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連第七連——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

  我們是……第七連。我是本連的連長。

  我們原是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的學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八·一三”戰事爆發前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羅店擔任作戰的××軍因爲有三分之二的幹部遭了傷亡,陳誠將軍拍電報到我們廣州分校要求撥給他一百五十個幹部。我們就是這樣被派出的。

  我瞭解這次戰爭的嚴重性。我這一去是並不預備回來的。

  我的侄兒在廣州華夏中學讀書,臨行的時候他送給我一個黑皮的圖囊。他說:“這圖囊去的時候是裝地圖,文件。回來的時候裝什麼呢?我要你裝三件東西:敵人的骨頭,敵人的旗子,敵人的機關槍的零件。”

  他要把這個規約寫在圖囊上面,但嫌字太多,只得簡單地說着:“請你記住我送給你這個圖囊的用意吧!”我覺得好笑。我想,到了什麼時候,這個圖囊就要見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它也許給拋在小河邊或田野上……

  一種不必要的情感牽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這時候必須戰鬥之外,對於戰鬥的恐怖有着非常複雜的想象。這使我覺得驚異,我漸漸懷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學中最膽怯的一個。我是否能夠在火線上作起戰來呢?我時時對自己這樣考驗着。

  我們第七連全是老兵,但並不是本連原來的老兵。原來的老兵大概都沒有了,他們都是從別的被擊潰了的隊伍收容過來的。我們所用的槍械幾乎全是從死去的同伴的手裏接收過來的。我們全連只配備了兩架重機關槍,其餘都是步槍,而支援我們的炮兵一個也沒有。

  我們的團長是法國留學生,在法國學陸軍回來的。瘦長的個子,活潑而又機警,態度和藹,說話很有道理,不像普通的以暴戾、愁苦的臭面孔統率下屬的草莽軍人,但他並沒有留存半點不必要的書生氣概。如果有,我也不怎麼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學生,我要求人與人之間的較高的理性生活,我們的團長無疑的這一點是切合我的理想的。

  我對他很信仰。

  有一次他對我們全營的官兵訓話。當他的話說完了的時候,突然叫我出來向大家說話。我知道他有意要試驗我,心裏有點着慌,但不能逃避這個試驗。這一次我的話說得特別好。普通話我用得很流暢。團長臨走的時候和我熱烈地握手。他低聲地對我說:“我決定提升你做第七連的連長。”

  這之前,我還是負責整頓隊伍的一個普通教練官。

  從崑山出發之後,我開始走上了一條嚴肅、奇異的路程。在錢門塘附近的小河流的岸邊,我們的隊伍的前頭出現了一個年輕、貌美、穿綠袍子的女人。我對所有的弟兄們說:“停止。我們在這裏歇一歇吧!”

  排長陳偉英偷偷地問我:“爲什麼要歇一歇呢?追上去,我們和她並肩的走,爲什麼不好?”“這是我自己的哲學,”我說,“我現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開,因爲她要引動我想起了許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頭,……”

  我們的特務長從太倉帶來了一個留聲機,我叫他把這留聲機交給我,我把所有的膠片完全毀壞。因爲我連音樂也怕聽。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築我自己的路道,正如斬荊棘鋪石塊似的。爲了要使自己能夠成功爲一個像樣的戰鬥員,能夠在這嚴重的陣地上站得牢,我處處防備着感情的毒害。

  有一禮拜的時間,我們的駐地在羅店西面徐家行一帶的小村莊裏。整天到晚沒有停止的炮聲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聾的狀態,我彷彿覺得自己是處在一個非常熱鬧,非常嘈雜的街市裏面。我參加過“一·二八”的戰爭,“一·二八”的炮火在我心中已經遠了,淡了,現在又和它重見於這離去了很久的吳越平原上。我彷彿記不起它,不認識它,它用那種震天動地的音響開闢了一個世界,一個神祕的,可怕的世界,使我深深地沉入了憂愁,這世界,對於我幾乎完全的不可理解,……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下着微雨,天很快就黑下來,我們沿着小河流的岸畔走,像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很滑,有些人已經跌在泥溝裏。我們有了新的任務,經過嘉定,乘小火輪拖的木艇向南翔方面推進。……二十日下午,我們在南翔東面相距約三十里的洛陽橋地方構築陣地。

  密集不斷的炮聲,沉重的飛機聲和炸彈聲使我重新熟習了這過去很久的戰鬥生活。繁重的職務使我驅除了懼怕的心理。

  排長陳偉英,那久經戰陣的廣東人告訴我:

