们的批评。她是有“使命”的人，她须到处受人欢迎 ，好把自己老摆在社会的最前面。她不能随便得罪人，以至招出个倒彩来。

　　她忙碌，迷糊，劳累；又须算计，又不便多算计；既须大胆，又该留神；感到茫然，又似乎不完全茫然；有了刺激，又仍然空虚。她不知道怎样才好，又觉得怎样都好。她瘦了。在不搽粉的时候，她的脸上显着黄暗，眼睛四围有个黑圈儿。她有时候想休息休息，而又不能休息，事情逼着她去活动。她不知道自己有病没有，而只感到有时候是在雾里飘动。等到搽胭脂抹粉的打扮完了，她又有了自信，她还是很强壮，很漂亮，一点都不必顾虑什么健康不健康。她学会了吸香烟，也敢喝两杯强烈的酒。她已找不到了自己的青春，可也并不老苍。她正好是个有精力，有使命，有人缘，有福气的小妇人。

　　在这么奔忙，劳碌，迷惘，得意，痛苦，快乐之中，她只无意中的作了一件好事，她救了桐芳。

　　为避免，或延缓，堕入烟花的危险，桐芳用尽心计抓住了二小姐。她并不十分的恨恶招弟，也不想因鼓励招弟去胡搞而毁灭了招弟。她是被人毁害过了的女人，她不忍看任何的青春女子变成她自己的样子。她只深恨大赤包与日本人。她不能坐候大赤包把她驱逐到妓院去，一入妓院，她便无法再报仇。所以，她抓住了招弟作为自己的掩蔽。在掩蔽的后面，她只能用力推着它，还给它时时的添加一点土，或几根木头，加强它的抵御力。她不能冷水浇头的劝告招弟，引起招弟的不快；招弟一讨厌了她，她便失去了掩蔽，而大赤包的枪弹随时可以打到她。

　　招弟年轻，喜欢人家服从她，谄媚她。在最初，她似乎也看出来，桐芳的亲善是一种政略。可是，过了几天，以桐芳的能说会道，多知多懂，善于察颜观色，她感到了舒服，也就相信桐芳是真心和她交好了。又过了些日子。她不知不觉的信任了桐芳，而对妈妈渐次冷淡起来。不错，她知道妈妈真的爱她；但是，她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娃子，她愿意自己也可以拿一个半个主意，不能诸事都由妈妈替她决定。她不愿永远作妈妈的附属物。拿件小事情来说：她与妈妈一同出去的时候，就是遇上她自己的青年朋友，他们也必先招呼妈妈，而后才招呼她。她在妈妈旁边，仿佛只是妈妈的成绩展览品；她的美丽恰好是妈妈的功劳，她自己好像没有独自应得的光荣。反之，她若跟桐芳在一起呢，她便是主，而桐芳是宾，她是太阳，而桐芳是月亮了。她觉得舒服。她的话，对桐芳，可以成为命令。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向桐芳商议，而这种商谈只显出亲密，与接受命令大不相同。和桐芳在一起，她的光荣确乎完全是她自己的了。而且，桐芳的年纪比妈妈小得多，相貌也还看得过去，所以跟桐芳一块儿出来进去，她就感到她是初月，而桐芳是月钩旁的一颗小星，更足以使画面美丽。跟妈妈在一道呢，人们看一眼老气横秋的妈妈，再看一眼美似春花的她，就难免不发笑，像看一张滑稽影片似的。这每每教她面红过耳。

