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要寫這篇東西？

　　今天猶然存在於人們口中和地圖上的東門、西門、南門、北門乃至喚作新西門的通惠門，喚作新東門的武成門，喚作新南門的復興門，只是“實”已亡了，而這些“名”，說不定還會“存”將下去，若干年後，也一定會像今天的西順城街、東城根街，人們雖然日夜由之而所，卻想不出它爲什麼會得有這樣一個名稱。（東城根街因爲成街日子較淺，說得出它由於滿城城牆根的緣故，準定還有不少的人。但能說出西順城街它所順的乃是舊皇城的東邊夾城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原因是，這道夾壩建築得很早，在五代的後蜀時代，毀得也不遲，在清朝康熙初年。志書不載，傳說也未說到它，能夠明其原委的人，當然不多。）萬一再如交子街之誤寫成椒子街，疊彎巷之訛呼爲蝶窩巷，那麼，即使翻遍圖籍，還是會莫名其所以出的。（東門外的椒子街，其實就是五代時候前後蜀國在那裏製造交子的地方。交子，即當時行之民間的信用鈔票，後來叫會子，更後才名鈔。因爲這名字久已不用，人們感到偏僻，因而才致誤了。但是也有不偏僻而致誤的，如內姜街，本是明朝蜀王旁支封爲內江王的王府所在，設若一直呼爲內江王府街，也如嶽府街一樣，豈不一目瞭然？就由於省掉一個王字，又少掉一個府字，人們當然懷疑內江是一個縣名呀，怎會取爲成都的街名？想不通，就簡直給它一個不能理解的名字，倒還快爽！疊彎巷，本因這巷幾彎幾曲，名以形之，非常明白。但是清朝宣統二年成都傅樵村撰《成都通覽》，卻捨去疊彎本音，以爲雅，而寫爲疊彎的諧音蝶窩，自以爲雅，其實是雅得費解，不客氣的說，便是不通了！）

　　再說，成都之有城牆，固然山水久遠，設若從秦國張儀、張若於公元前三一〇年破土建築算起，到今一九五九年，實實在在它有二千二百六十年曆史，不過在這漫長歲月中，說它一成不變，例如東晉時候王羲之與益州刺史周撫的帖子說：“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雲，成都城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具未，爲廣異聞。”這已是諸葛顒的不經之談，而今天若還有懷疑我們所拆除的，硬是秦城，那簡直是故意抹殺歷史。其實成都城，在這漫長歲月中，它隨着時間的代謝，人民的增減，不第有時繁榮，有時又淒涼，還時而分，時而合，時而擴大，時而縮小，它的變化是多端的。

　　就是爲了把它的陳跡弄清，才驀然功念，抽出時間，將就十年前沒有寫完的一本東西，改頭換面，剝皮刮骨，重新寫出這樣一篇比較淺顯的東西。由於時間不夠，未能訪問故老，也未能多翻書本，只是伏處一室，憑記得的東西東抄一段，西寫一段，湊合不起時，再由自己的理想去推一推。

　　好在我的這篇東西，並非作爲地方誌之類在看，而只是想在人們的文化生活上，略加幾筆色彩，說到底，只算一種民間傳說的有次序的記錄罷了。

　　聽說四川文史研究館有些老先生，正集體從事要寫一部《成都城坊考》。那纔是正經記載，以我這篇四不像的東西比之，直小巫之見大巫，慚愧呀慚愧！

一、且先說一說古蜀國

　　要敘說秦國滅蜀之後，在成都建築城牆，是不該把古蜀國的史蹟和成都平原情形，略說一個概呢？他人意見如何，不得而知，我的意見，卻覺得這樣倒好。

　　但是講到古蜀國，首先感到困難的是文獻不足證，其次是史家作史，時代觀念爲什麼會那麼糊塗！

　　川西平原，近年來出土了不少古物。考古學家考來，有一些古物年代都很久遠。遠到什麼時候？據說，總不在商周兩朝之下。此說苟信，則李白的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邇來四萬八千歲，始與秦塞通人煙。”倒還不一定是浪漫主義的說法，而東晉蜀人常璩所作的最爲有名的地方史書《華陽國志》，反而大可研討了。

