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不是为鞭子预备着的。谁都不高兴挨打。不过,刚强的人明知苦痛而不怕打,所以能在皮鞭下为正义咬上牙。与这种人恰恰相反的是:还没有看见鞭子已想到自己的屁股的人,他们望到拿着鞭子的人就老远的跪下求饶。蓝东阳便是这样的人。
当他和瑞丰吵嘴的时候,他万也没想到瑞丰会真动手打他。他最怕打架。因为怕打架,所以他的“批评”才永远是偷偷摸摸的咒骂他所嫉妒的人,而不敢堂堂正正的骂阵。因为怕打架,他才以为政府的抗日是不智慧,而他自己是最聪明——老远的就向日本人下跪了!
因为他的身体虚弱,所以瑞丰的一拳把他打闭住了气。不大一会儿,他就苏醒过来。喝了口水,他便跑了出去,唯恐瑞丰再打他。
在北平住得相当的久,他晓得北平人不打架。可是,瑞丰居然敢动手!“嗯!这家伙必定有什么来历!”他坐在一家小茶馆里这么推断。他想回学校,去给那有来历敢打他的人道歉。不,不能道歉!一道歉,他就失去了往日在学校的威风,而被大家看穿他的蛮不讲理原来因为欠打。他想明白:一个人必须教日本人知道自己怕打,而绝对不能教中国人知道。他必须极怕日本人,而对中国人发威。
可是,瑞丰不敢再来了!这使他肆意的在校内给瑞丰播放丑事。他说瑞丰骗了他的钱,挨了他的打,没脸再来作事。大家只好相信他的话,因为瑞丰既不敢露面,即使东阳是瞎吹也死无对证。他的脸,这两天,扯动的特别的厉害。他得意。除了写成好几十段,每段一二十字或三四十字,他自称为散文诗的东西,他还想写一部小说,给日本人看。内容还没想好,但是已想出个很漂亮的书名——五色旗的复活。他觉得精力充沛,见到街上的野狗他都扯一扯脸,示威;见到小猫,他甚至于还加上一声“噗!”
瑞丰既然是畏罪而逃,东阳倒要认真的收拾收拾他了。东阳想去告密。但是,他打听出来,告密并得不到赏金。不上算!反之,倒还是向瑞丰敲俩钱也许更妥当。可是,万一瑞丰着了急而又动打呢?也不妥!
他想去和冠晓荷商议商议。对冠晓荷,他没法不佩服;冠晓荷知道的事太多了。有朝一日,他想,他必定和日本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他也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冠晓荷一样多的知识,好在吃喝玩乐之中取得日本人的欢心。即使作不到这一步,他也还应该为写文章而和冠先生多有来往;假若他也像冠先生那样对吃酒吸烟都能说出那么一大套经验与道理,他不就可以一点不感困难而像水一般的流出文章来么。
另一方面,冠家的女人也是一种引诱的力量,他盼望能因常去闲谈而得到某种的收获。
他又到了冠家。大赤包的退还他四十元钱,使他惊异,兴奋,感激。他没法不表示一点谢意,所以出去给招弟们买来半斤花生米。
他不敢再打牌。甘心作奴隶的人是不会豪放的;敢一掷千金的人必不肯由敌人手下乞求一块昭和糖吃。他想和晓荷商议商议,怎样给祁家报告。可是,坐了好久,他始终没敢提出那回事。他怕冠家抢了他的秘密去!他佩服冠晓荷,也就更嫉妒冠晓荷。他的妒心使他不能和任何人合作。也正因为这个,他的心中才没有亲疏之分;他没有中国朋友,也不认日本人作敌人。
他把秘密原封的带了回来,而想等个最好的机会再卖出去。