　　大赤包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她一眼便看明白桐芳的用意。可是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心里可未必不容纳几个沙子。她认准了招弟是异宝奇珍，将来一定可以变成杨贵妃或西太后。一方面她须控制住这个宝贝，一方面也得讨小姐的喜欢。假若母女之间为桐芳而发生了冲突，女儿一气而嫁个不三不四的，长相漂亮而家里没有一斗白米的兔蛋，岂不是自己打碎了自己的玛瑙盘子翡翠碗么？不，她不能不网开一面，教小姐在小处得到舒服，而后在大事上好不得不依从妈妈。再说，女儿花是开不久的，招弟必须在全盛时代出了嫁。女儿出嫁后，她再收拾桐芳。不管，不管怎样，不管到什么时候，她必须收拾了桐芳；就是到了七老八十，眼看要入墓了，她也得先收拾了桐芳，而后才能死得瞑目。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却只苦了高第。她得不到妈妈的疼爱，看不上妹妹的行为，又失去了桐芳的友情。不错，她了解桐芳的故意冷淡她，但是理智并不能够完全战胜了感情。她是个女孩子，她需要恋爱或怜爱。她现在是住在冰窖里，到处都是凉的，她受不了。她有时候恨自己，为什么不放开胆子，闯出北平。有时候，她也想到用结婚结束了这冰窖里的生活。但是，嫁给谁呢？想到结婚，她便也想到危险，因为结婚并不永远像吃鱼肝油精那么有益无损。她在家，便感到冷气袭人；出去，又感到茫茫不知所归。浪漫吧，怕危险；老实吧，又无聊。她不知怎样才好。她时常发脾气，甚至于对桐芳发怒。但是，脾气越坏，大家就越不喜欢她，只落个自讨无趣。不发脾气吧，人们也并不就体贴她。她变成个有父母姐妹的孤女。有时候，她还到什么慈善团体去，听听说经，随缘礼拜。可是这也并没使她得到宁静与解脱。反之，在钟磬香烛的空气里冷静一会儿之后，她就更盼望得到点刺激，很像吃了冷酒之后想喝热茶那样。无可如何，她只能偷偷的落几个泪。

　　天冷起来。买不到煤。每天，街上总有许多冻死的人。日本人把煤都运了走，可是还要表示出他们的善心来。他们发动了冬季义赈游艺大会，以全部收入办理粥厂，好教该冻死的人在一息尚存的时节感激日本人。在这意义之外，他们也就手儿又教北平人多消遣一次；消遣便是麻醉。该冻死的总要冻死，他们可是愿意看那些还不至于被冻死的听到锣鼓，看到热闹，好把心灵冻上。对于这次义赈游艺，他们特别鼓励青年们加入，能唱的要出来唱，能耍的要出来耍；青年男女若注意到唱与耍，便自然的忘了什么民族与国家。

　　蓝东阳与胖菊子亲自来请招弟小姐参加游艺。冠家的人们马上感到兴奋，心都跳得很快。冠晓荷心跳着而故作镇定的说：

　　“小姐，小姐！时机到了，这回非唱它一两出不可！”

　　招弟立刻觉得嗓子有点发干，撒着娇儿说：“那不行啊！又有好几天没吊嗓子啦，词儿也不熟。上台？我不能丢那个人去！我还是溜冰吧！”

　　“丢人？什么话！咱们冠家永远不作丢人的事，我的小姐！谁的嗓子也不是铁的，都有个方便不方便。只要你肯上台，就是放个屁给他们听听，也得红！反正戏票是先派出去的，咱们唱好了，是他们的造化；唱不好，活该！”晓荷兴奋得几乎忘了文雅，目光四射的道出他的“不负责主义”的真理。

　　“是要唱一回！”大赤包气派极大的说：“学了这么多的日子，花了那么多的钱，不露一露算怎么回事呢？”然后转向东阳：“东阳，事情我们答应下了！不过，有一个条件：招弟必须唱压轴！不管有什么角色，都得让一步儿！我的女儿不能给别人垫戏！”

　　东阳对于办义务戏已经有了点经验。他知道招弟没有唱压轴的资格，但是也知道日本人喜欢约出新人物来。扯了扯绿脸，他答应了条件。虽然这里面有许多困难，他可是晓得在办不通的时候可以用势力——日本人的势力——去强迫参加的人。于是他也顺手儿露一露自己的威风：

　　“我教谁唱开场，谁就得唱开场；教谁压台谁就压台；不论什么资格，本事！不服？跟日本人说去呀！敢去才怪！”

　　“行头怎办呢？我反正不能随便从‘箱’里提溜出一件就披在身上！要玩，就得玩出个样儿来！”招弟一边说，一边用手心轻轻的拍着脸蛋。

　　高亦陀从外面进来，正听到招弟的话，很自然的把话接过去：“找行头，小姐？交给我好啦！要什么样的，全听小姐一声吩咐，保管满意！”他今天打扮得特别干净整齐，十分像个“跟包”的。

　　打量了亦陀一眼，招弟笑了笑。“好啦，我派你作跟包的！”

