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六逸先生是我們朋友裏面的一個被稱爲“好人”的人，和耿濟之先生一樣，從來不見他有疾言厲色的時候。他埋頭做事，不說苦、不嘆窮、不言勞。凡有朋友們的委託，他無不盡心盡力以赴之。我寫《文學大綱》的時候，對於日本文學一部分，簡直無從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寫下來的——關於蘇聯文學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寫的。但他從來不曾向別人提起過。假如沒有他的有力的幫忙，那部書是不會完成的。

　　他很早的便由故鄉貴陽到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就到上海來做事。我們同事了好幾年，也曾一同在一個學校裏教過書。我們同住在一處，天天見面，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從來不曾有過芥蒂，也從來不曾有過或輕或重的話語過。彼此皆是二十多歲的人——我們是同庚——過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夢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六逸專門研究日本文學和文藝批評，關於日本文學的書，他曾寫過三部以上。有系統的介紹日本文學的人，恐怕除他之外，還不曾有過第二個人。他曾發願要譯紫部式的《源氏物語》，我也極力慫恿他做這個大工作。後來不知道爲什麼他竟沒有動筆。

　　他和其他的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顯得落落寡合。他沒有絲毫的門戶之見，他其實是外圓而內方的。有所不可，便決不肯退讓一步，他喜歡和談得來的朋友們在一道，披肝瀝膽，無所不談。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緘口不發一言。

　　我們那時候，學會了喝酒，學會了抽菸。我們常常到小酒館裏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來。他總是和我們在一道，但他卻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來，見到天井裏的一張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麼時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擡到了樓上，代爲脫農蓋被現在，他們二人都已成了故人，我也很少有大醉的時候。想到少年時代的狂浪，能不有“車過腹痛”之感！

　　我老愛和他開玩笑，他總是笑笑，說道“就算是這樣吧”。那可愛的帶着貴州腔的官話，彷彿到現在還在耳邊響着。然而我們卻再也聽不到他的可愛的聲音了！

　　我們一直同住到我快要結婚的時候，方纔因爲我的遷居而分開。

　　那時候，我們那裏常來住住的朋友們很多。地山的哥哥敦谷，一位極忠厚而對於藝術極忠心的畫家，也住在那兒。滕固從日本回國時，也常在我們這裏住。六逸和他們都很合得來。我們都不善於處理日常家務，六逸是負起了經理的責任的，他擔任了那些瑣後的事務，毫無怨言，且處理得很有條理。

　　我的房裏，亂糟糟的，書亂堆，畫亂掛，但他的房裏卻收拾得整整有條，火爐架上，還陳列了石膏像之類的東西。

　　他開始教書了。他對於學生們很和氣，很用心的指導他們，從來不曾見出不耐煩的心境過。他的講義是很有條理的，寫成了，就是一部很好的書，他的《日本文學史》，就是以他的講義爲底稿的。他對於學生們的文稿和試卷，也評改得很認真，沒有一點馬虎。好些喜歡投稿的學生，往往先把稿子給他評改，但他卻從不遷就他們，從不馬虎的給他們及格的分數。他永遠是“外圓內方”的。曾經有一件怪事發生過。他在某大學裏做某系的主任，教“小說概論”。過了一二年，有一個荒唐透頂的學生，到他家裏，求六逸爲他寫的《小說概論》做一篇序，預備出版。他並沒有看書，就寫了。後來，那部書出版了，他拿來一看，原來就是他的講義，差不多一字不易。我們都很生氣，但他只是笑笑，不過從此再也不教那門課程了。他雖然是好脾氣，對此種欺詐荒唐的行爲，自不能不介介於心，他生性忠厚，卻從來不曾揭發過。

　　他教了二十六七年的書，盡心盡責的。復旦大學的新聞學系，由他主持了很久的時候。在“七七”的舉國抗戰開始後，他便全家遷到後方去。總有三十年不曾回到他的故鄉了，這是第一次的歸去。他出來時是一個人，這一次回去，已經是兒女成羣的了。那麼遠迢迢的路，那麼艱難困頓的途程，他和他夫人，攜帶了自十歲到抱在懷裏的幾個小娃子們走着，那辛苦是不用說的。

　　自此一別，便成了永別，再也不會見到他了！勝利之後，許多朋友們都由後方歸來了，他的夫人也攜帶了他的孩子們東歸了，但他卻永遠永遠的不再歸來了，他的最小的一個孩子，現在已經靠十歲了。

　　記得我們別離的時候，我到他的寓所裏去送別。房裏傢俱凌亂的放着，一個孩子還在餵奶，他還是那麼從容徐緩的說道：“明天就要走了。”然而，我們的眼互相的望着，各有說不出的黯然之感。不料此別便是永別！

　　他從來沒有信給我——彷彿只有過一封信吧，而這信也已拋失了——他知道我的環境的情形，也知道我行蹤不定，所以，不便來信，但每封給上海友人的信，給調孚的信，總要問起我來。他很小心，寫信的署名總是用的假名字，提起我來，也用的是假名字。他是十分小心而仔細的。

　　他到了後方，爲了想住在家鄉之故，便由復旦而轉到大夏大學授課。後來，又在別的大學裏兼課，且也在交通書局裏擔任編輯部的事。貴陽幾家報紙的文學副刊，也多半由他負責編輯。他爲了生活的清苦，不能不多兼事。而他辦事，又是盡心盡力的，不肯馬虎，所以，顯得非常的疲勞，體力也日見衰弱下去。

　　生活的重擔，壓下去，壓下去，一天天的加重，終於把他壓倒在地。他沒有見到勝利，便死在貴陽。

　　他素來是樂天的，胖胖的，從來不曾見過他的憤怒。但聽說，他在貴陽時，也曾憤怒了好幾回。有一次，一個主省政的官吏，下令要全貴陽的人都穿上短衣，不許着長衫。警察在街上，執着剪刀，一見有身穿長衫的人，便將下半截剪了去。這個可笑的人，聽說便是下令把四川全省靠背椅的靠背全部鋸了去的。六逸憤怒了！他對這幼稚任性，違抗人民自由與法律尊嚴的命令不斷的攻擊着。他的論點正確而有力。那個人結果是讓步了，取消了那道可笑的命令。六逸其他爲了人民而爭鬥的事，聽說還有不少。這憤怒老在燒灼着他的心，靠五十歲的人也沒有少年時代的好涵養了。

　　時代追着他憤怒、爭鬥，但同時也迫着他爲了生活的重擔而窮苦而死。

　　這不是他一個人所獨自走着的路。許多有良心的文人們都走着同樣的路。

　　我們能不爲他——他們——而同聲一哭麼？

　　1947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