　　問題的關鍵，即在於蠶叢這個名號，與蜀國之“蜀”這個字。

　　《說文》解釋蜀字，說是葵中蠶，並引《詩經·豳風》“蜎蜎者蜀”一句，來證實這個蜎曲的蟲便是蠶。古代同物異名的例子很多，同物而移狀略異，因而異名的例子更不少。吃桑葉而吐絲的蟲，喚作蠶，吃冬莧菜葉（按：葵即今天一般人所呼的冬莧菜。）而吐絲的蟲，喚作蜀。依照古人的辦法，今天吃柞葉而絲的蟲，吃蓖麻葉而吐絲的蟲，都該各給一個專名纔對。然而我們今人卻更精靈了，只把蠶所吃的東西的名字，作爲一個形容詞，加在蠶字頭上，豈不一聽，即可使他人分辨出是哪類蠶，何必再創一些專名，等後人去作種種解釋？

　　或者是最初喚作蜀，後來改喚成了蠶，或者是最初只有蜀，後來轉化成了蠶。不管是蟲的變化，名的變化，總之把這種蟲吐的糸，何而爲絲，可以線爲帛，可以衣被人，使人穿着起來，不但感到比披獸皮強，就比穿着粗毛織成的毳，細毛織成的褐，也輕暖得多，舒服得多，這於人類的生活，是多麼了不起的一樁事！發現這種蟲的民族，或者能夠利用這種業的民族，大家爲了標誌它的特點，於是遂給了它一個蠶叢氏的名號，這是可以理解的。上古發明火的民族，我們不是稱之爲燧人氏嗎？發明馴獸的民族，我們不是稱之爲伏羲氏嗎？

　　因此，我們就不能不同意李白的說法，即是把蠶叢氏說成是古蜀國的開創酋長，而把歷年推上到四萬八千年，比史稱始製衣裳、垂拱而治的軒轅黃帝老得多。同時也打破了兩種無稽之談：第一種，說什麼蠶絲是黃帝之妃縲祖發明的；第二種，說什麼蜀國長君都是黃帝子孫。

　　關於第二種，作偏於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上說：黃帝第二個兒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生的兒子繼承黃帝，是爲帝顓頊，帝顓的庶支，封於蜀，世爲侯伯。常璩作《華陽國志》，他不敢突破司馬遷所畫的圈圈，又不能把口口相傳的這些古代民族英雄蠶叢、魚鳧，丟了不說，那嗎，怎麼來排列這一世系呢？常璩爲了兩全其美，他只好編造了一篇糊塗賬來矇騙我們後人。現在我們有了詩人李白的啓示，有了無產階級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哲學概念，我們敢於來清理這篇糊塗賬，使古蜀國的本真重現於我們眼前，但是話說在前，我並非研究歷史的人，所據的資料有限，而且尋常得很，賬算錯了，請批評指正！

　　讓我把《華陽國志》的《巴志》摘抄一段如下，“《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囿。……華陽之壤，樑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

　　再把《蜀志》節抄幾段，“蜀之爲國，肇於人皇。……至皇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歷唐、虞、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罰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主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原，字悅之，納爲妃。移治郫邑。……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以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長獠燹。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

　　其下，夾敘了幾大段極有趣的、有關五丁力士的神話，以及因何而開劈石牛道，因何而與秦國交通、交惡的故事，因與世系無多大關聯，故略而不抄。茲只抄最後一段如下：“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五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按：即今之昭紀地方。）拒之敗績；王遁走至式陽，（按：今新津縣地方。）爲秦軍所害。……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

　　這真是一筆糊塗賬！

　　按照《華陽國志》說，蜀侯蠶叢在周失綱紀時始稱王。周失綱紀，應當指的是東周之初。我們姑且把它移前一點，移到周幽王五年，寵愛褒妲，王子宜臼出奔申國算起罷。按周幽王五年，爲公元前七七七年。《華陽國志》又說，杜宇於七國稱王時方稱帝，號曰望帝。按七國稱王，在周顯王十三年到四十七年之間，即是說在公元前三五六年至三二二年的三十四年之間，現在我們暫把杜宇稱帝之時，老實朝後挪在公元前三二二年看一看，由此而上溯至蠶叢稱王，算來才四百五十五年。四百五十五年，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上，是多麼短暫一段時間！而謂一個民族，一下子便能從山嶺區域，移入平陵地帶，一下子便能從畜牧漁獵時代，進化到農田水利時代。這未免太不合乎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了罷？

