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濛濛下着雨。雨不大，时而又停一停。但是夜来下了个通宵，把未曾干透的土地淋得很烂。

　　白知时高高的举着一柄大油纸伞，戒慎恐惧的坐在一辆叽咕车上。幸而他人瘦，不算重，不足把那生铁圈子包着的独车轮压在相当软的泥糊里。但是叽咕车的木承轴还是要呻吟，还是要叽里咕噜的；而分开两臂，紧握着车把，努力推着车的老余，仍然显得很吃力，坐在车上的人每一步总听得见他像牛样的喘。

　　白知时每逢天雨到城外一所疏散中学校上课和下课回城时，总是特雇老余的叽咕车代步，而每次听见老余牛喘之际，必恻然想着要改造一下这具诸葛武侯所发明、一直流传到今、似乎略加以修正的木牛。他想以白檀木的轴嵌在青杠木的承轴上，使它干吱吱的磨擦，这可要费多大的力能！设若在两头各加一只钢珠轴承，至低限度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的磨擦，则推的人至低限度便可减少三分之二的力能。其次，木轴承是直接安在车底上的，故车轮一碰着石头，或一到硬地上，那震动便一直传到人身。推车的两条臂可以震麻木，坐车的更恼火，孕妇可以震到坠胎，四川大学一位教授太太不就是显例吗？心脏衰弱的老人可以震断气，也是有过的。所以许多讲卫生的朋友，宁可天晴踩香灰，下雨踏酱糊，也不愿找这个代步。并非讲人道，实在怕受罪。设若把轴承和车身全安在一只简单弹簧上，则震动的力被弹簧减弱，不但坐者舒适，就推的人也不吃亏呀。

　　他也曾把这念头告诉过老余。老余一听就冒火，他说：“不说我上代人，光说我罢，从光绪手上推叽咕车，推到而今，以前除了农忙外，一年四季的推，矮车高车啥没推过？而今有了点岁数，才是熟人招呼着推趟把两趟，三四十年了，并不见我的膀子震来拿不动筷子！坐车的千千万万，我从没听见过震死的！生娃娃的倒有，我从前就推过一个阴阳先生的娘子，从娘屋里回家去的，我看她那肚皮就不对，果然离房子还有三根田埂，就生下他妈的一个胖娃娃！那并不是车子震下来的呀，是临到时候了，该发作，不坐车，也一样要生的！坐叽咕车，只图省俭点脚力，本就不求舒服。从前的人，只要早晨一下床，就没有舒服的。不走路，光是坐着不动，该舒服了！在从前，还是不啦！高背椅，高板凳，哪个坐着不是把腰杆打得笔伸的？只有下考场的老师们，三更灯火五更鸡，伏在方桌上念书写文章，才弄得弓腰驼背，样子虽斯文，吃苦倒行！门板做床铺，石头做枕头，我亲眼看见过的。只有而今的人才不行，越年轻，越要图舒服，床要睡的，椅子要坐的，连叽咕车也想坐的了!叽咕车不，他们不坐，说是震得心跳。也好，我就不推。我倒说，从前的人真经事，七八十岁活得硬邦邦的，而今的人，哼！好像骨头都是的了！”

　　一连串的牢骚话，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说到省俭气力，老余的理论更强，归总一句话：“气力越使越有，越图省俭越没有。本是卖气力的事，为啥要省俭?”

　　说到改好了生意多些。

　　“啊！啊！更不对！再改，还是叽咕车，一步一步的推。在马路上，你能赛过黄包车吗？图快当的，哪个不坐黄包车？在小路上，要坐叽咕车的，你不改，他还是要坐，这两三年来，你先生哪一回下雨时不特为来招呼我。不坐的，就像那些学生娃娃，你就再改好了，他还是不坐。为啥呢？是叽咕车，没有洋马儿漂亮！”

　　这老佃农的执拗顽固，只好令白知时慨叹。他知道单凭口舌，是不足为功的，若要使老余心悦诚服的照改，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先教他读书明理，再给他一点科学常识，起码也懂得一点物理学和经济概论，使他有了新的观念，先感到自己的不足，而后才能求进步，才能虚心研讨，才能容纳异说。“唉！这是要下水磨工夫的，所谓教育第一！我哪有此时间？老余快六十的人了，又哪有此耐心？”其次，是示范，是实事求是，自己先挖腰包，找懂机械的设计制图，先做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形，实验研究，有毛病就改，改了再实验。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真确性，然后才选材鸠工，造一具正式的改良叽咕车，无条件的交与老余去使用。然而还要多多准备两套零件，以防老余有心将它弄坏，而证实“你看，果然不中使呀！”必待他莫名其妙的受益了省气力，一天可以多打几个来回；坐的人舒服，生意好；因为新奇，可以多给几十百把元钱；这样，再拿与旧式叽咕车一比，利害分明之下，他哪有不乐从之理?“唉！这是要花一笔大本钱的！除非有钱，而又有好心，方可以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一层。但我又哪有这笔钱？设若我造得起这辆改良叽咕车时，第一，我就用不着坐叽咕车；第二，我自己也可以改行来推呀，又何必要讨好老余呢？”

