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言事愤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之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不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竑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缉缉，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呈由都察院转递，继思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道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念及于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剑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折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折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成步者，人曰：“子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诚愿异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
之尸谏，只尽愚忠。罪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折，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达。罪臣前以臣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经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为宝鋆所不及料，想宝鋆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时当盛世，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贪陈缕缕，自称罪臣以闻。
两宫皇太后阅毕，慈禧太后心中很是不乐，外面恰装出一种坦适样子，向慈安太后道：“这人未免饶舌，前已明降谕旨，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还要他说什么？”慈安太后道：“一个小小主事，敢发这般议论，且宁死不讳，总算难得！”慈安究竟持平。慈禧后歇了半晌，方道：“且着王大臣等会同妥议，可好么？”慈安后应了声好，遂命内阁拟旨，着将吴可读原折交廷臣会议。王大臣等合议许久，多以清代家法，自雍正后，建储大典，未尝明定，此次若从可读奏请，明定继统，即与建储没甚分别，未免有违祖制。此时还有什么祖制？又因可读尸谏，确是效忠清室，一概辩驳，心中亦属难安。当下公拟了一番模糊影响的言语，复奏上去。最好是这种手段。嗣后徐桐，翁同龢，潘祖荫三人又联衔上了一折，宝廷、张之洞，且各奏一本，两宫太后参酌众议，随降懿旨道：
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统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还，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分，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钦此。
此旨一下，同治帝一生事情，化作烟云四散，吴可读慷慨捐躯，也不过留个名儿罢了。
驹光如驶，倏忽间已是光绪五年。琉球国被日本灭掉，改名冲绳县，这信传到中国，总理衙门的人员，才记得琉球是我属国，与日本交涉。日本简直不理，只好作为罢论。忽又接到伊犁交涉消息，好大喜功的左宗棠，决意主战，于是总署诸公，又有一番绝大的忙碌。先是陕回叛酋白彦虎，出走西域，依附安集延酋阿古柏，安集延系浩罕东城，阿古柏即安集延城主。他因回疆蠢动，中国政府专剿粤捻，无暇西略，遂乘机攻入，踞了喀什噶尔，胁服回徒，自称毕调勒特汗。清廷以时艰饷绌，拟暂弃关外地，独左宗棠已平陕甘，决计进兵，借了华洋商款，充作军饷。光绪二年，督办新疆军务，自驻肃州调度，令都统金顺，提督张曜，率兵驻哈密，京卿刘锦棠，及提督谭上连，谭拔萃，余虎恩等，分道进攻，连败阿古柏兵，克复乌鲁木齐，及附近各城，北路略定。到光绪四年，刘锦棠军自北趋南，张曜军自西趋东，夹击阿古柏。阿古柏想走回安集延，奈浩罕全国，统被俄罗斯占夺，欲归无路，仰药而亡。只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尚据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四城，白彦虎又窜往依附。适遇锦棠等进剿，胡里不能抵敌，偕白彦虎遁入俄境，南路亦平。左宗棠晋封二等侯，刘锦棠加封二等男，随征将士，统邀奖叙。
