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連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

  ——難民W女士的一段經歷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起以後的三日中,上海的緊張局面似乎爲了不能衝出最高點的頂點而陷入了痛苦、弛緩的狀態。十一日午後半日之內,開入黃浦江內的敵艦有十四艘之多,什麼由艮號,鬼怒號,名取號,川內號,報紙上登載着的消息說是現在停泊於上海的敵艦已經有三十多艘了,以後還要陸續開來。十一日晚上,又有三千多名的陸戰隊由匯山碼頭,黃浦碼頭先後登陸,顯然是大戰前夜的情勢了。而我們卻爲了三次的搬家弄得頭暈眼花,對這日漸明朗的局面反而認不清楚。我們,我的表姊,我的表姊的姑母,和我,三個人閒適地,毫不嚴重地搬到法租界金神父路羣賢別墅的一位親戚的家裏來,也不帶行李,好像過大節日的時候到親戚的家裏去閒逛似的,一點逃難的氣味也沒有。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搬家。這位親戚的家裏已經給從閘北方面遷來的朋友擠得滿滿的了。我們連坐的地方也沒有。那天晚上睡在很髒的地板上,一夜不曾入眠。第二天我們搬到麥琪路來,是用五塊錢租得的一個又小又熱的亭子間。住在這亭子間裏還不到半天,不想我們的二房東爲了貪得高價而勾上了一個新住客,吃了我們一塊定錢,迫使我們立刻滾蛋。我和這位不要臉的房東吵了整整三個鐘頭。結果我們暫時遷入了虞洽卿路的一個小旅館裏,我的表姊的姑母已經不勝其疲睏而患了劇烈的牙痛病。

  這已經是十三日的早上了。

  我們起得特別早。其實我三天來晚上都沒有好睡,睡着了卻又爲紛亂、煩苦的惡夢所糾纏,沒有好睡過,我厭惡這小旅館,這小旅館又髒又臭。天還沒有亮,我就催我的表姊和那位老人家起牀了。連日的疲睏叫她們無靈魂地聽從我的擺佈。我叫了兩輛黃包車,我和表姊坐一輛,姑母坐一輛。

  姑母的牙痛似乎轉好些了。她莫名其妙地問我:“天亮了嗎?”

  我糊里糊塗地回答:“天亮了,卻下了大霧。”這樣我們匆匆地回到東寶興路自己的家裏來了,我們竟是盲目地投入那嚴重的火窩。

  姑母年老了,她的牙痛病確實也太劇烈,回到家裏,已經不能動彈。

  表姊的丈夫是一個船員,還不到二十七歲就在海外病死了,她不幸做了一個年輕的寡婦。

  在一間陰黯潮溼的樓下的客堂間裏,表姊獨自個默默地,不聲不響地在弄早飯。姑母在那漆黑的樓梯腳的角落裏躲着:也不呻吟,大概是睡着了。她們都變成了這麼的灰暗,無生氣的人物,彷彿任何時候都可以取消自己的存在,她們確實是有意地在躲避這種生的煩擾,正在迫切地要求着得到一點安寧。

  同屋的人全搬走了,二樓,三樓,亭子間都已經空無所有。漸漸的我發覺我們整個弄堂的人都走光了,從那隨便開着的玻璃窗望進去,都是空屋,平常這時候弄堂里正有洗馬桶的聲音,以及糞尿的臭氣在喧騰,現在都歸於沉寂。如果我聽不到自己在地板上走的腳步聲,我會疑心這裏是一個死的荒冢。

  我獨自爬上了三樓的曬臺上,接觸到那蔚藍,寬宏的天體,——從那龐大,複雜的市塵裏升騰起來暈濁的煙幕,沉重地緊壓着低空。從英租界、法租界發出的人物、車馬的噪音隱隱地鼓盪着耳鼓。我輕鬆地嘆了一口氣,我知道上海還有一個繁華,熱鬧的世界,我覺得自己還是這可厭然而可愛的人世的近鄰,我獲得了我的自由,我應該不要求任何救助。