　　“得令！”亦陀十分得意的答应了这个美差。

　　晓荷瞪了亦陀一眼。他自己本想给女儿跟包，好随着她在后台挤出挤进，能多看看女角儿们。在她上台的时节，他还可以弄个小茶壶伺候女儿饮场，以便教台下的人都能看到他。谁知道，这么好的差事又被亦陀抢了去！

　　“我看哪，”晓荷想减少一些亦陀报效的机会，“咱们楞自己作一身新的，不要去借。好财买脸的事，要作就作到了家！”

　　招弟拍开了手。她平日总以为爸爸不过是妈妈配角儿，平平稳稳的，没有什么大毛病，可也不会得个满堂好儿。今天，爸爸可是像忽然有了脑子，说出她自己要说的话来。“爸爸！真的，自己作一身行头，够多么好玩呀！是的，那够多么好玩呀！”她一点也没想到一身行头要用多少钱。

　　大赤包也愿意女儿把风头出得十足，不过她知道一身行头要花许多钱，而且除了在台上穿，别无用处。眨一眨眼，她有了主意：“招弟，你老夸嘴，说你的朋友多，现在到用着他们的时候了，看看他们有没有替你办点事儿的本事！”

　　招弟又得到了灵感：“对！对！我告诉他们去，我要唱戏，作行头，看他们肯掏掏腰包不肯。他们要是不肯呀，从此我连用眼角都不再看他们一眼。我又不是他妈的野丫头，贱骨头，随便白陪着他们玩！”把村话说出来，她觉得怪痛快，而且仿佛有点正义感似的。

　　“小姐！小姐！”晓荷连连的叫：“你的字眼儿可不大文雅！”

　　“还有头面呢！”亦陀失去代借行头的机会，赶快想出补救的办法来。“要是一身新行头，配上旧头面，那才难看得要命。我去借，要点翠的，十成新的，准保配得上新行头！”

　　把行头与头面的问题都讨论得差不多了，大赤包主张马上叫来小文给招弟过一过戏。“光有好行头，好头面，而一声唱不出来，也不行吧？小姐，你马上就得用功哟！”她派人去叫小文。

　　小文有小文的身分。你到他家去，他总很客气的招待；你叫他带着胡琴找你来，他伺候不着。

　　大赤包看叫不来小文，立刻变了脸。东阳的脸也扯得十分生动，很想用他的片子把小文“传”来。倒是招弟拦住了他们：“别胡闹！人家小文是北平数一数二的琴师！你们杀了他，他也不会来！只要有他，我就砸不了；没他呀，我准玩完！算了吧，咱们先打几圈吧！”

　　东阳还有事，大赤包还有事，胖菊子也还有事。可是中国人的事一遇见麻雀也不怎么就变成了没事，大家很快的入了座。

　　亦陀在大赤包背后看了两把歪脖子胡，轻轻的溜出去。他去找程长顺。

　　生活的困苦会强迫着人早熟。长顺儿长了一点身量，也增长了更多的老气，看着很像个成人了。自从小崔死后，他就跟丁约翰合作，作了个小生意。这个小生意很奇特而肮脏。丁约翰是发现者。在英国府，他常看到街上一大车一大车的往日本使馆和兵营拉旧布的军服。军服分明是棉的，因为上下身都那么厚墩墩的。可是，分量很轻，每一车都堆得很高，而拉车的人或马似乎并不很吃力。这引起他的好奇心。他找了个在日本军营作工友的打听打听。那个工友是他的朋友——在使馆区作工友的都自成一帮——可是不肯痛痛快快的告诉他那到底是怎回事。丁约翰，身为英国府的摆台的，当然有些看不起在日本军营作工友的朋友，本想扬着脸走开，不再探问。可是，福至心灵，他约那个朋友去喝两杯酒。以一个世袭基督教徒而言，他向来反对吃酒；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只好对上帝告个便。

　　酒果然有灵验，三杯下去，那个朋友口吐了真言。那是这样一回事：日本在华北招收了许多伪军，到了冬天当然要给他们每人一身棉军衣。可是，华北的棉花已都被日本人运回国去，不能为伪军再运回来。于是日本的策士们埋头研究了许多日子，发明了一种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无须用机器造，也无须在上海或天津定做，而只需要一些破布与烂纸就能作成。这就是丁约翰所看到的一车一车的军衣。这种军衣一碰就破，一湿就瘫；就是在最完好的时候，穿上也不挡寒。虽然如此，伪军可是到底得着了军衣——日本人管它叫作军衣，它便是军衣。