  “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裏想象的完全兩樣。一旦身歷其境,所謂恐怖者都不是原來的想象中所有,恐怖變成沒有恐怖。”二十日以後,我們開始沒有飯吃了。火夫雖然照舊在每晚十點鐘左右送飯,但已無飯可送。我們吃的是一些又黑又硬的炒米,弟兄們在吃田裏的黃菲子和葵瓜子。

  老百姓都走光了。他們是預備回來的,把糧食和貴重些的用物都埋在地下。爲了要消滅不利於戰鬥的陣地前面的死角,我們拆了不少的房子。有一次我們在地裏掘出了三個火腿。

  吃飯,這時候幾乎成爲和生活完全無關的一回事。我在一個禮拜的時間中完全斷絕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兩滴,顏色和醬油無二樣。我不會覺得肚餓,我只反問自己,到底成不成爲一個戰鬥員,當不當得起一個連長,能不能達成戰鬥的任務?

  任務佔據了我生命的全部,我不懂得怎樣是勇敢,怎樣是懦怯,我只記得任務,除了任務,一切都與我無關。

  我們的工事還沒有完成,我們的隊伍已開始有了傷亡。傳令兵告訴我:“連長,又有一個弟兄死了。”我本已知道死亡毫不足怕,但傳令兵這一類的報告卻很有擾亂軍心的作用。我屢次告誡那傳令兵:“不要多說。爲了戰鬥,等一等我們大家都要和他一樣。”

  兩個班長都死了。剩下來的一個班長又在左臂上受了傷。

  我下條子叫一等兵翁泉擔任代理班長,帶這條子去的傳令兵剛剛回來,就有第二個傳令兵隨着他的背後走到我的面前說:“代理班長也打死了。”

  三天之後,我們全連長約八百米突的陣地大體已算完成,但還太淺,缺少交通壕,又不夠寬,只有七十分米左右,兩個人來往,當挨身的時候必須一個跳出壕外。

  這已經是十月二十三的晚上了。

  雨繼續在下着,還未完成的壕溝裝滿了水,兵士們疲勞的身體再也不能支持,鏟子和鐵鍬都變得鈍而無力。有一半的工事是依附着竹林構築起來的,橫行地下的竹根常常絆落了兵士們手中的鏟子。中夜十二點左右,我在前線的壕溝裏作一回總檢閱,發現所有的排長和兵士都在壕溝裏睡着了。

  我一點也不慌亂。我決定給他們熟睡三十分鐘的時間。

  三十分鐘過後,我一個一個的搖醒他們,攙起他們。

  他們一個個都滾得滿身的泥土,而且一個個都變成了死的泥人,我能夠把他們搖醒,攙起的只有一半。

  二十四日正午,我們的第一線宣告全滅,炮火繼續着掩沒了第二線。我們是第三線,眼看着六百米外的第二線(現在正是第一線)在敵人的猛烈的炮火下崩陷下來。失去了戰鬥力的散兵在我們的前後左右結集着。敵人的炮兵的射擊是驚人的準確,炮彈像一羣附有性靈的,活動的魔鬼,緊緊地,毫不放鬆地在我們的潰兵的背後尾隨着,追逐着。丟開了武器,帶着滿身的鮮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瘋狂的狼似的在濃黑的火煙中流竄着。敵人的炮火是威猛的,當它造成了陣地的恐怖,迫使我們第一線的軍士不能不可悲地,狼狽地潰敗下來,而構成我們從未見過的非常驚人的畫面的時候,就顯得尤其威猛。它不但擾亂我們的軍心,簡直要把我們的軍心完全攫奪,我想,不必等敵人的炮火來殲滅我們,單是這驚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們的戰鬥力。

  恐怖就在這時候到臨了我的身上,這之後,我再也見不到恐怖。我命令弟兄們把所有結集在我們陣地上的潰兵全都趕走,把我們的陣地弄得整肅,乾淨,以等待戰鬥的到臨。

  大約過了三個鐘頭的樣子,我們的陣地已經從這紛亂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了。我們陣地前後左右的潰兵都撤退完了,而正式的戰鬥竟使我的靈魂由惶急而漸趨安靜。