  我竟然歡喜得突跳起來,因爲我發見和我們相隔不過兩幢屋的新建的紅色的樓房上,我的朋友還在住着。

  她名叫鄭文,是我在復旦大學的一位同學。我不是大學生,卻曾在復旦大學住過一下子。我在一九三五年加入了復旦大學的暑期班,選的學科是歐洲近百年史和英國文學,擔任我們的功課的是那個像傷感女人一樣時時顰蹙着臉的漂亮的餘楠秋教授,考試的時候,我得了一個F。餘楠秋教授在講臺上羞辱我說,我自從當教授到現在還沒有見過一個學生得到F的云云,卻不把我的名字宣佈,似乎還特別地姑息我。我覺得很難爲情,一個暑期還沒有唸完就自告退學了。鄭文女士就是我在暑期班裏的朋友。

  她是一個湖南人,年輕而貌美,弄的北歐文學,對易卜生和托爾斯泰很有研究,有一種深沉、凜肅、聰慧的氣質;絕不是平常所見的輕蕩,浮華,嬉皮笑臉,整日裏嘻嘻的笑不絕口的女友。她曾經祕密地作了不少的詩文,她的深刻,沉重的文字是我所愛讀的。

  她今年已經二十三歲了。她有着甜蜜,寧靜,不受波折的戀愛生活,一個禮拜前正和她的滿意的對手結了婚。

  她的對手是一個軍官學校出身,後來離開了軍隊生活,從事實業活動的英俊的男子。他每月有一百八十元的收入,他們的小家庭是那樣的快樂,新鮮。我從玻璃窗望見他們的華麗的客廳,電燈還在亮着。那高高的男子穿着黑絨的西裝,梳亮着頭髮,默默地在那客廳裏亂踱着,眼睛望着地板,兩頰發出光澤,不時的隨手在桌上拿了一本書翻了翻,顯見得文弱,膽怯,不像一個軍人。我越多看他一次越覺得他離開軍隊生活正有着他的充分的理由。我躲在曬臺的牆頭邊,像一個偵探兵似的有計劃的窺探着他。他的煩惱,沉鬱的樣子每每使我動起了憐憫。記得有一次,他帶着他的新夫人和我到亞爾培路中央運動場去看回力球,在法租界的靜寂的馬路上,在無限柔媚的晚涼中,他左邊伴鄭文右邊伴着我,我們手拉着手的走,他的溫厚和藹的態度在我的心中留上了異乎往常的新鮮的印象,我好像以前並不和他熟習,正在這一晚最初第一次遇見他一樣。這一晚他很興奮,回來的時候,在汽車裏,他告訴我們他在軍隊裏的許多新奇的故事,倚着我的身邊劇烈地發出笑聲,竟至露出了他的一副整齊得,美麗得無可比倫的牙齒。

  表姊的早飯弄好了,我打算吃完早飯之後,就去找鄭文,她們那邊有許許多多的新消息,她們會使我的慌亂的情緒得到安靜。我一看到她們就已經有很大的安慰了。我想,我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呢?鄭文他們還沒有走,閘北,虹口的恐慌局面全是我們中國市民的庸人自擾。

  九點鐘過去了,早飯還沒有開始用,馬路上突然傳來了隱約的槍聲。

  我敏感地對錶姊說:“不好了,中國軍和日本軍開火了!”