庆祝太原陷落的游行与大会使他非常的满意,因为参加的人数既比上次保定陷落的庆祝会多了许多,而且节目也比上次热闹。但是,美中不足,日本人不很满意那天在中山公园表演的旧剧。戏目没有排得好。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商议戏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戏剧知识够分得清《连环计》与《连环套》是不是一出戏的。他们这一群都是在北平住过几年,知道京戏好而不会听,知道北平有酸豆汁与烤羊肉而不敢去吃喝的,而自居为“北平通”的人。他们用压力把名角名票都传了来,而不晓得“点”什么戏。最使他们失败的是点少了“粉戏”。日本上司希望看淫荡的东西,而他们没能照样的供给。好多的粉戏已经禁演了二三十年,他们连戏名都说不上来,也不晓得哪个角色会演。
蓝东阳想,假若他们之中有一个冠晓荷,他们必不至于这样受窘。他们晓得怎么去迎合,而不晓得用什么去迎合;晓荷知道。
他又去看冠先生。他没有意思把冠先生拉进新民会去,他怕冠先生会把他压下去。他只想多和冠先生谈谈,从谈话中不知不觉的他可以增加知识。
冠家门口围着一圈儿小孩子,两个老花子正往门垛上贴大红的喜报,一边儿贴一边儿高声的喊:“贵府老爷高升喽!报喜来喽!”
大赤包的所长发表了。为讨太太的喜欢,冠晓荷偷偷的写了两张喜报,教李四爷给找来两名花子,到门前来报喜。当他在高等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有人来在门前贴喜报,唱喜歌。入了民国,这规矩渐渐的在北平死去。冠晓荷今天决定使它复活!叫花子讨了三次赏,冠晓荷赏了三次,每次都赏的很少,以便使叫花子再讨,而多在门前吵嚷一会儿。当蓝东阳来到的时候,叫花子已讨到第四次赏,而冠先生手中虽已攥好了二毛钱,可是还不肯出来,为是教他们再多喊两声。他希望全胡同的人都来围在他的门外。可是,他看明白,门外只有一群小孩子,最大的不过是程长顺。
他的报子写得好。大赤包被委为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冠先生不愿把妓女的字样贴在大门外。可是,他不晓得转文说,妓女应该是什么。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支”字,由“支”他想到了“织”;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
东阳歪着脸看了半天,想不出织女是干什么的。他毫不客气的问程长顺:“织女是干什么的?”
长顺儿是由外婆养大的,所以向来很老实。可是,看这个眉眼乱扯的人说话这样不客气,他想自己也不该老实的过火了。囔着鼻子,他回答:“牛郎的老婆!”
东阳恍然大悟:“呕!管女戏子的!牛郎织女天河配,不是一出戏吗?”这样猜悟出来,他就更后悔不早来请教关于唱戏的事;同时,他打定了主意:假若冠先生肯入新民会的话,他应当代为活动。冠宅门外刚贴好的红报子使他这样改变以前的主张。刚才,他还想只从冠先生的谈话中得到一些知识,而不把他拉进“会”里去;现在,他看明白,他应当诚意的和冠家合作,因为冠家并不只是有两个钱而毫无势力的——看那张红报子,连太太都作所长!他警告自己这回不要再太嫉妒了,没看见官与官永远应当拜盟兄弟与联姻吗?
冠先生两臂像赶鸡似的抡动着,口中叱呼着:“走!走!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而后,把已握热的二毛钱扔在地上:“绝不再添!听见了吧?”说完,把眼睛看到别处去,教花子们晓得这是最后的一次添钱。
花子们拾起二毛钱,嘟嘟囔囔的走开。
冠晓荷一眼看到了蓝东阳,马上将手拱起来。
蓝东阳没见过世面,不大懂得礼节。他的处世的诀窍一向是得力于“无礼”——北平人的礼太多,一见到个毫不讲礼的便害了怕,而诸事退让。
冠先生决定不让东阳忘了礼。他拱起手来,先说出:“不敢当!不敢当!”