  我計算着這難以挨煞的時間,我預想着當猛烈的炮火停止之後,敵人的步兵將依據怎樣的姿態出現。

  炮火終於停止了。

  一架敵人的偵察機在我們的頭上作着低飛,不時把機身傾側,驕縱成性的飛行士也不用望遠鏡,他在機上探出頭來,對於我們的射擊毫不介意。

  飛機偵察過之後,我們發見先前放棄了的第二線的陣地上出現了五個敵人的斥候兵。一面日本旗子插在麥田上,十一年式的手提機關槍立即發出了顫動的叫鳴。

  由第三排負責的營的前進陣地突然發出違反命令的舉動。對於敵人的斥候,如果不能一舉手把他們活捉或消滅,就必須切誡自己的暴露,要把自己掩藏得無影無蹤。我曾經吩咐第三排要特別注意這一點,但他們竟完全忽略了。第三排的排長的反乎理性的瘋狂行動使我除了氣得暴跳之外,簡直無計可施。這個中年的四川人太勇敢了,但他的勇敢對於我們戰鬥的任務毫無裨補,他在敵人的監視之下把重機關槍的陣地一再移動,自己的機關槍沒有發過半顆子彈,就叫他率領下的十個戰鬥兵一個個的倒僕下去。第一排的排長想率領他的一排躍出壕溝,給第三排以援助,我嚴厲地制止了。我寧願讓第三排排長所率領的十個人全數犧牲,卻不能使我們全連的陣地在敵人的監視之下完全暴露。但我的計算完全地被否定了,在我們右邊的友軍,他們非分地完全躍出了戰鬥的軌道,他們毫不在意地去接受詭譎如蛇的敵人的試探,他們犯了比我們的第三排更嚴重的錯誤。爲了要對付五個敵人的斥候兵,他們動員了全線的火力,把自己全線的陣地完全暴露了。

  敵人的猛烈的炮攻又開始了。

  敵人的準確的炮彈和我們中國軍的陣地開了非常厲害的玩笑。炮彈的落着點所構成的曲線和我們的散兵溝所構成的曲線完全一致。密集的炮火使陣地的顫動改變了方式,它再不像彈簧一樣的顫動了,它完全變成了溶液,像淵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洶涌的波濤。

  我們的團長給了我一個電話機。他直接用電話對我發問:“你能不能支持得住呢?”

  “支持得住的,團長。”我答。

  “我希望你深切地瞭解,這是你立功成名的時候,你必須深明大義,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我彷彿覺得,我的團長是在和我的靈魂說話,他的話(依據我們中國人和鬼的通訊法)應該寫在紙上,焚化。而我對於他的話也是從靈魂上去發生感動,我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我不明白那幾句殭屍一樣的死的辭句爲什麼會這樣的感動我。

  “團長,你放心吧!我自從穿起了軍服,就決定了一生必走的途徑,我是一個軍人,我已經以身許給戰鬥。”於是我報告他第三排長如何違反命令的情形,他叫我立即把他槍斃。但第三排的排長已經受傷回來了,我請求團長饒恕了他。那中年的四川人掛着滿臉的鮮血躺在我的近邊,團長和我的電話中談話他完全聽見的。他以爲我就要槍斃他,像一隻癲狂的野獸似的逃走了,我以後再也沒有碰見他。

  夜是人類天然的休息時間,到了夜裏,敵我兩方的槍炮聲都自然的停止了。弟兄們除了一半在陣地外放哨之外,其餘的都在壕溝裏熟睡起來。我的身體原來比別人好,我能夠支持五天五夜的時間人還比較清醒。我圍着一條軍氈,獨自個在陣地上來往,看着別的人在熟睡而我自己醒着,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我這時候纔對自己有了深切的瞭解,我很可以做這些戰士們的朋友。

  我的鼻管塞滿着炮煙,渾身爛泥,鞋子丟了,不曉得膠住在哪處的泥漿裏,只把襪子當鞋。我的袋子還有少許的炒米,但我的嘴髒得像一個屎缸,這張嘴老早就失卻了吃東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曉得這時候是否應該向嘴裏送一點食品。

  第二天拂曉,我們的第二排,由何博排長率領向敵人的陣地出擊。微雨停止了。曉色朦朧中我看見二十四個黑色的影子迅速地跳出了戰壕。約莫過了二十分鐘的樣子,前面發出了激烈的機關槍聲,敵人的和我們的都可以清楚地判別出來。這槍聲一連繼續了半個鐘頭之久,我派了三次的支援兵去接應。一個傳令兵報告我排長已經被俘虜了。我覺得有些愕然,只得叫他們全退回來。