  表姊沉着臉,廚房裏的工作使她衣服淋溼,菸灰滿頭,她也不回答,只是對我發出詈罵。硬說我怕死,又炫耀她在二十一歲守寡。

  槍聲又響了。

  這回的槍聲又近又密,但是瞬息之間,這槍聲即爲逃難的市民們驚慌的呼叫聲所掩蓋。

  我非常着急,我不曉得我的表姊爲什麼要在這時候發我的脾氣,使我再不能和她心同意合地商量出一個好辦法,讓我們立刻逃出這個危境。

  我搖醒姑母,她冷冷地呼我的名字,只叫我安靜些。我告訴她現在這危迫的情勢,她決不發出任何意見,彷彿現實的場面和她的距離很遠,而她卻正在追尋自己的奇異的路程。

  槍聲更加猛烈了。小鋼炮和手榴彈作着惡聲的吼叫。而可怖的是我們近邊的一座房子突然中彈傾倒,——起火的聲音。

  我拋開了碗和筷子,獨自個走出門外,打算到鄭文的家裏去作個探問。當我從弄堂口繞道走過了第二個弄堂,向着一條狹巷衝入的時候,我發見從西寶興路發出的機槍子彈,像奇異的蛇似的,構成了一條活躍的,惡毒的線,又像厲害的地雷蟲似的使馬路上的堅實的泥土洞穿,破碎,於是變成了一陣濃烈的煙塵,在背後緊緊地追躡着我。

  鄭文的房子雖然距我們很近,卻並不和我們同一個弄堂,從我們的家到她們那裏,要兜了一個大大的圈子。

  我不懂得我自己是從哪裏來的勇敢,這確然是一種盲目的勇敢,叫我陷身在危境裏面,而完全地失去了警覺的本能。突然望見三個全副武裝的日本陸戰隊從我對面相距約莫五十米的巷子裏走出,黑色的影子,手裏的刺刀發出雪亮的閃光。我還以爲他們是北四川路平常所見的日本陸戰隊,卻不知他們像發瘋似的起了大殺戮的衝動,已經在我們的和平的市區裏發動了狂暴無恥的劫掠行爲。

  我慌忙地倒縮回來。表姊像一座菩薩似的獨自個靜默地在吃飯,姑母還沒有起牀。剛纔的險景使我懼怕,然而同時也使我自尊。我不曉得這時候我的面孔變青變藍,但是在我的表姊的面前半聲也不響。

  我迅急地走上了三樓的曬臺,對淞滬鐵路一帶發出槍炮聲的地區瞭望,發現天通庵至西寶興路一帶已經陷入了炮火的漩渦,有好幾處的房子已經中彈起火,雜亂的槍炮聲正向着遠處蔓延着。

  我的眼睛變得有點迷亂,那三個日本陸戰隊的影子永久在我的心中閃動着。我疑心我已經給他們瞧見了。仔細觀察一下子,我們這裏四周還是安然無事,至少我們的弄堂裏還沒發生任何突變。

  附近的巷子裏猛然發出了急激的敲門聲,我下意識地把耳朵聳高,眼睛縮小,身子和曬臺上的牆頭靠緊。門聲一陣猛烈一陣,我絕望地眼看自己零丁地、悲涼地活在這倏忽的、短暫的時間裏面,在期待着最後一瞬的到臨。

  忍受着吧!忍受着吧!

  我這樣打發自己,卻屢次從絕望中把自己救出,覺得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還是安然得很。這是那冗長的,不易挨熬的時間擺弄着我,過於銳敏的預感又叫我陷入無法救醒的蠢笨。

  時間拖着長長的尾巴過去了,密集的槍炮聲繼續不斷。我發見了一幅壯烈的,美麗的畫景。中國人,赤手空拳的中國人用了不可持劫的義勇,用了堅強的意志和日本瘋狗決鬥的一幅壯烈的,美麗的畫景。

  可怕的突變的到臨和我們銳敏的預感互相追逐。一陣猛烈的門板的破裂聲響過之後,我清楚地聽見,有三個人帶着狂暴的皮靴聲衝進鄭文的屋裏去。鄭文怎樣呢?我對自己發問着。而殘酷的現實已經把我帶進了險惡的夢境。