　　这批军衣的承做者是个日本人。日本人使馆的工友们贿赂了这日本人，取得了特权去委托他们自己的亲友制作。那位朋友也便是得到特权的一个。

　　丁约翰向来看不起日本人，不为别的，而只为他自己是在英国府作事——他以为英国府的一个仆人也比日本使馆的参赞或秘书还要高贵的多。对于这件以烂纸破布作军服的事，从他的基督徒的立场来说，也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这是欺骗。无论从哪方面看吧，他都应该对这件事不发生兴趣，而只付之一笑。但是，他到底是个人；人若见了钱而还不忘了英国府与上帝，还成为人么？他决定作个人，即便是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况且他觉得这样赚几个钱，并不能算犯罪，因为他赚的是日本人的钱。至于由他手里制造出那种军服的代用品，是否对得起那些兵士们，他以为无须考虑，因为伪军都是中国人，而他是向来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的。

　　整花了十天的工夫，他和那个朋友变成了莫逆。凡是该往冠家送的黄油，罐头，与白兰地，都送到那个朋友的家中去。这样，他分到了一小股特权，承办一千套军衣。得到这点特权之后，他十分虔敬的作了礼拜，领了圣餐，并且献了五角钱，（平日作礼拜，他只献一角，）感谢上帝。然后，他决定找长顺合作，因为在全胡同之中只有长顺最诚实，而且和他有来往。

　　约翰的办法是这样的：他先预支一点钱，作为资本。然后，他教长顺去收买破布，破衣服，和烂纸。破衣服若是棉的，便将棉花抽出来，整理好再卖出去。卖旧棉花的利钱，他和长顺三七分帐；他七成，长顺三成。这不大公平，但是他以为长顺既是个孩子，当然不能和一个成人，况且是世袭基督徒，平分秋色。把破布破衣服买来，须由长顺洗刷干净，而后拼到一块——“你的外婆总会作这个的，找小崔寡妇帮帮忙也行；总之，这是你的事，你怎办怎好。”拼好了破布，把烂纸絮在里面——“纸不要弄平了，那既费料子，又显着单薄，顶好就那么团团着放进去，好显出很厚实；分量也轻，省脚力。”絮好，粗枝大叶的一缝，再横竖都“行”上几道，省得用手一提，纸就都往下面坠，变成了破纸口袋。

　　“这些，”约翰恳切的嘱咐：“都由你作。你跑路，用水，用针线，干活儿，我都不管；每套作成，我给你一块钱。一千套就是一千块呀！你可是得有帐。我交给你多少钱，用了多少钱——只算买材料哟，车钱，水钱什么的，都不算哟！——你每天要报帐；我不在家，你报给我太太听。帐目清楚，军衣作得好，我才能每套给你一块钱；哪样有毛病，我都扣你的钱，听明白了没有？我是基督徒，作事最清楚公道，亲是亲，财是财，要分得明明白白！你懂？”这末两个字是用英文说的，以便增加言语的威力。

　　没详细考虑，程长顺一下子都答应了。他顾不得计算除了车钱，水钱，灯油钱，针线钱，一块钱还能剩下多少。他顾不得盘算，去收买，去整理，去洗刷，去拼凑，去缝起，去记帐，要出多少劳力，费多少时间。他只看见了远远的那一千元。他只觉得这可以解决了他与外婆的生活问题。自从留声机没人再听，外婆的法币丢掉之后，他不单失了业，而且受到饥寒的威胁。他久想作个小生意，可是一来没有资本，二来对什么都外行，他不肯冒险去借钱作生意，万一舍了本儿，他怎么办呢？他是外婆养大的，知道谨慎小心。可是，闲着又没法儿得到吃食，他着急。半夜里听到外婆的长吁短叹，他往往蒙上头偷偷的落泪。他对不起外婆，外婆白养起他来，外婆只养大了一个废物！

　　他想不到去计算，或探听，丁约翰空手抓饼，不跑一步路，不动一个手指，干赚多少钱。他只觉得应该感激约翰。约翰有个上帝，所以约翰应当发财。长顺也得到了个上帝，便是丁约翰！他须一秉忠心的去作，一个铜板的诡病不能有，一点也不偷懒，好对起外婆与新来的上帝！