只新疆西北有伊犁城，地味饶沃，俄人乘乱进来，把伊犁占去，阳称帮中国暂时保管。天下无此好人。至回乱已平，清政府欲索回伊犁，遂派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国，畀他全权，商办伊犁事宜。这位崇钦使素来胆怯，天津教案，已见过他的伎俩，清廷还认是专对能手，要他前去办理这案。列位试想如虎如狼的俄国，能给他一点便宜么？果然双方开议，俄人要索很奢，崇钦使不能答辩，格外迁就，订了十八条约章，只归还伊犁一城，西境的霍尔果斯河左岸，及南境的帖克斯河上流两岸，都要割让俄人，还要中国给偿俄银五百万卢布。俄币制名，价有涨跌，价涨时一卢布约合中国规银九钱三分一厘，价跌时约七钱左右。而且增开口岸，添设领事，凡勘界行轮运货免税等条件，统是夺我权利。崇钦使不问政府，仗着全权行事的招牌，竟骤然决然的签定了押，语颇沁脾。咨报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把约文细阅，统说是不便照行，当下有一班意气嚣凌，文采焕发的言官，洋洋洒洒挥成千万言，奏闻两宫。你主调兵，我主调将，都要与俄开战。最厉害的，是请诛崇厚，仿佛是崇厚一诛，俄人即可吓倒。书生之见。两宫太后，大为感动，令总署驳斥原约，将崇厚褫职逮问，一面垂询左宗棠和战情形。宗棠慷慨激昂，上了一篇奏章，好似苏东坡万言书。小子笔不胜录，只录他后半篇道：
察俄人欲踞伊犁为外府。为占地自广，借以养兵之计，久假不归，布置已有成局。我索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况此次崇厚所议第七款，接收伊犁后，霍尔果斯河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归俄属，无论两处地名，中国图说所无，尚待详考，但就方向而言，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归俄也。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度内，固不能一朝居耳。虽得必失，庸有幸乎？武事不竞之秋，有划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金顺锡纶，拟缓收伊犁，而以沿边喀什噶尔、乌什、精河、塔尔巴哈台四城，宜足兵力，浚饷源，广屯田，坚城堡，先实边备，自非无见，惟伊犁沿边无定议，谋新疆者非合南北两路通筹不可。现在伊犁界务未定，则收还一节，自可从缓计议。喀什噶尔乌什，规划已周，毋庸再议，其塔尔巴哈台，精河，急须加意绸缪，应由金顺锡纶，自行陈奏请旨外，所有崇厚定议画押十八款内偿费一节，业经奉有谕旨，第八款所称塔城界址，拟稍改，照同治三年界址，尚只电报，应俟崇厚奏到再议。第十款于旧约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官外，复议增设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七处，十四款并有俄商运俄货，走张家口嘉峪关，赴天津汉口，过通州西安汉中，运土货回国，均经总理衙门奏奉谕旨接驳外，第二款中国允即恩赦居民，业经遵旨照办，被贼官截阻赉示委员，不准张帖。第三款伊犁民人迁居俄国，入籍者，准照俄人看待，意在胁诱伊犁民人归俄。而以空城贻我，与阻截赉示委员，同一用心。第四款俄人在伊犁，准照管旧业，虽伊犁交还，中外商民杂处，无界限可分，是包藏祸心，预为再踞之计。至商务允其多设口岸，不独夺华商生理，且以启蚕食之机。总理衙门原奏，筹虑深远，实已纤细毕周。谕旨允行，则实受其害，先允后翻，则曲仍在我，应设法挽回以维全局。窃维邦交之道，论理亦论势，本山川为疆索，界划一定，截然而不可逾。彼此信义相持，垂诸久远者理也；至争城争地，不以玉帛而以兴戎，彼此强弱之分，则在势而不在理。所谓势者，合天时人事言之，非仅直为壮而曲为老也。俄踞伊犁，在咸丰十年同治三年定界之后，旧附中国与中国民人杂处各部落，被其胁诱，俄官即视为所属，借以肆其凭陵。俄之取浩罕三部也，安集延未为所并，其酋阿古柏畏俄之逼，率其部众，陷我南疆，我复南疆，阿古柏死，逆子窜入俄境。俄乃认安集延为其所属，欲借为侵占回疆膄地之根，现冒称喀什噶尔住居之俄属，本随帕夏而来之安集延余众。