  三個黑色的陸戰隊。

  沉重的皮靴,雪亮的刺刀。

  在那寧靜的廳子裏,我的朋友的丈夫,那高高的,文弱的南方人,和日本的三個全副武裝的陸戰隊發生了慘烈的搏鬥。這情景非常簡單,那南方人最初就已經爲他的勁敵所擊倒了。但是他屢仆屢起,那穿着黑絨西裝的影子在我的眼中突然地擴大,在極端短暫的倏忽的時間中我清楚地認識了他抵扼着脊樑,彎着兩臂向他的勁敵猛撲的雄姿。三個日本陸戰隊和一箇中國人,他們的黑色的影子在白晝的光亮裏幻夢地浮蕩着,他們緊緊地扭絞在一起,那南方人的勇猛的戰鬥行爲毫無遺憾地叫他們的勁敵儘管在他的身上發揮強大的威力。最後他落在勁敵的手中,三個日本陸戰隊一同舉起了他的殘敗的身體,從窗口摔下去,那張開着的玻璃窗愕然地發出驚訝。

  我的靈魂隨着那殘敗的軀體突然下墜,我不能再看這以後的場面了,我在曬臺上暈迷了約莫二十分鐘之久。

  晚上,約莫七點光景,我們逃走了,我們開始了這個與死亡互相搏鬥的艱險的行程。

  走出了弄堂口,我們遇見了五個逃難的同胞。一個高高的中年男子,帶領着鄰居的一個小學生和三個女人。他低聲地對我說:“跟着來吧!我們要三個鐘頭的時間從火線裏逃出,……未逃出的還多得很。……”

  我點頭對他道謝,又示意請他走在我們的前頭。

  街燈一盞也沒有了。馬路上完全沉進了黑暗。八個人聯結着走過了一條街道,爲了落地的子彈太密,我們在一處牆角邊俯伏了一個鐘頭。

  我整整一天沒有吃飯,也不覺得肚餓,而且一點疲倦也沒有。我不知從哪裏來的機智,警覺,常常從八個人的隊伍中脫離出來,獨自個到遠遠的地方去作試探。這地方應該距北站不遠。北站在哪裏卻弄不清,我們已經迷失了方向。

  我記得我們是沿着一條闊大的馬路上走來的,現在卻發覺這闊大的馬路已經突然中斷,它變成了一條小巷,這小巷顯然是敵我兩軍戰鬥的緊要地帶,子彈像雨點般的只管在我們的身邊猛灑着。對於這些在低空中飛舞的子彈我已經不再懼怕了,甚至忘記了它們。我知道,在最危險的一瞬中還必須確實保持我珍貴的靈魂的鎮靜。而求生的希望卻愈加鼓勇着我,我的憤恨,暴烈的情緒緊張到最高度,我沒有懼怕的餘暇。一個鐘頭之後,我們離開了這個小巷,卻只好循原路走回去,原路,我們剛纔正嘗過了它的滋味,在那邊飛過的子彈不會比小巷裏稀疏些。那麼,要怎麼辦呢?這馬路一邊是接連着的關閉了的商店,一邊是高高的圍牆。圍牆的旁邊有一枝電杆,電杆上高高地掛着一條很大的棕繩,我不曉得那棕繩掛在那裏原來有何用處,我猛然地省悟到它也許可能幫助我們逃出這個險境。

  那中年男子同意了我的提議,他最初緣着那棕繩攀登電杆,跨過圍牆,一面給我們後面的人作如何攀登的樣子,一面去試探。他告訴我們圍牆的那邊可以下去。

  第二個也攀登上去了。

  於是第三個。

  第四個。

  那小學生還算矯捷,他攀登得比別的人都快些。但是他像一個石塊似的跌落下來了,有一顆子彈射穿了他的頭顱。

  這一顆子彈把小學生擊落下來並不是偶然的。當人緣着那棕繩攀登的時候,棕繩顯然爲遠處的兵隊所瞧見,兵隊,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他們是我們自己人還是敵人,但是這棕繩現在成爲射擊的目標卻已經千真萬確。