东阳还没想起“恭喜!恭喜!”而只把手也拱起来。冠先生已经满意,连声的说:“请!请!请!”
二人刚走到院里,就听见使东阳和窗纸一齐颤动的一声响。晓荷忙说:“太太咳嗽呢!太太作了所长,咳嗽自然得猛一些!”
大赤包坐在堂屋的正当中,声震屋瓦的咳嗽,谈笑,连呼吸的声音也好像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见东阳进来,她并没有起立,而只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而后把擦着有半斤白粉的手向椅子那边一摆,请客人坐下。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见东阳坐下,她把嗓子不知怎么调动的,像有点懒得出声,又像非常有权威,似乎有点痰,而声音又那么沉重有劲的叫:“来呀!倒茶!”
东阳,可怜的,只会作几句似通不通的文句的蓝东阳,向来没见过有这样气派的妇人,几乎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已不止是前两天的她,而是她与所长之“和”了!他不知说什么好,所以没说出话来。他心中有点后悔——自己入了新民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抖一抖威风呢?从一个意义来说,作官不是也为抖威风么?
晓荷又救了东阳。他向大赤包说:
“报告太太!”
大赤包似怒非怒,似笑非笑的插嘴:
“所长太太!不!干脆就是所长!”
晓荷笑着,身子一扭咕,甜蜜的叫:“报告所长!东阳来给你道喜!”
东阳扯动着脸,立起来,依然没找到话,而只向她咧了咧嘴,露出来两三个大的黄牙。
“不敢当哟!”大赤包依然不往起立,像西太后坐在宝座上接受朝贺似的那么毫不客气。
正在这个时候,院中出了声,一个尖锐而无聊的声:“道喜来喽!道喜来喽!”
“瑞丰!”晓荷稍有点惊异的,低声的说。
“也请!”大赤包虽然看不起瑞丰,可是不能拒绝他的贺喜;拒绝贺喜是不吉利的。
晓荷迎到屋门:“劳动!劳动!不敢当!”
瑞丰穿着最好的袍子与马褂,很像来吃喜酒的样子。快到堂屋的台阶,他收住了脚步,让太太先进去——这是他由电影上学来的洋规矩。胖太太也穿着她的最好的衣服,满脸的傲气教胖脸显得更胖。她高扬着脸,扭着胖屁股,一步一喘气的慢慢的上台阶。她手中提着个由稻香村买来的,好看而不一定好吃的,礼物篮子。
大赤包本还是不想立起来,及至看见那个花红柳绿的礼物篮子,她不好意思不站起一下了。
在礼节上,瑞丰是比东阳胜强十倍的。他最喜欢给人家行礼,因为他是北平人。他亲热的致贺,深深的鞠躬,而后由胖太太手里取过礼物篮子,放在桌子上。那篮子是又便宜,又俗气,可是摆在桌子上多少给屋中添了一些喜气。道完了喜,他亲热的招呼东阳:
“东阳兄,你也在这儿?这几天我忙得很,所以没到学校去!你怎样?还好吧?”
东阳不会这一套外场劲儿,只扯动着脸,把眼球吊上去,又放下来,没说什么。他心里说:“早晚我把你小子圈在牢里去,你不用跟我逗嘴逗牙的!”
这时候,胖太太已经坐在大赤包的身旁,而且已经告诉了大赤包:瑞丰得了教育局的庶务科科长。她实在不为来道喜,而是为来雪耻——她的丈夫作了科长!
“什么?”冠家夫妇不约而同的一齐喊。大赤包有点不高兴丈夫的声音与她自己的没分个先后,她说:“你让我先说好不好?”
晓荷急忙往后退了两小步,笑着回答:“当然!所长!对不起得很!”
“什么?”大赤包立起来,把戴着两个金箍子的大手伸出去:“你倒来给我道喜?祁科长!真有你的!你一声不出,真沉得住气!”说着,她用力和瑞丰握手,把他的手指握得生疼。“张顺!”她放开手,喊男仆:“拿英国府来的白兰地!”然后对大家说:“我们喝一杯酒,给祁科长,和科长太太,道喜!”