俄之无端冒为己属，实与交还伊犁，仍留复踞地步，同一居心，观其交还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属俄，其诡谋岂仅在数百里土地哉？界务之必不可许者此也。俄商志在贸易，本无异图，俄官则欲借此为通西于中之计，其蓄谋甚深，非仅若西洋各国，只争口岸可比。就商务言之，俄之初意，只在嘉峪关一处，此次乃议及关内，并议及秦蜀楚各处，非不知运脚繁重，无利可图，盖欲借通商便其深入腹地，纵横自恣，我无从禁制耳。嘉峪关设领事，容尚可行，至喀什噶尔通商一节，同治三年虽约试办，迄未举行，此次界务未定，姑从缓议。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处，广设领事，欲因商务蔓及地方，化中为俄，断不可许。此商务之宜设法挽回者也。此外俄人容纳叛逆白彦虎一节，崇厚曾否与之理论，无从悬揣，应俟其复命时，请旨确询，以凭核议。臣维俄人自占踞伊犁以来，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始以官军势弱，欲诳荣全入伊犁，陷之以为质，继见官军势强，难容久踞，乃借词各案未结以缓之。此次崇厚全权出使，俄臣布策，先以巽词
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盖以俄于中国，未尝肇启战端，可间执中国主战者之口。又忖中国近或厌兵，未便即与决裂，以开边衅，而崇厚全权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牵制疆臣，免生异议。是臣今日所披沥上陈者，或尚不在俄人意料之中。当此时事纷纭，主忧臣辱之时，苟心知其危，而复依违其间，欺幽独以负朝廷，耽便安而误大局，臣具有天良，岂宜出此？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之决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
两宫太后依议，特遣世袭毅勇侯出使英法大臣大理寺少卿曾纪泽，备述官衔，隐寓紫阳书法。使俄改约，并命整顿江海边防，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舰。山西巡抚曾国荃，调守辽东，派刘锦棠帮办西域军务，加吴大澂三品卿衔，令赴吉林督办防务，饬彭玉麟操练长江水师，起用刘铭传、鲍超一班良将，内外忙个不了。俄国亦派军舰来华，游弋海上，险些儿要开战仗，亏得曾袭侯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与俄国外部大臣布策反复辩难，弄得布策无词可答，只是执着原约，不肯多改。巧值俄皇被刺，新主登基，令布策和平交涉，布策始不敢坚持原议。曾袭侯虽是专对才，亦亏机缘相凑。两边重复开谈，足足议了好几个月，方才妥洽，计改前约共七条：
一 归还伊犁南境。
二 喀什噶尔界务，不据崇厚所定之界。
三 塔尔巴哈台界务，照原约修改。
四 嘉峪关通商，照天津条约办理，西安汉中及汉口字样，均删去。
五 废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专条。
六 仅许于吐鲁番增一领事，其余缓议。
七 俄商至新疆贸易，改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此外添续卢布四百万元。
签约的时候，已是光绪七年，虽新疆西北的边境，不能尽行归还，然把崇厚议定原约改了一半，也总算国家洪福，使臣才具了。我至此尚恨崇厚。沿江沿海，一律解严，改新疆为行省，依旧是升平世界，浩荡乾坤。王大臣等方逍遥自在，享此庸庸厚福，不意宫内复传出一个凶耗，说是慈安太后骤崩，小子曾有诗咏慈安后云：
牝鸡本是戒司晨，和德宣仁誉亦真。
十数年来同训政，慈安遗泽尚如春。
这耗一传，王大臣很是惊愕，毕竟慈安太后如何骤崩，且至下回分解。
本回录两大奏折，为晚清历史上生色。吴说似迂，左议近夸，但得吴可读之一疏，见朝廷尚有效死敢谏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见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将帅。光绪初年之清平，幸赖有此。或谓吴之争嗣，何裨大局？俄许改约，全恃曾袭侯口舌之力，于左无与？不知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盈廷谐媚，而独得吴主事之力谏，风厉一世，岂不足令人起敬乎？外交以兵力为后盾，微左公之预筹战备，隐摄强俄，虽如曾袭侯之善于应对，能折冲樽俎乎？直臣亡，老成谢，清于是衰且亡矣。人才之不可少也，固如此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