　　长顺忙了起来。一黑早他便起来，到早市上去收买破布烂纸，把它们背了回来。那些破烂的本身虽然没有很大的分量，可是上面的泥污增加了它们的斤两，他咬着牙背负它们，非至万不得已，决不雇车，他的汗湿透了他的衣裤。他可是毫无怨言，这是求生之道，这也是孝敬外婆的最好的表示。

　　把东西死扯活掖的弄到家中，他须在地上蹲好大半天才能直起腰来。他本当到床上躺一会儿，可是他不肯，他不能教外婆看出他已筋疲力尽，而招她伤心。

　　这些破东西，每一片段都有它特立独行的味道；合在一起，那味道便无可形容，而永远使人恶心要吐。因此，长顺不许外婆动手，而由他自己作第一遍的整理。他晓得外婆爱干净。

　　第一，他须用根棍子敲打它们一遍，把浮土打起来。第二，他再逐一的捡起来，抖一抖，抖去沙土，也顺手儿看看，哪一块上的污垢是非过水不能去掉的。第三，他须把应洗刷的浸在头号的大瓦盆里。第四，把脏布都浸透，他再另用一大盆清水，刷洗它们。而后，第五，他把大块的小块的，长的短的，年龄可是都差不多的，搭在绳索上，把它们晒干。

　　这打土与抖土的工作，使四号的小院子马上变成一座沙阵，对面不见人，像有几匹野马同时在土窝里打滚似的。灰土遮住了一切，连屋脊上门楼上都沙雾迷茫，把檐下的麻雀都害得不住的咳嗽而搬了家。这沙阵不单浓厚，而且腥臭，连隔壁的李四大妈的鼻子都怀疑了自己，一劲儿往四处探索，而断定不了到底那是什么味道。打完一阵，细的灰沙极其逍遥自在的在空中摇荡，而后找好了地方，落在人的头发上，眉毛上，脖领里，饭碗上，衣缝中，使大家证明自己的确是“尘世间”的人物。等灰土全慢慢的落下去，长顺用棍子抽打抽打自己的身上，马上院中就又起了一座规模较小，而照样恼人的，灰阵。他的牙上都满是细——可是并非不臭——的沙子。

　　马老太太，因为喜欢干净，实在受不住外孙这样天天设摆迷魂阵。她把门窗都堵得严严的，可是臭灰依然落在她的头上，眉上，衣服上，与一切家具上。可是，她不能拦阻外孙，更不肯责备他。他的确是要强，为养活她才起早睡晚的作这个脏臭的营生。她只好用手帕把头包起来，随手的擦抹桌凳。听着外孙抖完了那些脏布，她赶快扯下来头上的手帕，免得教外孙看见而多心。

　　小崔太太当然也躲不开这个灾难，她可是也一声不出。她这些日子的生活费是长顺给她弄来的。她只能感激他，不能因为一些臭灰沙而说闲话。金钱而外，她需要安慰与爱护，而马老太太与长顺是无微不至的体贴她，帮助她。她睁开眼，世上已没有一个亲人。她虽有个亲哥哥，可是他不大要强。他什么事都作，只是不作好事。假若他知道了她每月能由高亦陀那里领十块钱，他必会来挤去三四块；他只认识钱，不管什么叫同胞手足。近来，她听说，他已经给日本人作了事。她恨日本人，日本人无缘无故的砍去了她丈夫的头。因此，她更不愿意和给日本人作事的哥哥有什么来往。兄妹既断绝了往来，她的世界上只剩了她自己，假若没有马老太太与长顺，她实在不晓得自己怎么活下去。不，她决定不能嫌憎那些臭灰。反之，她须帮助长顺去工作。长顺给她工钱呢，她接着；不给呢，也没多大关系。

　　在小崔被李四爷抬埋了以后，她病了一大场。她不吃不喝，而只一天到晚的昏睡，有时候发高烧。在发烧的时节，她喊叫小崔，或破口骂日本人。烧过去了一阵，她老实了，鼻翅扇动着，昏昏的睡去。马老太太，在小崔活着的时候，并不和小崔太太怎样亲近，一来是因为小崔好骂人，她听不惯；二来是小崔夫妇总算是一家人，而她自己不过是个老寡妇，也不便多管闲事。及至小崔太太也忽然的变成寡妇，马老太太很自然的把同情心不折不扣的都拿出来。她时时的过来，给小崔太太倒碗开水，或端过一点粥来，在小崔太太乱嚷乱叫的时节，老太太必定过来拉着病人的手。赶到她闹得太凶了，老太太才把李四妈请过来商议办法。等她昏昏的睡去，老太太还不时的到窗外，听一听动静。此外，老太太还和李四妈把两个人所有的医药知识凑在一处，斟酌点草药或偏方，给小崔太太吃。