　　上面所提出的，已是一篇糊塗賬了，按下去，還有兩筆更糊塗的賬哩。

　　我們查看《華陽國志》與《史記·六國年表》，記載張儀等滅蜀，都是周慎王五年的事。按周慎王五年，爲公元前三一六年。由這一年，上溯至杜宇稱帝之年，假若依照我們極力朝後挪的公元前三二二年，僅僅爲六十年頭，這短得實在不像話。但是，即令把杜宇稱帝，顛轉來儘量朝上挪，挪到七國稱王之初，即公元前三五六年，又如何呢？那也不過在六年之上，增加三十四年而已。即是說在非常之短的四十年間，被秦國所滅的蜀國世系，不但包括了一個杜宇，包括了開明十二世，而且開明二世盧帝，還帶起人馬，向秦國進攻過一次，還攻到秦國的都城雍。這豈不是睜起眼睛說瞎話！

　　我們再查一查《史記·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知道秦在東周立國時，它的都城起初在郿，繼而徙居平陽。其後把都城遷移了三處。這中間，還特別提出蜀人與秦的幾次關係。爲了減少語言的囉唆，茲特按照史記的兩個表，加入公元前的年數。列一簡表如下。

周釐王五年　　　　秦德公元年　　　　　公元前六七七年　　徙都雍

周元王二年　　　　秦厲共公二年　　　　公元前四七四年　　蜀人來賂

周定王十八年　　　秦厲共公二十六年　　公元前四五一年　　左庶長城南鄭

周定王二十八年　　秦躁公二年　　　　　公元前四四一年　　南鄭反

周安王十五年　　　齊惠公十三年　　　　公元前三八七年　　伐蜀取南鄭

周安王十九年　　　秦獻公二年　　　　　公元前三八三年　　徙都櫟陽

周顯王十九年　　　秦孝公十二年　　　　公元前三五〇年　　徙都咸陽

周顯王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元年　　　　公元前三三七年　　楚韓趙蜀來朝

周慎王五年　　　　秦惠文王二十二年　　公元前三一六年　　伐蜀滅之

　　這下，我們細細地算一算看。依據上表，從秦國徙都雍，到蜀人來送禮，歷年爲二百零三年；從蜀人送禮，到左庶長修築南鄭城牆，歷年只有二十三年。按南鄭，是漢中平原的首城，在杜宇末一代屬於蜀。（說見後）公元前四七四年，秦國特派一名大官（按：左庶長等於其後秦始皇時的丞相，秦國執政大官。）來建築南鄭城牆，顯而易見，秦國由蜀人手上把這地方奪去，認爲是個緊要去處，故才築城據守。證以其後“南鄭反”，“伐蜀取南鄭”，可見從公元前四五一年到三八七年，這六十四年中，秦蜀是交兵頻頻。但是秦蜀這時節交兵，似乎只限於漢中平原，是秦兵越秦嶺而北，並非蜀兵越秦嶺而南。因此，把開明二世盧布攻秦至雍，放在這時候，不唯形勢不許可，而時間也不對頭。設若我們把盧帝攻秦至雍，移到公元前六七七年以後不久，而在公元前四七四年秦蜀復邦交之前，那嗎，形勢能許可，因爲這時，秦是秦嶺之北的一個小國，蜀卻已經強大，正在向北向南擴張，（向北擴張，是開明二世盧帝攻秦，至雍。向南擴張，是開明三世保子帝攻青衣，雄長獠、僰。據我推想起來，侵犯邛笮，建立邛都，在邛發現鹽井、火井，使邛成爲蜀國南疆重鎮，又成爲財富之區，也就在保子帝向南擴張不久以後的事情。新津的保子山，正是保子帝由之而南的遺蹟。）以時間來計算，也才符合，因爲由秦徙都雍，到秦滅蜀國，一共歷年三百六十一年。三百六十一年，來當開明十二世，（從第二世到十二世。）雖然覺得多一點，但也不過多二三十年，於情於理，都還說得下去。

　　這樣看來，開明二世之攻秦至雍，既然在公元前六七七年之後不久，那嗎，還早於盧帝兩代的杜宇，又何能在三百二十多年之後才稱帝。才移治郫邑，才教民務農，才遭到水災，讓位於開明一世呢？這真是笑話說的先生兒子後生媽了！

　　此之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因此，我們對於《華陽國志》一書，就不能不有所取，有所舍了。