  姑母上去了。這一次的子彈射得高些,不曾射中了她。

  接着是表姊。

  最後才輪到我。我發覺那棕繩已經爲子彈擊中而斷了一半,子彈還是在電杆的四周纏繞着,飛舞着。我是不是要停在圍牆這邊不走呢?爲了那棕繩,那唯一引渡我們逃出險境的橋樑將要中斷,我更不能不趕快繼續攀登,其他什麼危險也只好置之不顧。我終於也越過那圍牆的外面。

  約莫是下半夜兩點鐘的時候。

  除了那丟在圍牆邊的小學生之外,我們的人數並不就剩下了七個,還要少,大概只剩下五個了,我沒有這樣的餘暇去點數他們。

  從一條狹巷裏走出,我們沿着一條大馬路前進,突然遇到了一個散亂的龐大的人羣,他們都是從火線上逃出的難民,原來他們在昨晚很早就到達了靶子路口,在那邊捱了整半夜,不能通過,後來受了日本兵的驅逐,又走回來了,他們之中已經有一大半受了槍傷。

  表姊哭泣着,緊拉着我。阻止我的前行。

  我們在這幾天之內所遭受的折磨太厲害了,在這和死亡搏鬥着的險惡的途中,我們如果稍一氣餒,就要立即遭疲憊的侵襲。我千方百計的安慰表姊,叫她順從我的意思。這時候我已經能夠辨認街道方向了,我打算向寶山路口進發,繞過北站的西邊,出麥根路。

  但是我的計劃完全失敗了。

  這一次和我們同行的人可多了,那個龐雜的人羣幾乎全都跟着我們走。不知怎樣,我們又迷失了方向,我們竟然向廣東路,虯江路方面衝去,然後逐漸向右邊拐彎,還是到了靶子路口。

  散亂的槍聲包圍在我們的四周,我知道這裏的敵軍正和我們的軍隊起了戰鬥。有一小隊的中國軍從我們的前頭向東開過,他們約莫有二十人左右,在迷朦的夜色裏,他們的黑灰色的影子迅急地作着閃動。我一發現了他們,心裏就立即緊張起來。他們的匆匆的行動使我不能清楚地認識他們,我只能在腦子裏留存了他們一個抽象的輪廓,一個意志,一個典型。

  於是急劇的變動開始了。

  在我們的近邊,相距還不到五十米,那二十多個中國軍和敵人開起火來。猛烈的槍聲叫我們這龐雜的人羣驚慌地,狼狽地向着各方面分散,這是一個嚴重的可驚的場面,除了槍聲,一切都歸於沉默。不時的只聽見我們的軍士作着簡單的尖聲的呼叫。表姊,姑母和我,我們三個人都分散了。從此他們便一直失了下落,我再也不能重見她們。我不曉得她們是在什麼時候從我的身邊離開去的。有一箇中國軍禁止我呼喊,我還是瘋狂了似的呼喊着,但是黑暗中我再沒有法子找到她們。

  我只好獨自一個人走了,我被夾在中國軍與日本軍的中間,爲了發現前面有兩個女人的影子,疑心她們是我的表姊和姑母,因而冒着彈雨追趕上去,竟至陷入了敵我兩軍戰鬥的漩渦。

  日本軍衝上來了。

  “老百姓走開!老百姓走開!”我們的軍士在背後叫喊着。

  我躲入了一間大商店的門口,在猛烈的彈雨中已經失去了剛纔走在我前頭的兩個女人的影子。

  天亮了。我彷彿從夢中甦醒。我發見自己的所在地是老靶子路。滿地的彈殼、死屍——敵軍的、我軍的、難民的,鮮紅的血發出喑光,空氣裏充滿着血腥。

  遠遠地,我聽見了人的步聲。探頭向着五洲大藥房方面探望,我看見一小羣的中國難民沿老靶子路向着我這邊走來。他們一共有五個人,一個四十歲光景的老太婆,四個年輕的男子。這四個男子最大的在二十五歲光景,他們的年紀都差不多,最小的在十五六,只有他還是一箇中學生的樣子。他們的服裝很整齊,看來是中等以上的家庭,我猜想這四個年輕人一定是那個老太婆的兒子。