　　时间，偏方，与情义，慢慢的把小崔太太治好。她还忘不了小崔，但是时间把小崔与她界划得十分清楚了，小崔已死，她还活着——而且还须活下去。

　　在她刚刚能走路的时候，她力逼着李四大爷带她去看看小崔的坟。穿上孝袍，拿着二角钱的烧纸，她滴着泪，像一头刚会走路的羊羔似的跟在四大爷的后边，泪由家中一直滴到先农坛的西边。在坟上，她哭得死去活来。

　　泪洒净了，她开始注意到吃饭喝水和其他的日常琐事。她的身体本来不坏，所以恢复得相当的快。由李四妈陪伴着，她穿着孝衣，在各家门口给帮过她忙与钱的邻居都道了谢。这使她又来到世界上，承认了自己是要继续活下去的。

　　李四爷和孙七，长顺，给募的那点钱，并没用完，老人对着孙七与长顺，把余款交给了她。长顺儿又每月由高亦陀那里给她领十元的“救济费”。她一时不至于挨饿受冻。

　　慢慢的，她把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不再像小崔活着的时候那么乱七八糟了。她开始明白马老太太为什么那样的喜清洁——马老太太是寡妇，喜清洁会使寡 妇有点事作。把屋子收拾干净，她得到一点快乐，虽然死了丈夫，可是屋中倒有了秩序。不过，在这有秩序的屋子中坐定，她又感到空虚。不错，那点儿破桌子烂板凳确是被她擦洗得有了光泽，甚至于像有了生命；可是它们不会像小崔那样欢蹦乱跳，那样有火力。对着静静的破桌椅，她想起小崔的一切。小崔的爱，小崔的汗味，小崔的乱说，小崔的胡闹，都是好的；无论如何，小崔也比这些死的东西好。屋中越有秩序，屋子好像就越空阔，屋中的四角仿佛都加宽了许多，哪里都可以容她立一会儿，或坐一会儿，可是不论是立着还是坐着，她都觉得冷静寂寞，而没法子不想念小崔。小崔，在活着的时候，也许进门就跟她吵闹一阵，甚至于打她一顿。但是，那会使她心跳，使她忍受或反抗，那是生命。现在，她的心无须再跳了，可是她丧失了生命；小崔完全死了，她死了一半。

　　她的身上也比从前整齐了好多。她有工夫检点自己，和照顾自己了。以前，她仿佛不知道有自己，而只知道小崔。她须作好了饭——假若有米的话——等着小崔，省得小崔进门就像饥狼似的喊饿。假若作好了饭，而他还没有回来，她得设法保持饭菜的热气，不能给他冷饭吃。他的衣服，当天换上，当天就被汗沤透，非马上洗涤不可，而他的衣服又是那么少，遇上阴天或落雨就须设法把它们烘干。他的鞋袜是那么容易穿坏，仿佛脚上有几个钢齿似的。一眨眼就会钻几个洞。她须马不停蹄的给他缝补，给他制做。她的工夫完全用在他的身上，顾不得照顾她自己。现在，她开始看她自己了，不再教褂子露着肉，或袜子带着窟窿。身上的整洁恢复了她的青春，她不再是个受气包儿与小泥鬼，而是个相当体面的小妇人了。可是，青春只回来一部分，她的心里并没感到温暖。她的脸上只是那么黄黄的很干净，而没有青春的血色。她不肯愁眉皱眼的，一天到晚的长吁短叹，可是有时候发呆，楞着看她自己的褂子或布鞋。她仿佛不认识了自己。这相当体面，洁净的她，倒好像是另一个人。她还是小崔太太，又不是小崔太太。她不知到底自己是谁。楞着，楞着，她会不知不觉的自言自语起来。及至意识到自己是在说话，她忽然的红了脸，闭紧了嘴，而想赶快找点事作。但是，干什么呢？她想不出。小崔若活着，她老有事作；现在，没有了小崔，她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发动机。她还年轻，可是又仿佛已被黄土埋上了一半。

