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渝隨筆

　　到重慶，第一使成都人驚異的，倒不是山高水險，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動態，何以會那麼急遽？所以，成都人常常批評重慶人，只一句話：“翹屁股螞蟻似的，着着急急地跑來跑去，不曉得忙些啥子！”由是，則可反映出成都人自己的動態，也只一句話：“太懶散了！”

　　懶散近乎“隨時隨地找舒服”。以坐茶館爲喻罷，成都人坐茶館，雖與重慶人的理由一樣，然而他喜愛的則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雖不一定是竹椅，總多半是竹椅變化出來，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坐具——地面不必十分乾淨，而桌面總可以邋遢點而不嫌打髒衣服，如此一下坐下來，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長長一聲感嘆。因此，對於重慶茶館之一般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種無言的禁令：“此處只爲吃茶而設，不許找舒服，混光陰！”

　　只管說，“抗戰期中”，大家都要緊張。不準坐茶館混光陰，也算是一種革命地“新生活”的理論。但是，理論家坐在沙發上卻不曾設想到凡旅居在重慶的人，過的是什麼生活呀！斗室之間，地鋪縱橫，探首窗外，烏煙瘴氣，鎮日車聲，終宵人喊，工作之餘，或是等車候船的間隙，難道叫他頂着毒日，時刻到馬路上去做無益的體操嗎？

　　我想，富有革命性的理論家，除了設計自己的舒服外，照例是不管這些的。在民國十二年當中，楊子惠先生不是用“楊森說”的標語，普遍激動過坐茶館的成都人：“你們爲什麼不去工作”，而一般懶人不是也曾反問過：“請你拿工作來”嗎？軟派的革命家勸不了成都人坐茶館的惡習，於是硬派的革命家卻以命令改革過重慶人的脾胃，不許他們坐茶館，喝四川出產的茶，偏要叫他們去坐花錢過多的咖啡館，而喝中國不出產必須舶來的咖啡、可可，以及彼時產量並不算多，質地也並不算好的牛奶。

　　好在“不近人情”的，雖不概如蘇老泉所云“大抵是大奸匿”，然而終久會被“人情”打倒，例如重慶的茶館：記得民國三十年大轟炸之後，重慶的瓦礫堆中，也曾在如火毒日之下，蓬蓬勃勃興起過許多新式的矮桌子、矮靠椅的茶館，使一般逃不了難的居民，尤其一般必須勾留在那裏的旅人，深深感覺舒服了一下。不幸硬派的革命下來了，茶館一律封閉，只許改賣咖啡、可可、牛奶，而喝茶的地方，大約以其太不文明之故，只宜於一般“劣等華人”去適應，因才規定：第一不許在大街上；第二不許超過八張方桌；第三不許有舒適的桌椅。謝謝硬派的“作家”，幸而沒有規定：只許站着喝！一碗茶只須五秒鐘！

　　如此“不近人事”的推銷西洋生活方式——請記着：那時我們親愛的美國盟友還沒有來哩——其不通之理由，可以不言，好在抗戰期間，“命令第一”，你我生活於“革命”之下，早已成了習慣。單說國粹的茶館，到底不弱，過了一些時候，還是侵到大街上了，還是超過了八張方桌，可惜一直未變的，只是一貫乎高桌子、高板凳，猶保存重慶人所必須的緊張意味，就是坐茶館罷，似乎也不需要像成都人之“找舒服”！

原載1946年1月1日《新新新聞·柳絲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