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腮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京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可以从此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同上）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她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