  他們向着我這邊走來了,一步一步的走,很慢,很謹慎,步聲低至不可再低,他們正用整個的靈魂來控制這個不易脫身的危局。我非常替他們擔憂,我想他們逃得太遲了,像這樣的幾個壯健的青年男子,如果給日本軍瞧見,一定不放走他們。

  果然,在他們的背後,驀地有一個黃色的日本陸軍出現着。我不曉得這個鬼子兵是從哪裏閃出來的,他的身體長得意外的高大,可怕,手裏的刺刀特別明亮,這刺刀似乎比平常所見的刺刀都長。他走得意外的迅速,彷彿是一陣獰惡的寒風的來襲,他對於這些已經放在手心裏的目的物應該有着最高的縱身一擊的戰鬥企圖。

  那鬼子兵迅速地追躡着來,那直挺着的雪亮的刺刀使我只能夠屏息地靜待着。天呵,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一種嚴酷的痛楚的頂點,中華民國的無辜的致命者,在日本惡徒的殘暴的一擊之下倒下了。我們用什麼理由來回答這勝利與失敗的公判?我們是屠宰者刀下肉麼?我永遠求不出此中的理由!

  那最先倒下的是二十五歲左右的最大的男子。這五個人的整齊的隊伍立刻混亂了,在這急激的變動中我不明白那作爲母親的老太婆所站的是什麼位置,而趁着這嚴重的一瞬,那強暴的鬼子兵又殺倒了她的第二個兒子。

  第三個年輕人在最後的一瞬中領悟到戰鬥的神聖的任務。他反身對他的勁敵施行逆襲,他首先把勁敵手裏的武器擊落,叫他的對手從毫無顧忌的驕縱的地位往下低落,公正地提出以血肉相搏鬥的直截的要求。

  第三個男子把他的對手擊倒下來。

  他勝利了。

  但是他遭了從背後發出槍彈的暗襲。

  中學生,那年紀最小的男子我叫他中學生,他是那樣的沉着,堅決,他的神聖的戰鬥任務全靠他的勇敢和智慧去完成。他獲得了一個充分的時機,泰然地、從容地在旁邊拾起了敵人的槍桿,用那雪亮的刀,向着那倒下還在掙扎的敵人的半腰裏猛力地直刺。

  但是一秒鐘之後,這慘烈的場面竟至突然中斷,這時候我才從這戰鬥的危局中猛然省悟,我發見有一小隊的鬼子兵散佈在中學生的四周,他們一齊對中學生作着圍獵。

  我的心已經變成坦然,冰冷的了,我目睹着中學生在最後一瞬的苦鬥中送了命。

  老太婆緊抱着中學生的屍體瘋狂地向着我這邊直奔而來。我看着她馬上就要到我的身邊來了,我意識着我所站的地位,我的悲慘的命運正和她完全一致。於是我離開那可以藏身的處所,走出馬路上,用顯露的全身去迎接她。

  我對她說:“你的兒子死了,不必拉住他了。”她的面孔可怕地現出青綠,完全失去了人的表情,看來像一座古舊、深奧而難以理解的雕刻。她對我的回答是嚴峻的,使我沉入了無限悲慼的幻夢。

  她把兒子的屍體捨去了,像一隻被襲擊的狼似的衝進了一間門板開着的無人的商店裏,直上三樓,從天台上猛摔下來,她的腦袋粉碎了,她落下的地點正在我的面前,濺得我滿身的白色的腦髓。

  於是我坦然地離開了這地區,從北江西路向河南路橋逃出。我的靈魂已經很堅定了,我要每一分,每一秒預備着敵人對我的侵襲。

一九三八,一,二十八,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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