　　从此，那改良叽咕车的念头不再热烈，仅仅戒慎恐惧的坐在老余的叽咕车上，而听见他牛喘时，才淡淡的在脑际萦回一下而已。

　　今天，连这念头也没有了，而萦回脑际的，只几件另外的事。一件是续弦与否的问题，一件是应否就聘到远方去教书或回县里去争县参议员的问题，还有一件，便是知识青年从军的问题。

　　几件问题扰在脑里，比解释物理学上什么绝对定律，相对定律，与夫化学上什么物质分裂和变化的方程式，难多了！那些书本上的问题，看来艰难，但是死的，也只有一个对象，解决得了解决不了，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无显明利害可言，而且在短时间里，也和旁的人发生不出直接的影响；尤其无时间问题，一个疑难悬在那里，今天解决不了，明天，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而目前的这几件，则一切不然，都要立待解决。末了这个从军问题，说不定今天一回去就得解决，又是国家和个人之间都有绝大关系的。

　　脑子不闲，便照料不到拿伞的手，屡屡被老余打着招呼：“哎！把伞撑高点，后面看不到路！”

　　到第四次上，他简直把伞收了。那是一柄道地泸州油纸伞，又大又重，虽不及成都造的小花纸伞好看时髦，可是使了两年多了，还没有补过，是一个朋友赠送的，在目前的成都，大概还买不出哩，从阴历的八月起，是不能离它的。也和他身上至今犹然穿着的一件胶布长雨衣一样，虽已有了十多年历史，颜色已经说不出，旧敝得已到快要破败的程度，然而求之今日市上，新的自然没有，有也不是教书匠买得起的，拍卖行倒偶然有之，也是古董了，不见得就比他的好，这是民国二十年托一个朋友在上海定做带回，一共花了十七块半大洋。

　　天还是阴沉得可怕，雨倒越小了。但是成都的阴历九月，是出名的漏月，要望晴明，真不知还要好多天。这条只有二尺来宽的泥路，幸而是黑沙泥路，路底子是在民国二十六年春，建设风气达到最高潮时，由本保保长提议，响应建设乡村道路，得到一般农户的赞成，曾自动的出钱出力，铺过一层碎石，并借了公路局一只废而不用的小石磙压了压，所以还相当硬；虽然得力于路面不宽，而又依着两面田沟曲曲折折，免了汽车黄包车和载重板车的糟蹋，但是叽咕车和水牛的蹄子，还是有破坏能力，路面是早不成名堂；不过到底是黑沙泥，只管在雨后调成了酱糊，却也仅只几寸厚，而且并不像黄泥路之又粘又滑，只须打光脚板，是满可走的。白知时在好几次找不到老余，或老余不得闲的时节，他经济力受不住别几个车夫的竹杠，他也曾把鞋袜脱了，打光脚板来回走十多里。但是雨伞和胶布雨衣两者，总是不可或缺。

　　因为天气阴沉，他脑里问题的分量也像加重了些。他简直没有多余的心思，再和老余搭白。一直走到街口，下了叽咕车，照向例给了车钱，挟着一只旧书包，从极窄而又随地堆放许多东西和摆设花生摊子的人行道上和一般来来往往的人们挨着让着，向南门大桥走去时，他还在思索。

　　南门大桥，据说即古之万里桥，这只好骗有思古之幽情而又无考据癖的朋友，成都城变了多少次样儿了，哪里还剩有三国时的真古迹！不过，桥上的风景，到底优于东门大桥，阴历九月，江水犹然滔滔，凭着石栏向东望去，可以看得见小天竺的建筑，可以遥望华西坝，可以看出一线横波的疏散木桥。

　　白知时每星期三次出南门去上课时，因为不愿把自己辛苦所得的薪水，分上半数给黄包车夫，除非害病，他老是安步当车；而来回打从桥上走过，总不免要留连几分钟。只管是交通孔道，行人车辆都多，在他总感到是个好地方，比起在一巷子所佃居的那间房子，实在清静得多，空气也新鲜些。

　　今天，他更无例外，又在那里呆下了。大约不到八分钟，忽然灵感来了，眼睛一亮，第三个大问题，即是他外侄黄敬旃要去干知识青年从军的大问题，忽得了个面面俱到的解决。不由拿手把额脑一拍道：“得之矣！”

