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自新加坡開行後,搭客中的中國人就只剩了七個。黑色的朋友上來了十幾個(印度人),他們裏面的婦女們手上戴了許多金鐲,身上掛了不少金鍊,還要在鼻孔外面的凹處嵌上一粒金制的裝飾品。此外都是黃毛的碧眼兒。有一個嫁給中國人的荷蘭女子,對於中國人表示特別好感,特別喜歡和中國人攀談。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帶有一個帆布的靠椅,預備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寫明瞭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標誌。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來個大塊頭外國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趕開,說這個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寫明的姓名給她看,她不肯服,說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寫上自己的姓名!於是引起幾個中國人的公憤,我們裏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憤激,說“中國人都是做賊的嗎?這樣的欺侮中國人,我們都不必在國外做人了!這還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齒怒目的神氣,好像就要打人似的。還有一位乙君持極端相反的意見,他說:“中國人出門就準備着吃虧的,”又說:“自己不行(指中國),有何話說!”他主張不必認真計較。當時我剛在吸菸室裏寫文章,他們都倉皇地跑進來告訴我,我說老太婆如不講理,可將情形告訴船上的管事人,倘若她自己也帶了一張椅子,因找不到而誤認的話,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來,便明白了。後來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對李君道歉,而且覺得很難爲情。聽說她原有幾分神經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說不管有沒有神經病,總是欺侮中國人,於是他仍就狠狠地熱血沸騰地對着這個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訓,並在背後憤憤地大說乙君的閒話。
中國人到國外易於被人凌辱,卻是一件無可爲諱的事實。理由很簡單,無非是國內軍閥官僚們鬧得太不像樣,國際上處處給人輕視,不但大事吃虧,就是關於在國外的個人的瑣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響。例如船上備有浴室,如遇着是中國人正在裏面洗浴,來了一個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門很急,逼着速讓,那種無理取鬧的舉動,雖限於少數的“死硬”派,無非含有輕視中國人的意味。
不過有的時候也有自己錯了而出於神經過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國經商的)說話的聲音特別的響亮,極平常的話,他都要於大庭廣衆前大聲疾呼。除登臺演說外,和一兩人或少數人談話原不必那樣賣力,但是這位仁兄不知怎樣成了習慣,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非雷鳴不可。這當然易於惹人厭惡,我曾於無人處很和婉地提醒他,請他注意,他“願安承教”了,但過了一天,故態復萌,有一夜他在房裏又譁拉譁拉起來,被對房睡了覺爬起來的一個德國人跑過來辦交涉,他事後憤然地說,在自己房裏說說話有什麼犯法,他覺得這又是選定中國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國暴露了許多逃官逃將以來,雖有馬占山部及十九路軍的曇花一現的暫時的振作,西報上遇有關於中國的漫畫,不是畫着一個顢頇大漢匍匐呻吟於雄赳赳的日軍閥槍刺之下,便是畫着前面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中國人拼命狂奔,後面一個日本兵拿着槍大踏步趕着,這樣的印象,怎能引起什麼人的敬重?至於外國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說了。這都是“和外”的妙策遺下的好現象!
到國外每遇着僑胞談話,他們深痛於祖國的不振作,在外隨時隨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躪,呼籲無門,所表示的民族意識也特別的堅強,就是屢在國外旅行的雷賓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時候和記者長談,也對此點再三的注意,可見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說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國主義加速崩潰的一件事,不過一個民族中的帝國主義的附屬物不剷除,爲虎作倀者肆無忌憚,民族解放又何從說起呢?這卻成爲一個先決問題了。
1933年7月23日,佛爾第號船上,自科倫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