“不!”瑞丰在这种无聊的场合中,往往能露出点天才来:“不!我们先给所长,和所长老爷,道喜!”
“大家同喜!”晓荷很柔媚的说。
东阳立在那里,脸慢慢的变绿,他妒,他恨!他后悔没早几天下手,把瑞丰送到监牢里去!现在,他只好和瑞丰言归于好,瑞丰已是科长!他恨瑞丰,而不便惹恼科长!
酒拿到,大家碰了杯。
瑞丰嘬不住粪,开始说他得到科长职位的经过:“我必得感谢我的太太!她的二舅是刚刚发表了的教育局局长的盟兄。局长没有她的二舅简直不敢就职,因为二舅既作过教育局局长,又是东洋留学生——说东洋话和日本人完全一个味儿!可是,二舅不愿再作事,他老人家既有点积蓄,身体又不大好,犯不上再出来操心受累。局长苦苦的哀求,都快哭了,二舅才说:好吧,我给你找个帮手吧。二舅一想就想到了我!凑巧,我的太太正在娘家住着,就对二舅说:二舅,瑞丰大概不会接受比副局长小的地位!二舅直央告她:先屈尊屈尊外甥女婿吧!副局长已有了人,而且是日本人指派的,怎好马上就改动呢?她一看二舅病病歪歪的,才不好意思再说别的,而给我答应下来科长——可必得是庶务科科长!”
“副局长不久还会落到你的手中的!预祝高升!”晓荷又举起酒杯来。
东阳要告辞。屋中的空气已使他坐不住了。大赤包可是不许他走。“走?你太难了!今天难道还不热闹热闹吗?怎么,一定要走?好,我不死留你。你可得等我把话说完了!”她立起来,一只手扶在心口上,一只手扶着桌角,颇像演戏似的说:“东阳,你在新民会;瑞丰,你入了教育局;我呢,得了小小的一个所长;晓荷,不久也会得到个地位,比咱们的都要高的地位;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我们这一下手就算不错!我们得团结,互相帮忙,互相照应,好顺顺当当的打开我们的天下,教咱们的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事作,有权柄,有钱财!日本人当然拿第一份儿,我们,连我们的姑姑老姨,都须拿到第二份儿!我们要齐心努力的造成一个势力,教一切的人,甚至于连日本人,都得听我们的话,把最好的东西献给我们!”
瑞丰歪着脑袋,像细听一点什么声响的鸡似的,用心的听着。当大赤包说到得意之处,他的嘴唇也跟着动。
晓荷规规矩矩的立着,听一句点一下头,眼睛里不知怎么弄的,湿渌渌的仿佛有点泪。东阳的眼珠屡屡的吊上去,又落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我要利用你们,而不被你们利用;你不用花言巧语的引诱我,我不再上当!
胖太太撇着嘴微笑,心里说:我虽没当上科长,可是我丈夫的科长是我给弄到手的;我跟你一样有本领,从此我一点也不再怕你!
大赤包的底气本来很足,可是或者因为兴奋过度的关系,说完这些话时,微微有点发喘。她用按在心口上的那只手揉了揉胸。
她说完,晓荷领头儿鼓掌。而后,他极柔媚甜蜜的请祁太太说话。
胖太太的胖脸红了些,双手抓着椅子,不肯立起来。她心中很得意,可是说不出话来。
晓荷的双手极快极轻的拍着:“请啊!科长太太!请啊!”
瑞丰知道除了在半夜里骂他,太太的口才是不怎么样的。可是他不敢替太太说话,万一太太今天福至心灵的有了口才呢!他的眼盯住了太太的脸,细细的察颜观色,不敢冒昧的张口。以前,他只像怕太太那么怕她;现在,他怕她像怕一位全能的神似的!