　　无论怎样无聊，她也不肯到街门口去站立一会儿。非至万不得已，她也不到街上去；买块豆腐，或打一两香油什么的，她会恳托长顺给捎来。她是寡妇，不能随便的出头露面，给小崔丢人。就是偶然的上一趟街，她也总是低着头，直来直去，不敢贪热闹。凭她的年龄，她应当蹦蹦跳跳的，但是，她必须低着头；她已不是她自己，而是小崔的寡妇。她的低头疾走是对死去的丈夫负责，不是心中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一个寡妇的责任是自己要活着，还要老背着一块棺材板。这，她才明白了马老太太为什么那样的谨慎，沉稳。对她，小崔的死亡，差不多是一种新的教育与训练。她必须非常的警觉，把自己真变成个寡妇。以前，她几乎没有考虑过，她有什么人格，和应当避讳什么。她就是她，她是小崔的老婆。小崔拉她出来，在门外打一顿，就打一顿；她能还手，就还给他几拳，或咬住他的一块肉；这都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小崔给她招来耻辱，也替她撑持耻辱。她的褂子露着一块肉，就露着一块肉，没关系；小崔会，仿佛是，遮住那块肉，不许别人多看她一眼。如今，她可须知道耻辱，须遮起她的身体。她是寡妇，也就必须觉到自己是个寡妇。寡妇的世界只是一间小小的黑暗的牢房，她须自动的把自己锁在那里面。

　　因此，她不单不敢抱怨长顺儿摆起灰沙阵，而且觉得从此可以不再寂寞。她愿意帮马老太太的忙。长顺儿自然不肯教她白帮忙，他愿出二角钱，作为缝好一身“军衣”的报酬；针线由他供给，小崔太太没有谢绝这点报酬，也没有嫌少；她一扑纳心的去操作。这样，她可以不出门，而有点收入与工作，恰好足以表示出她是安分守己的，不偷懒的寡妇。

　　孙七，也是爱洁净的人，没法忍受这样的乌烟瘴气。他发了脾气。“我说长顺儿，这是怎回事？你老大不小的了，怎么才学会了撒土攘烟儿呀？这成什么话呢，你看看，”他由耳中掏出一小块泥饼来，“你看看，连耳朵里都可以种麦子啦！还腥臭啊！灰土散了之后，可倒好，你又开了小染房，花红柳绿的挂这么一院子破布条！我顶讨厌这湿渌渌的东西碰我的脑袋！”

　　长顺确是老练多了。搁在往日，他一定要和孙七辩论个水落石出；他一来看不起孙七，二来是年轻气壮，不惜为辩论而辩论的作一番舌战。今天，他可是闭住了嘴，决定一声不响。第一，他须保守秘密，不能山嚷鬼叫的宣布自己的“特权”；好家伙，要教别人都知道了，自己的一千元不就动摇了么？第二，他以为自己已是兴家创业的人，差不多可以与祁老人和李四爷立在一块儿了，怎好因并不住嘴而耽误了工夫呢？孙七说闲话，由他说去吧；挣钱是最要紧的事。是的，他近来连打日本人的事都不大关心了，何况是孙七这点闲话呢。他沉住了气，连看孙七一眼也没看。反正，他知道，自己卖力气挣钱，养活外婆，总不是丢脸的事；干吗辩论呢？可是，他越不出声，孙七就越没结没完。孙七喜欢拌嘴；假若长顺能和他粗着脖子红着筋的乱吵一阵，他或者可以把这场破布官司忘掉，而从争辩中得到点愉快。长顺的一语不发，对于他，是最惨酷的报复。

　　幸而，马老太太与小崔太太，一老一少两位寡妇，出来给他道歉，他才鸣金收兵。

　　这样对付了孙七，长顺暗中非常得意。他有了自信心。他不单已经不是个只会背着留声机在小胡同里乱转，时常被人取笑的孩子，而且变成个有办法，有心路，有志气的青年。什么孙七孙八的，他才不惹闲气。有一千元到手，他将是个……是个什么呢？他想不出。可是，他总会变成比今天更好的人是不会错的。

　　高亦陀找了他来。他完了。他对付不了高亦陀。他不单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傻蛋！他失去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