　　設若我們把蠶叢稱王於周失綱紀之時，杜宇稱帝於七國和王之會，這兩處特別提到時代的地方捨去，設若我們再能打破史家所設的圈圈，不相信蜀國君長都是黃帝子孫，那，我們看得出《華陽國志》到底是一部有價值的地方史，它所收集的古蜀國許多故事，基本上是與李白詩意相符合的。

　　首先，常璩說蠶叢氏的眼睛，不與其他民族的眼睛一樣。其他民族的眼睛是橫起生的，而蠶叢氏的眼睛，則是直立生的。人類的眼睛還沒聽說有直立生在額腦上的（封神榜、西遊記上所說的那些神仙怪物的眼睛，全不作數）。可是歐洲人種學者卻說過，高加索人種的眼角上掛，看起來好像有點直。我們看古人畫的人物，和古墓掘出的土俑，眼睛確實都有點掛。這說明古蜀國蠶叢氏這一族人，眼睛長得特別向上掛，倒是它的一種特徵。若說蜀侯蠶叢，就因爲眼睛是直立着生的，才稱了王，那卻難以理解。

　　其次，常璩說魚鳧王“田於湔山”，雖然他之特提此句，而將重點放在“忽得仙道”上，好像說“蜀人思之，爲立祠”，是由於他之得仙道。但是我們卻不能這樣理解，我們以爲魚鳧時代，在湔山狩獵，（田字古義，即狩獵，即打獵意思。）是反映這個民族從蠶叢時代所居處的岷山山嶺，漸漸在向南方較低之處移動的路程。古代所謂湔山，即今松潘、平武一帶高原地方當然處於岷山之南。那時，岷江是條大水，而際於高原腳下，說不定還有正在乾涸（由於向低處下瀉。）的內海。魚鳧這個稱號，說明與水爲緣。因爲這時代，這個民族能在高原和山嶺上打獵，也在水濱海邊捕魚。打獵要獵具，捕魚也要漁具。魚鳧氏由於生活需要，發明了漁具，這是它的特點，猶之蠶叢氏之發明合糸成絲，組絲爲帛一樣，都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後人既稱之爲魚鳧氏，還思之不置，修起廟宇來祭祀之。

　　魚鳧之後，不知經過若干年，由於環境的變化，生活隨之而轉化，這個民族漸漸從以漁獵爲主要生活手段，進化到以稼穡爲主要生活手段。所以常璩一敘述到杜宇，簡直就把他說得像北方傳說歌詠中的后稷。后稷教民以稼穡，杜宇教民力田務農，先只汶山之外川西平原的一角，後來竟然化及全川，成爲農田之神，稱爲杜主。（解放之前，川西許多縣份內還有不少的土主祠，有人以爲是土地祠，其實就是杜主一音之轉。）

　　《華陽國志》敘說杜宇氏時代民族更南移，甚至從山區移入平原之跡，尤爲顯然。不過它的缺點是，第一，把杜宇氏的時代說得太爲晚近，（在七國稱王前後。）第二，把杜宇氏的年曆說得太爲短促，（前後不過了幾十年。）尤其第三，把整個民族的轉移變化，若干代杜宇氏的不滅功績，都說成是一個自然人的行爲，而且將其庸俗化，簡單化了。比如它說：“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爲妃。移治郫邑。”好像這一民族之向岷江下游丘陵地區、平原地區地區轉移，並不是爲了更重要的生存，而僅止是這個風流倜儻的君主之爲了追逐一個愛人，而且這個愛人還不是本民族的一個女性，而是現在宜賓縣地方的一個遊女。更可致疑的是，大梁、少樑，都是北方的國名，宜賓縣的朱提，那時一定還是蠻荒，文化比蜀爲低，如何使出了這個以國爲姓的梁氏呢？這且不說。設若我們把“移治郫邑”，連上下文讀，那便更爲不妙了。好像杜宇這個好色賢君（以他的大成績而言，實在便稱之爲昏君。）他之移治鄙邑，並非爲了便於已經大量移入平原，從事稼穡人民的安處，而僅以爲了他的興趣，爲了接近於老婆的孃家，這豈非庸俗化，簡單化而何？

　　因此，我們的理解是：魚鳧時代，這個民族方由岷山山區逐漸南移到松潘，平武高原，已經濱於水際，與水爲緣。而杜宇時代，這個民族更向南移，初步移到岷江下游的江源，（按，古之江源，即今之茂縣、汶川、彭縣、灌縣一帶，亦即古之汶山地方。）再而大凡移入平原。以稼穡耕耘爲主要生活手段。因爲那時，內海更加乾涸，接近丘陵地區，首先成爲平陵，郫縣地方比成都高，比成都燥，所以到最後，這個民族才聚居到成都之西的郫縣來。