　　但他自己不觉得，只这样，已经引起一个穿中山服的人注意了。

　　这人原是坐着一辆人力车，拉过桥去时，看了他两眼，刚下桥，便又步行转来，挨肩走过时，又看了他两眼。

　　他是那样的不在意，仅举眼把这人看了下，仿佛面熟，但他却没有心思去追忆。只想着赶快走到他的寓所，把书包雨衣放下，好去商量大事。

　　他的寓所，比起他好几个同事佃住的，就算相当阔的了。公然是在一座大门尚比较高朗，尚比较气派的门道内。但是也只有大门可观，一进门去，是一条很狭窄的走道，也可说是一块长约六丈许，宽只五尺的天井。中间铺了一条石板路，但也不能让人来往，那不仅仅因了天井里水沟不大通，渟滀的污水把两边泥地变成了乌黑小淖，而且也浸到石板，在石板面上盖遍了一层苍苔的原故，实实为的那是两厢房分住人家的公共洗濯场和晒晾场呀！一年四季，无论天晴下雨，天井两边老有四五只大木盆，老有四五具用高板凳和门扇搭的临时刷洗工场，也老有七八个年轻的、半老的妇女蹲坐在大木盆边，用气力的搓，俯在门扇上，用棕刷子刷。照常理讲起来，两边各长五间的厢房，就作兴每间住两家，每家平均三人，也不过男女大小三十人而已，而天井里何以会成年成月的洗晾上那多的衣裳？这解答，户籍警察可以告诉你：有好多户的妇女都是靠洗衣裳吃饭的，她们洗的十分之九都是别人的衣裳啊！

　　对于这些杂院，一如许多小铺户、小工场一样，是治安警察、户籍警察力所能及，也是随时注意的地方。他们不但彻底明瞭那些女的靠洗衣吃饭，男的靠拉车或什么出卖劳力的事吃饭，并且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上房当中，还住有一个姓白的教书先生。他只占了一间狭而长的耳房，前后两垛牛肋巴窗子，都用好几块厚薄长短木质颜色全不同的木板钉死了，不能开。其实开了也等于零，外面只两道不通风不透气的黑巷子，而前窗外还有其他用处。只屋山花上有两扇玻璃格子窗，高高的位置在邻家的屋沟上，不叠上两张方凳是没法去开阖它，但通气靠它，通光更靠它。光线倒很够，尤其是大晴天，偏西的太阳会慢慢从床边，从书桌，从衣橱，从布有蛛网和尘垢的泥壁，一直爬到天花板缘上的。在暑期中，房间里在下午两点后，好像烘了一盆火。白知时倒颇为满意，他说：“一切霉菌在高温九十五度以上，是绝难存在的了！”而不满意的，只在隆冬时候，许多裂了缝的泥壁和那两扇玻璃窗，虽用报纸糊了，但天花板稍高，地板不但木枕松，而且被老鼠、被潮湿弄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破洞，冷气一跑进来，就停伫在那平时倒不觉得有如此其大的空间中，而无法用热气将它驱出去。唯一救济方法，就只把那大得出奇的一道双扇房门紧紧关上，还得闩上哩，不然，门扇仍会自己打开的。

　　白知时在这里已住了九年，资格相当的老。自老婆死后，国战打得更激烈；法币发得更多，物价也上爬得更快，教书收入，虽然也被一般在文武大员眼中看来好像无耻的教书匠们吵着闹着要加薪，要津贴这样，津贴那样之后，不免也自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的在增长，毕竟算是与物价竞走的乌龟。而首先使白知时痛感不快的，便是那个死硬派的房主，非一口气把租金加到百分之三百不租。

　　白知时初听之下，并不是着急，而是生气；生那老寡妇房主的气，骂她损人利己，妨碍抗战！原想仍用老方法，联合一众佃户，先给那老寡妇一个警告，次来一个抗议，仍不行，便以一齐搬空相恐吓。却万万料不到刚一着手，便得到一个回答，还几乎全出于那般卖气力的朋友，他们说：“算了罢！别个拿房子出租的，也要吃饭呀！我们只要挣得出，何苦要挖苦人哩！”其余十分之一的住户，自然资力都不及白先生的人，于是便实行第二个政策。但是老寡妇和警察局的人和街正都有亲戚关系。到抗议第三月上，便被判决了：要住下去，得照房主所定，补足租金，不哩，有政府和农民银行在四郊修建的疏散房子可住，那吗迁去好了，并且政府正在做强迫疏散的工作，只管搬去住，暂时是不要钱的。