  原來何博太勇敢了,到了半路,他吩咐弟兄們暫在後頭等着,自己一個人前進到相距兩百米的地方去作試探,恰巧這時候有一小隊的敵人從右角斜向左角的友軍的陣地實行暗襲,給第二排的弟兄碰見了,立即開起火來。但排長卻還是留在敵人的陣地的背面。天亮了,排長何博不願意把自己的地位暴露,在我們的陣地前面獨戰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們全線退卻的時候方纔回來。他已經傷了左手的手掌,我和他重見的地點是在南昌陸象山路六眼井的一個臨時醫院裏。因爲我也是在這天受了傷的。

  這天的戰況是這樣的。

  從上午八點起,敵人對我們開始了正面的總攻。這次總攻的炮火的猛烈是空前的,我們伏在壕溝裏,咬緊着牙關,忍熬這不能抵禦的炮火的重壓。對於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個月,一個禮拜來計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個鐘頭,用一秒,現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時間。

  “與陣地共存亡”。我很冷靜,我刻刻的防備着,恐怕會上這句話的當。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錯誤,中國軍的將官最喜歡說這句話,我本來很瞭解這句話的神聖的意義,但我還是恐怕自己會受這句話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這裏都不成問題,而對於陣地的據守,卻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

  我這時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盼望在敵人的無敵的炮火之下,我們的弟兄還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數,而我自己,第七連的靈魂,必須還是活的,我必須親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鮮麗的畫景:我們中華民國的勇士,如何從毀壞不堪的壕溝裏躍出,如何在陣地的前面去迎接敵人的鮮麗的畫景。

  但敵人的猛烈的炮火已擊潰了右側方的友軍的陣地。

  我們出擊了,我們,零丁地剩下了的能夠動員的二十五個,像發瘋了似的暈朦地、懵懂地在炮火的濃黑的煙幕中尋覓着,我清楚地瞧見,隔着一條小河,和我們相距約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大隊的敵人像潮水似的向着我們右側被衝破了的缺口涌進,他們有一大半是北方人,大叫着“殺呀!殺呀!”用了非常笨重,愚蠢的聲音。挺着刺刀,彎着兩股。

  我立刻一個人衝到我們陣地的右端,這裏有一架重機關槍,叫這重機關槍立即快放。

  這重機關槍吝嗇地響了五發左右就不再繼續——壞了。

  那射擊手簡單地說着,隨即拿起了一枝步槍,對着那密集的目標作個別的瞄準射擊。

  我們一齊地對那密集的目標放牌樓火。但敵人的強大的壓迫使我們又退回了原來的壕溝。

  右側方的陣地是無望了,我決定把我們的陣地當作一個據點扼守下去,因此我在萬分的危殆中開始整頓我們的殘破的陣容。而我們左側方的友軍,卻誤會我們的陣地已經被敵人佔領,用密集的火力對我們的背後射擊。爲了要聯絡左側方的友軍,我自己不能不從陣地的右端向左端移動。

  這時候,我們的營長從地洞裏爬出來了。他只是從電話聽取我的報告,還不曾看到這陣地成了個什麼樣子。他的黧黑的面孔顯得非常愁苦。他好像從睡夢裏初醒似的爬出來了,對我用力地揮手。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左腳,他嗆咳了兩聲就倒下了。

  敵人的炮口已經對我們直接瞄準了,從炮口衝出的火焰可以清楚地瞧見着。

  我開始在破爛不堪的陣地上向左躍進,第二次剛剛擡起頭來,一顆炮彈就落在我的身邊。我只聽見頭上的鋼帽嚆的響了一聲,接着暈沉了約莫十五分鐘之久。

  我是決定在重傷的時候自殺的,但後來竟沒有自殺。

  我叫兩個弟兄把我拖走,他們拖了好久,還不曾使我移動一步。這時候我突然發覺自己還有一付健全的腿,自己還可以走的。我傷在左頸,左手和左眼皮,鮮紅的血把半邊的軍服淋得透溼。

  當我離開那險惡的陣地的時候,我猛然記起了兩件事。

  第一,我曾經叫我的勤務兵在陣地上拾槍,我看他已拾了一大堆槍,他退下來沒有呢?那一大堆的槍呢?第二,我的黑皮圖囊,我在壕溝裏曾經用它來墊坐,後來丟在壕溝裏。記得特務長問我:“連長,這皮袋要不要呢?”

  我看他似乎有“如果不要,我就拿走”的意思,覺得那圖囊可愛起來,重新把它背在身上。不錯,現在這圖囊還在我的身邊。

一九三七年,十二,二十一,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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