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六逸先生

  謝六逸先生是我們朋友裏面的一個被稱爲“好人”的人,和耿濟之先生一樣,從來不見他有疾言厲色的時候。他埋頭做事,不說苦、不嘆窮、不言勞。凡有朋友們的委託,他無不盡心盡力以赴之。我寫《文學大綱》的時候,對於日本文學一部分,簡直無從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寫下來的——關於蘇聯文學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寫的。但他從來不曾向別人提起過。假如沒有他的有力的幫忙,那部書是不會完成的。

  他很早的便由故鄉貴陽到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就到上海來做事。我們同事了好幾年,也曾一同在一個學校裏教過書。我們同住在一處,天天見面,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從來不曾有過芥蒂,也從來不曾有過或輕或重的話語過。彼此皆是二十多歲的人——我們是同庚——過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夢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六逸專門研究日本文學和文藝批評,關於日本文學的書,他曾寫過三部以上。有系統的介紹日本文學的人,恐怕除他之外,還不曾有過第二個人。他曾發願要譯紫部式的《源氏物語》,我也極力慫恿他做這個大工作。後來不知道爲什麼他竟沒有動筆。

  他和其他的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顯得落落寡合。他沒有絲毫的門戶之見,他其實是外圓而內方的。有所不可,便決不肯退讓一步,他喜歡和談得來的朋友們在一道,披肝瀝膽,無所不談。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緘口不發一言。

  我們那時候,學會了喝酒,學會了抽菸。我們常常到小酒館裏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來。他總是和我們在一道,但他卻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來,見到天井裏的一張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麼時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擡到了樓上,代爲脫農蓋被現在,他們二人都已成了故人,我也很少有大醉的時候。想到少年時代的狂浪,能不有“車過腹痛”之感!

  我老愛和他開玩笑,他總是笑笑,說道“就算是這樣吧”。那可愛的帶着貴州腔的官話,彷彿到現在還在耳邊響着。然而我們卻再也聽不到他的可愛的聲音了!

  我們一直同住到我快要結婚的時候,方纔因爲我的遷居而分開。

  那時候,我們那裏常來住住的朋友們很多。地山的哥哥敦谷,一位極忠厚而對於藝術極忠心的畫家,也住在那兒。滕固從日本回國時,也常在我們這裏住。六逸和他們都很合得來。我們都不善於處理日常家務,六逸是負起了經理的責任的,他擔任了那些瑣後的事務,毫無怨言,且處理得很有條理。

  我的房裏,亂糟糟的,書亂堆,畫亂掛,但他的房裏卻收拾得整整有條,火爐架上,還陳列了石膏像之類的東西。

  他開始教書了。他對於學生們很和氣,很用心的指導他們,從來不曾見出不耐煩的心境過。他的講義是很有條理的,寫成了,就是一部很好的書,他的《日本文學史》,就是以他的講義爲底稿的。他對於學生們的文稿和試卷,也評改得很認真,沒有一點馬虎。好些喜歡投稿的學生,往往先把稿子給他評改,但他卻從不遷就他們,從不馬虎的給他們及格的分數。他永遠是“外圓內方”的。曾經有一件怪事發生過。他在某大學裏做某系的主任,教“小說概論”。過了一二年,有一個荒唐透頂的學生,到他家裏,求六逸爲他寫的《小說概論》做一篇序,預備出版。他並沒有看書,就寫了。後來,那部書出版了,他拿來一看,原來就是他的講義,差不多一字不易。我們都很生氣,但他只是笑笑,不過從此再也不教那門課程了。他雖然是好脾氣,對此種欺詐荒唐的行爲,自不能不介介於心,他生性忠厚,卻從來不曾揭發過。

  他教了二十六七年的書,盡心盡責的。復旦大學的新聞學系,由他主持了很久的時候。在“七七”的舉國抗戰開始後,他便全家遷到後方去。總有三十年不曾回到他的故鄉了,這是第一次的歸去。他出來時是一個人,這一次回去,已經是兒女成羣的了。那麼遠迢迢的路,那麼艱難困頓的途程,他和他夫人,攜帶了自十歲到抱在懷裏的幾個小娃子們走着,那辛苦是不用說的。

  自此一別,便成了永別,再也不會見到他了!勝利之後,許多朋友們都由後方歸來了,他的夫人也攜帶了他的孩子們東歸了,但他卻永遠永遠的不再歸來了,他的最小的一個孩子,現在已經靠十歲了。

  記得我們別離的時候,我到他的寓所裏去送別。房裏傢俱凌亂的放着,一個孩子還在餵奶,他還是那麼從容徐緩的說道:“明天就要走了。”然而,我們的眼互相的望着,各有說不出的黯然之感。不料此別便是永別!

  他從來沒有信給我——彷彿只有過一封信吧,而這信也已拋失了——他知道我的環境的情形,也知道我行蹤不定,所以,不便來信,但每封給上海友人的信,給調孚的信,總要問起我來。他很小心,寫信的署名總是用的假名字,提起我來,也用的是假名字。他是十分小心而仔細的。

  他到了後方,爲了想住在家鄉之故,便由復旦而轉到大夏大學授課。後來,又在別的大學裏兼課,且也在交通書局裏擔任編輯部的事。貴陽幾家報紙的文學副刊,也多半由他負責編輯。他爲了生活的清苦,不能不多兼事。而他辦事,又是盡心盡力的,不肯馬虎,所以,顯得非常的疲勞,體力也日見衰弱下去。

  生活的重擔,壓下去,壓下去,一天天的加重,終於把他壓倒在地。他沒有見到勝利,便死在貴陽。

  他素來是樂天的,胖胖的,從來不曾見過他的憤怒。但聽說,他在貴陽時,也曾憤怒了好幾回。有一次,一個主省政的官吏,下令要全貴陽的人都穿上短衣,不許着長衫。警察在街上,執着剪刀,一見有身穿長衫的人,便將下半截剪了去。這個可笑的人,聽說便是下令把四川全省靠背椅的靠背全部鋸了去的。六逸憤怒了!他對這幼稚任性,違抗人民自由與法律尊嚴的命令不斷的攻擊着。他的論點正確而有力。那個人結果是讓步了,取消了那道可笑的命令。六逸其他爲了人民而爭鬥的事,聽說還有不少。這憤怒老在燒灼着他的心,靠五十歲的人也沒有少年時代的好涵養了。

  時代追着他憤怒、爭鬥,但同時也迫着他爲了生活的重擔而窮苦而死。

  這不是他一個人所獨自走着的路。許多有良心的文人們都走着同樣的路。

  我們能不爲他——他們——而同聲一哭麼?

  1947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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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鄭振鐸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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