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影籠罩了一切

  “四行孤軍”的最後槍聲停止了。臨風飄蕩的國旗,在羣衆的黯然神傷的悽視裏,落了下來。有低低的飲泣聲。

  但不是絕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堅定的抵抗與犧牲的開始。

  蘇州河畔的人漸漸的散去,灰紅色的火焰還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陽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開始籠罩了一切。

  是羣鬼出現,百怪跳梁的時候。

  沒有月,沒有星,天上沒有一點的光亮。黑暗漸漸的統治了一切。

  我帶着異樣的心,鉛似的重,鋼似的硬,急忙忙的趕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裝,焚燬了有關的友人們的地址簿,把鉛筆縱橫寫在電話機旁牆上的電話號碼,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許會有什麼事要發生,準備着隨時離開家,先把日記和有關的文稿託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裏去。

  小箴已經有些懂事,總是依戀在身邊。睡在搖籃裏的倍倍,卻還是懞懞懂懂的。看望着他們,心裏浮上了一縷悽楚之感。生活也許立刻便要發生問題。

  但挺直着身體,仰着頭,預想着許多最壞的結果,堅定的做着應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協會有重要的決議,成爲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機關。《救亡日報》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們開始向內地或香港撤退。他們開始稱上海爲“孤島”,但我一時還不想離開這“孤島”。

  夜裏,我手提着一個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裏去借住。溫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間的暖熱可愛。在這樣彷徨若無所歸的一個時間,格外的覺到“人”的同情的偉大與“人間”的可愛可戀。個個人都是可親的,無機心的,兄弟般的友愛着,互助着,照顧着。他們忘記了將臨的危險與恐怖,只是熱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時更親切,更關心。

  白天,依然到學校裏授課,沒有一分鐘停頓過講授。學生們在炸彈落在附近時,都鎮定的坐着聽講;教授們在炸聲轟隆,門窗格格作響時,曾因聽不見語聲而暫時停講半分數秒,但炸聲一息,便又開講下去。這時,師生們也格外的親近了,互相關心着安全。他們談說着我們的“馬其諾防線”的可靠,信任着我們的軍官與士兵。種種的謠傳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無蹤。可愛的青年們是堅定的,沒有悽惋,沒有悲傷,只是堅定的走着應走的路。有的,走了,從軍或隨軍做着宣傳的工作。不走的,更熱心的在做着功課,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們不知恐怖,不怕艱苦,雖然恐怖與艱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們。教員休息室裏的議論比較複雜,但沒有一句“必敗論”的見解聽得到。

  後來,“馬其諾防線”的防守,證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殺在進行。“馬當”的防線也被衝破了。但一般人都還沒有悲觀,“信仰”維持着“最後勝利”的希望,“民族意識”堅定着抵抗與犧牲的決心。

  同時,狐兔與魍魎們卻更橫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維新政府”成立。暗殺與逮捕,時時發生。“蘇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惡魔的世界。“過橋”是一個最恥辱的名詞。

  漢奸們漸漸的在“孤島”似的橋南活動着,被殺與殺人。有一個記者,被殺了之後,頭顱公開的掛在電竿上示衆。有許多人不知怎樣的失了蹤。

  極小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動搖了。

  學生們常常來告密,某某教員有問題,某某人很可疑。但我還天真的不信賴這些“謠言”。在整個民族做着生死決戰的時期,難道知識分子還會動搖變節麼?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盲猜”與“瞎想”。

  但事實證明了他們情報的真確不假。

  有一個早上,與董修甲相遇,我在罵漢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來上課了。再過了幾天,在報上知道他已做了僞官。

  張素民也總是每天見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見,但不久,也便銷聲匿跡,之後,也便公開的做了什麼“官”了。

  還有一個張某和陳柱,因受僞方的津貼,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陳柱(這個滿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東西)“走馬上任”,張某被友人且勸且迫的到了香港發表“自首文”時,我也才覺得自己是被騙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與對於知識分子的過分看重啊!

  學生裏面也出現“奸黨”。好在他們都是“走馬上任”去的,不屑在學校裏活動;也不敢公開的宣傳什麼,或有什麼危害。他們總不免有些“內愧”。學校裏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雖然是兩遷三遷的,校址天天的縮小,但精神卻很好;很親切,很溫暖,很愉快。

  青年們還在舉行“座談會”什麼的,也出版了些文藝刊物;還做着民衆文藝的運動,辦着平民夜校。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多帶着些警覺性。可愛與驕傲,信仰與決心,交織成了這一時期的青年們活動的趨向。

  我還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時候也到古書店裏去跑跑。偶然的也挾了一包書回來。借榻的小室裏,書又漸漸的多起來。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的警覺着戒備着。

  有一天到了中國書店,那亂糟糟的情形依樣如舊。但夥計們告訴我:日本人來過了,要搜查《救亡日報》的人;但一無所得。《救亡日報》的若干合訂本放在陰暗的後房裏,所以他們沒有覺察到。搜查時,汪馥泉恰好在那裏。日本人問他是誰。他穿着一件藍布長衫,頭髮長長的,長久不剪了,答道:“是夥計。”也真像一個古書店的夥計,才得幸免。以後,那一批“合訂本”便由汪馥泉運到香港去。敵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國書店過,虧得那一天我沒有在那裏。

  還有一天,我坐在中國書店,一個日本人和夥計們在閒談,說要見見我和潘博山先生。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個夥計偷偷的問我道:“要見他麼?”我連忙搖搖頭。一面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着,裝着一個購書的人。這人走了後,我向夥計們說道:“以後要有人問起我或問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長久沒有來了一類的話。”爲了慎重,又到漢口路各肆囑咐過。

  我很感謝他們,在這悠久的八年裏,他們沒有替我泄露過一句話,雖然不時的有人去問他們。

  隔了一個多月,好像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會發生,我纔再住到家裏去。

  夜一刻刻的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裏堅定的守着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數的人則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極少數的人在做着喪心病狂的爲虎作倀的事。這戰爭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識”;也使民族敗類畢現其原形。
Previous
Author:鄭振鐸
Type:散文
Total Words:2331
Read Coun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