胖太太立了起来。晓荷的掌拍得更响了。她,可是,并没准备说话。笑了一下,她对瑞丰说:“咱们家去吧!不是还有许多事哪吗?”
大赤包马上声明:“对!咱们改天好好的开个庆祝会,今天大家都忙!”
祁科长夫妇往外走,冠所长夫妇往外送;快到了大门口,大赤包想起来:“我说,祁科长!你们要是愿意搬过来住,我们全家欢迎噢!”
胖太太找到了话说:“我们哪,马上就搬到二舅那里去。那里离教育局近,房子又款式,还有……”她本想说:“还有这里的祖父与父母都怯头怯脑的,不够作科长的长辈的资格。”可是看了瑞丰一眼,她没好意思说出来;丈夫既然已作了科长,她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
东阳反倒不告辞了,因为怕同瑞丰夫妇一道出来,而必须进祁宅去道道喜。他看不起瑞丰。
大赤包由外面回来便问晓荷:“到祁家去趟吧!去,找点礼物!”她知道家中有不少像瑞丰拿来的那种礼物篮子,找出两个来,掸掸尘土就可以用——这种篮子是永远川流不息的由这一家走到那一家的。“找两个!东阳你也得去!”
东阳不甘心向瑞丰递降表,可是“科长”究竟是有分量的。比如说:他很愿意乘这个时机把校长赶跑,而由他自己去担任。为实现这计划,在教育局有个熟人是方便的。为这个,他应当给瑞丰送礼!他并且知道,只要送给北平人一点轻微的礼物,他就差不多会给你作天那么大的事的。他点头,愿和冠家夫妇一同去到祁家贺喜。
晓荷找出两份儿礼物来,一份儿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儿是成匣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儿都已游历过至少有二十几家人家了。晓荷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满好!礼轻人物重!”
祁老人和天佑太太听说瑞丰得了科长,喜欢得什么似的!说真的,祁老人几乎永远没盼望过子孙们去作官;他晓得树大招风,官大招祸,而不愿意子孙们发展得太快了——他自己本是贫苦出身哪!天佑作掌柜,瑞宣当教师,在他看,已经是增光耀祖的事,而且也是不招灾不惹祸的事。他知道,家道暴发,远不如慢慢的平稳的发展;暴发是要伤元气的!作官虽然不必就是暴发,可是“官”,在老人心里,总好像有些什么可怕的地方!
天佑太太的心差不多和老公公一样。她永远没盼望过儿子们须大红大紫,而只盼他们结结实实的,规规矩矩的,作些不甚大而被人看得起的事。
瑞丰作了科长。老人与天佑太太可是都很喜欢。一来是,他们觉得家中有个官,在这乱闹东洋鬼子的时际,是可以仗胆子的。二来是,祁家已有好几代都没有产生一个官了。现在瑞丰的作官既已成为事实,老人们假若一点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一个吃素的人到底不能不觉到点骄傲,当他用鸡鱼款待友人的时候。况且几代没官,而现在忽然有了官,祁老人就不能不想到房子——他独力置买的房子——的确是有很好的风水。假若老人只从房子上着想,已经有些得意,天佑太太就更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官儿子”是她生养的!即使她不是个浅薄好虚荣的人,她也应当欢喜。
可是,及至听说二爷决定搬出去,老人们的眼中都发了一下黑。祁老人觉得房子的风水只便宜了瑞丰,而并没荣耀到自己!再一想,作了官,得了志,就马上离开老窝,简直是不孝!风水好的房子大概不应当出逆子吧?老太爷决定在炕上躺着不起来,教瑞丰认识认识“祖父的冷淡”!天佑太太很为难:她不高兴二儿子竟自这么狠心,得了官就跺脚一走。可是,她又不便拦阻他;她晓得现在的儿子是不大容易老拴在家里的,这年月时行“娶了媳妇不要妈”!同时,她也很不放心,老二要是言听计从的服从那个胖老婆,他是会被她毁了的。她想,她起码应该警告二儿子几句。可是,她又懒得开口——儿子长大成人,妈妈的嘴便失去权威!她深深的明了老二是宁肯上了老婆的当,也不肯听从妈妈的。最后,她决定什么也不说,而在屋中躺着,装作身体又不大舒服。
小顺儿的妈决定沉住了气,不去嫉妒老二作官。她的心眼儿向来是很大方的。她欢欢喜喜的给老人们和老二夫妇道了喜。听到老二要搬了走,她也并没生气,因为她知道假若还在一处同居,官儿老二和官儿二太太会教她吃不消的。他们俩走了倒好。他们俩走后,她倒可以安心的伺候着老人们。在她看,伺候老人们是她的天职。那么,多给老人们尽点心,而少生点兄弟妯娌间的闲气,算起来还倒真不错呢!
