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孤軍”的最後槍聲停止了。臨風飄蕩的國旗，在羣衆的黯然神傷的悽視裏，落了下來。有低低的飲泣聲。

　　但不是絕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堅定的抵抗與犧牲的開始。

　　蘇州河畔的人漸漸的散去，灰紅色的火焰還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陽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開始籠罩了一切。

　　是羣鬼出現，百怪跳梁的時候。

　　沒有月，沒有星，天上沒有一點的光亮。黑暗漸漸的統治了一切。

　　我帶着異樣的心，鉛似的重，鋼似的硬，急忙忙的趕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裝，焚燬了有關的友人們的地址簿，把鉛筆縱橫寫在電話機旁牆上的電話號碼，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許會有什麼事要發生，準備着隨時離開家，先把日記和有關的文稿託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裏去。

　　小箴已經有些懂事，總是依戀在身邊。睡在搖籃裏的倍倍，卻還是懞懞懂懂的。看望着他們，心裏浮上了一縷悽楚之感。生活也許立刻便要發生問題。

　　但挺直着身體，仰着頭，預想着許多最壞的結果，堅定的做着應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協會有重要的決議，成爲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機關。《救亡日報》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們開始向內地或香港撤退。他們開始稱上海爲“孤島”，但我一時還不想離開這“孤島”。

　　夜裏，我手提着一個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裏去借住。溫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間的暖熱可愛。在這樣彷徨若無所歸的一個時間，格外的覺到“人”的同情的偉大與“人間”的可愛可戀。個個人都是可親的，無機心的，兄弟般的友愛着，互助着，照顧着。他們忘記了將臨的危險與恐怖，只是熱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時更親切，更關心。

　　白天，依然到學校裏授課，沒有一分鐘停頓過講授。學生們在炸彈落在附近時，都鎮定的坐着聽講；教授們在炸聲轟隆，門窗格格作響時，曾因聽不見語聲而暫時停講半分數秒，但炸聲一息，便又開講下去。這時，師生們也格外的親近了，互相關心着安全。他們談說着我們的“馬其諾防線”的可靠，信任着我們的軍官與士兵。種種的謠傳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無蹤。可愛的青年們是堅定的，沒有悽惋，沒有悲傷，只是堅定的走着應走的路。有的，走了，從軍或隨軍做着宣傳的工作。不走的，更熱心的在做着功課，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們不知恐怖，不怕艱苦，雖然恐怖與艱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們。教員休息室裏的議論比較複雜，但沒有一句“必敗論”的見解聽得到。

　　後來，“馬其諾防線”的防守，證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殺在進行。“馬當”的防線也被衝破了。但一般人都還沒有悲觀，“信仰”維持着“最後勝利”的希望，“民族意識”堅定着抵抗與犧牲的決心。

　　同時，狐兔與魍魎們卻更橫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維新政府”成立。暗殺與逮捕，時時發生。“蘇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惡魔的世界。“過橋”是一個最恥辱的名詞。

　　漢奸們漸漸的在“孤島”似的橋南活動着，被殺與殺人。有一個記者，被殺了之後，頭顱公開的掛在電竿上示衆。有許多人不知怎樣的失了蹤。

　　極小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動搖了。

　　學生們常常來告密，某某教員有問題，某某人很可疑。但我還天真的不信賴這些“謠言”。在整個民族做着生死決戰的時期，難道知識分子還會動搖變節麼？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盲猜”與“瞎想”。

　　但事實證明了他們情報的真確不假。

　　有一個早上，與董修甲相遇，我在罵漢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來上課了。再過了幾天，在報上知道他已做了僞官。

　　張素民也總是每天見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見，但不久，也便銷聲匿跡，之後，也便公開的做了什麼“官”了。

　　還有一個張某和陳柱，因受僞方的津貼，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陳柱（這個滿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東西）“走馬上任”，張某被友人且勸且迫的到了香港發表“自首文”時，我也才覺得自己是被騙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與對於知識分子的過分看重啊！

　　學生裏面也出現“奸黨”。好在他們都是“走馬上任”去的，不屑在學校裏活動；也不敢公開的宣傳什麼，或有什麼危害。他們總不免有些“內愧”。學校裏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雖然是兩遷三遷的，校址天天的縮小，但精神卻很好；很親切，很溫暖，很愉快。

　　青年們還在舉行“座談會”什麼的，也出版了些文藝刊物；還做着民衆文藝的運動，辦着平民夜校。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多帶着些警覺性。可愛與驕傲，信仰與決心，交織成了這一時期的青年們活動的趨向。

　　我還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時候也到古書店裏去跑跑。偶然的也挾了一包書回來。借榻的小室裏，書又漸漸的多起來。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的警覺着戒備着。

　　有一天到了中國書店，那亂糟糟的情形依樣如舊。但夥計們告訴我：日本人來過了，要搜查《救亡日報》的人；但一無所得。《救亡日報》的若干合訂本放在陰暗的後房裏，所以他們沒有覺察到。搜查時，汪馥泉恰好在那裏。日本人問他是誰。他穿着一件藍布長衫，頭髮長長的，長久不剪了，答道：“是夥計。”也真像一個古書店的夥計，才得幸免。以後，那一批“合訂本”便由汪馥泉運到香港去。敵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國書店過，虧得那一天我沒有在那裏。

　　還有一天，我坐在中國書店，一個日本人和夥計們在閒談，說要見見我和潘博山先生。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個夥計偷偷的問我道：“要見他麼？”我連忙搖搖頭。一面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着，裝着一個購書的人。這人走了後，我向夥計們說道：“以後要有人問起我或問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長久沒有來了一類的話。”爲了慎重，又到漢口路各肆囑咐過。

　　我很感謝他們，在這悠久的八年裏，他們沒有替我泄露過一句話，雖然不時的有人去問他們。

　　隔了一個多月，好像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會發生，我纔再住到家裏去。

　　夜一刻刻的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裏堅定的守着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數的人則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極少數的人在做着喪心病狂的爲虎作倀的事。這戰爭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識”；也使民族敗類畢現其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