　　幸而白先生耳目相当长，人事也相当宽，在社会上混了这些时，也略有经验，便取了个巧，让那一伙受了他鼓吹，而果然不肯妥协，必要坚持到底的几家人先搬了去，自己还在徘徊之时，便已得到消息了，疏散房子简直不可住：草顶盖得太稀，漏雨；地基潮湿；顶不好的是交通不便，和左右人家窎得太远；小偷太多，连不值钱的破竹椅都要；做小生意做小手艺的人家全没有活路做了。大家受不了政府的“恩惠”，要搬回来，但是何尝可能呢?第一，城门口的宪军警已在执行命令，除了阔人家的沙发钢丝床等等上等家具外，一概只准搬出，不准搬进；第二，老寡妇已喊出了：搬回来的，仍然当作新佃户，除原加的百分之三百外，再加总数的百分之百。

　　白先生气炸了，很想到警察局去告她，说她借房居奇，激刺物价。但是又自行取消了，知道警察局断不会单为他一个人出气的。然则真个另找廉价房子搬家罢？也不行，只要能蔽风雨的房子，都贵了。倒有许多主人疏散下乡，而空着的高房大屋，但多不肯出租，甚至连借也不肯，说是他的房子好，家具好，租借给人，不免被人糟蹋，而自家还要常常回城居住，宁可花钱费米用些人来看守。可能出租的，又早被一般从沦陷地方逃到大后方的人士抢租了去，只有再向这伙人手上分租，一间房子的租金，又每每比他承租全院的总额还高，而且外来的人们都有帮口，说四川土话的穷朋友是不容易挤进去的。空下来的学校也被新兴的机关，或竟是新兴的学校住满。倒是疏散出去的本校，可以腾挪个一间半间，然而白知时起初为了友谊，为了教书的历史，不能不在甲校就一个专聘，在乙校就半个专聘，而在丙校、丁校还得应酬几个钟头，后来则是为了实际的生活起见，更不能依照官方的无情规定，只接一个学校的聘书，而所教的几个学校，又分处在南门外、西门外，还有一个在东门外的，两校相距每每二十几里，算来，现住之处，还像是中心，起码也可省去一多半的时间和脚力。末了，还有一法，也是在民国二十九年秋，老婆死了不久，法币才打了四折时，一个颇有眼光的朋友劝过他的那办法，即是趁房子尚便宜时，在少城买一院，或在西南门之间的菜园土买两亩，不求考究的自己修一院。可是那时又未思虑及此，十几年口讲手画辛苦积来的三千多块硬大洋，在早存在一家有信用的私家银行，按月支息四十元，贴补家缴之余，还可以时时寄一笔整数回江油去赠送那个守寡的胞妹，也即是黄敬旃的母亲。到二十九年，法币的折扣快打到五折，他已忧虑起来，不知道这实值一千六七百元的存款，将如何处理；恰好老婆因流产出血不止而亡，便借了伉俪情深为题，棺殓等略为奢侈了一下，于是存款实值，便只有八百多元。要买房，要修屋，除非找关系向政府借一笔疏建款子；本来是可能的，那位朋友也这样劝过他，但我们的白先生却翻着韵本凑悼亡诗去了，而借口说疏建款子是限定修建疏散住宅，“我骗来在城内买，城内修，不但良心说不过去，倘政府真个派人调查出来，岂不还犯了法？还有一层，便是轰炸业已开始，知道未来局面怎样，有远虑的人还正在拼命卖房子。别人打的是捡两文算两文的踏实主意，而我乃反而朝牛角里钻，岂非不智已极！”

　　他也不完全是书呆子啦！及至法币折扣再大时，他已把那只值到五百多块大洋的存款，从银行内取出，搭在一个同乡做药材生意的股子上。到房子生问题时，虽然已打了好几个滚，可是再想买房子，已差了好些，新造哩，更差得远。何况每月还要从中抽一些出来贴补生活，光是打了住的主意，还有吃哩喝哩，穿哩戴哩，还有同乡方面，同事方面，交游方面，少不了的应酬和馈赠哩，还有黄敬旃读书的这大笔有责任的帮助哩。

　　无法可想，他只好仍旧设法和老寡妇恢复了好感。商量着把原住的一间正房退了，只占了那间耳房，后面一半间灶披一种中式平房的厨房外，临灶的一方搭的简陋房屋，一般无墙壁，只供主妇或厨师生火时遮雨和堆柴禾用。——原编者注也不要；而检漏修理，在早本归房主的，也转由佃客担任，房租暂时不加。并准其在耳房窗根外，即是封闭的前面一垛牛肋巴窗子外，安了一只娇小不过的行灶，一只小水缸，一张窄窄的条桌，也居然好用，而且不和别家共用一个灶披，倒省了许多油盐柴米的走漏，以及清理起来，就免不了和那个见小婆娘的口角和闲气。到了后来，老寡妇一个一十岁才进高小的外孙儿要在白先生跟前补习一点算术和国文，白先生答应之后，老寡妇对他也更好了，住的问题似乎从此解决。但我们的白先生真未料到，才平静了一年又十个月，最近又发生了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