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瑞宣没顾了想别的,而只感到松了一口气——管老二干什么去呢,只要他能自食其力的活着,能不再常常来讨厌,老大便谢天谢地!
待了一会儿,他可是赶快的变了卦。不,他不能就这么不言不语的教老二夫妇搬出去。他是哥哥,理应教训弟弟。还有,他与老二都是祁家的人,也都是中国的国民,祁瑞宣不能有个给日本人作事的弟弟!瑞丰不止是找个地位,苟安一时,而是去作小官儿,去作汉奸!瑞宣的身上忽然一热,有点发痒;祁家出了汉奸!老三逃出北平,去为国效忠,老二可在家里作日本人的官,这笔账怎么算呢?认真的说,瑞宣的心里有许多界划不甚清,黑白不甚明的线儿。他的理想往往被事实战败,他的坚强往往被人生的小苦恼给软化,因此,他往往不固执己见,而无可无不可的,睁一眼闭一眼的,在家庭与社会中且战且走的活着。对于忠奸之分,和与此类似的大事上,他可是绝对不许他心中有什么界划不清楚的线条儿。忠便是忠,奸便是奸。这可不能像吃了一毛钱的亏,或少给了人家一个铜板那样可以马虎过去。
他在院中等着老二。石榴树与夹竹桃什么的都已收到东屋去,院中显着空旷了一些。南墙根的玉簪,秋海棠,都已枯萎;一些黄的大叶子,都残破无力的垂挂着,随时有被风刮走的可能。在往年,祁老人必定早已用炉灰和煤渣儿把它们盖好,上面还要扣上空花盆子。今年,老人虽然还常常安慰大家,说“事情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自己并不十分相信这个话,他已不大关心他的玉簪花便是很好的证明。两株枣树上连一个叶子也没有了,枝头上蹲着一对缩着脖子的麻雀。天上没有云,可是太阳因为不暖而显着惨淡。屋脊上有两三棵干了的草在微风里摆动。瑞宣无聊的,悲伤的,在院中走溜儿。
一看见瑞丰夫妇由外面进来,他便把瑞丰叫到自己的屋中去。他对人最喜欢用暗示,今天他可决不用它,他晓得老二是不大听得懂暗示的人,而事情的严重似乎也不允许他多绕弯子。他开门见山的问:“老二,你决定就职?”
老二拉了拉马褂的领子,沉住了气,回答:“当然!科长不是随便在街上就可以拣来的!”
“你晓得不晓得,这是作汉奸呢?”瑞宣的眼盯住了老二的。
“汉——”老二的确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张着嘴,有半分多钟没说出话来。慢慢的,他并上了口;很快的,他去搜索脑中,看有没有足以驳倒老大的话。一想,他便想到:“科长——汉奸!两个绝对联不到一处的名词!”想到,他便说出来了。
“那是在太平年月!”瑞宣给弟弟指出来。“现在,无论作什么,我们都得想一想,因为北平此刻是教日本人占据着!”
老二要说:“无论怎样,科长是不能随便放手的!”可是没敢说出来,他先反攻一下:“要那么说呀,大哥,父亲开铺子卖日本货,你去教书,不也是汉奸吗?”
瑞宣很愿意不再说什么,而教老二干老二的去。可是,他觉得不应当负气。笑了笑,他说:“那大概不一样吧?据我看,因家庭之累或别的原因,逃不出北平,可是也不蓄意给日本人作事的,不能算作汉奸。像北平这么多的人口,是没法子一下儿都逃空的。逃不了,便须挣钱吃饭,这是没法子的事。不过,为挣钱吃饭而有计划的,甘心的,给日本人磕头,蓝东阳和冠晓荷,和你,便不大容易说自己不是汉奸了。你本来可以逃出去,也应当逃出去。可是你不肯。不肯逃,而仍旧老老实实作你的事,你就只有当走不走的罪过,而不能算是汉奸。现在,你很高兴能在日本人派来的局长手下作事,作行政上的事,你就已经是投降给日本人;今天你甘心作科长,明日也大概不会拒绝作局长;你的心决定了你的忠奸,倒不一定在乎官职的大小。老二!听我的话,带着弟妹逃走,作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我没办法,我不忍把祖父,父母都干撂在这里不管,而自己远走高飞;可是我也决不从日本人手里讨饭吃。可以教书,我便继续教书;书不可以教了,我设法去找别的事;实在没办法,教我去卖落花生,我也甘心;我可就是不能给日本人作事!我觉得,今天日本人要是派我作个校长,我都应当管自己叫作汉奸,更不用说我自己去运动那个地位了!”
说完这一段话,瑞宣像吐出插在喉中的一根鱼刺那么痛快。他不但劝告了老二,也为自己找到了无可如何的,似妥协非妥协的,地步。这段话相当的难说,因为他所要分划开的是那么微妙不易捉摸。可是他竟自把它说出来;他觉得高兴——不是高兴他的言语的技巧,而是满意他的话必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真不肯投降给敌人,而又真不易逃走,这两重“真”给了他两道光,照明白了他的心路,使他的话不至于含混或模糊。
瑞丰楞住了,他万也没想到大哥会罗嗦出那么一大套。在他想:自己正在找事的时候找到了事,而且是足以使蓝东阳都得害点怕的事,天下还有比这更简单,更可喜的没有?没有!那么,他理应欢天喜地,庆祝自己的好运与前途;怎么会说着说着说出汉奸来呢?他心中相当的乱,猜不准到底大哥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决定不再问。他只能猜到:瑞宣的学问比他好,反倒没作上官,一定有点嫉妒。妒就妒吧,谁教老二的运气好呢!他立起来,正了正马褂,像要笑,又像要说话,而既没笑,也没说话的搭讪着,可又不是不骄傲的,走了出去。既不十分明白哥哥的话,又找不到什么足以减少哥哥的妒意的办法,他只好走出去,就手儿也表示出哥哥有哥哥的心思,弟弟有弟弟的办法,谁也别干涉谁!
他刚要进自己的屋子,冠先生,大赤包,蓝东阳一齐来到。两束礼物是由一个男仆拿着,必恭必敬的随在后边。
大赤包的声势浩大,第一声笑便把枣树上的麻雀吓跑。第二声,把小顺儿和妞子吓得躲到厨房去:“妈!妈!”小顺儿把眼睛睁得顶大,急切的这样叫:“那,那院的大红娘们来了!”是的,大赤包的袍子是枣红色的。第三声,把祁老人和天佑太太都赶到炕上去睡倒,而且都发出不见客的哼哼。
祁老人,天佑太太,瑞宣夫妇都没有出来招待客人。小顺儿的妈本想过来张罗茶水,可是瑞宣在玻璃窗上瞪了一眼,她便又轻轻的走回厨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