　　我這裏說的最後，也是相當古的。以時測之，大約也在商周時候，說不定就在禹導岷江，東別爲沱之後不太久。

　　總而言之，古蜀國到杜宇時代，從山嶽移入平陵，從漁獵轉爲稼穡，歷年很長，歷世久遠，定居之後，漸漸就移成一個有文化的古國，比起蠶叢、魚鳧，時代較爲晚近，流傳的事蹟，也比較多了一些，所以《華陽國志》敘述到杜宇時代，篇幅稍長。而尤可注意的，就是敘述這個古國的幅員和地理形勢。它說，以“褒、斜爲前門”。褒谷、斜谷是秦嶺北麓、通經陝西的隘口。以這個地方的前門，則古蜀國已把漢中平原括在幅員之內。（我在前段說南鄭是蜀地，秦派左庶長城南鄭，是秦國把這地方從蜀人手上奪去，而後築城掘守，就是從這裏找的根據。）又說以“熊耳、靈關爲後戶”。可見古蜀國的南疆並不太遠：熊耳山在今眉山，靈關一說在天全，但是能與熊耳並提，即令不在眉山，亦必距離不遠。又說，以“玉壘，峨眉爲城郭”。峨眉山，大家知道的，是川西平原東南隅上的大山，玉壘山在今汶川縣。是說古蜀國東西交通，則限於兩山之間。又說，以“江、潛、綿、洛爲池澤”。這一句最關緊要了，說明在岷江以東，沔水以南，涪江、沱江之間，還是一個河流縱橫、沼澤遍地的多水地方。下兩句，以“汶山爲牧畜”，尚可說有點關合，至於及“南中爲園苑”，這是作陪之辭，因爲南中爲貴州、雲南兩省，那時，對古蜀國而言，尚處於化外。或者園苑一辭，也便含有在藩籬之外的意思罷？

　　看將起來，杜宇時代的古蜀國，恰就是今天的川西大平原，而向北袤延及於秦嶺北麓。《華陽國志》所說的五個力士劈山通道的奇蹟，應該從開明帝時移前到這個時代，李白詩云：“始與秦塞通人煙”，當然與五丁力士是有關的。如是，則上溯到魚鳧、蠶叢，應該如詩人之言，是四萬八千歲。縱說詩人之詩，來免浪漫得有點過份，但總不能夠像常璩史家把杜宇古代說得那樣晚，又那樣短。

　　設若我們把稱號望帝的杜宇，認爲就是讓位於開明氏而升西山，（按：西山即指灌縣、汶川以西的諸大山。）而隱藏的杜宇，即是說是杜宇氏的末一代，與他上世娶妻於江源的杜宇，移治郫邑的杜宇，自以功德高諸王的杜宇，分開來，而把他置於東周之初，倒還合乎歷史真實，而免於去受史家的迷惑！

　　到此，要說的古蜀國簡略概況，以及沼澤地帶的成都形勢，差不多都已交代清楚。剩下來的，只有杜宇、開明這個稱號之由來了。將其說在這裏，跡近畫蛇添足，要是不說，似乎也是缺憾，因爲蠶叢、魚鳧二名都說明了所以得名之故，何獨於杜宇、開明而置之不說？於理不通，只好拖一條尾巴如下：

　　蠶叢既然與絲有關係，魚鳧既然與漁有關係，那嗎，杜宇無疑與稼穡有關係了。《華陽國志》以爲杜宇讓位之時，正當二月春陽，子鵑（按：即子規、陽雀、杜狗、杜鵑、催耕、布穀，一物而多名的鳥。）啼喚之際，因此，後人一聽見子鵑鳥鳴，便想起杜宇的功德，不由生起悲來。我說，這話雖然說得有點因由，但還不若民間傳說之較爲明顯。民間傳說是，杜宇被權臣把君位奪去後，他便化爲杜鵑鳥，晝夜悲啼，啼到滿口濺血，血染在山花上，就成爲杜鵑花了。（杜鵑花即今所謂的映山紅。）這傳說固然較爲明顯，卻不覺仍是倒因爲果，直捷了當地說，杜宇即是子鵑鳥的名字，後世叫子鵑、子規、杜鵑，乃至催耕、布穀，古時則叫杜宇。因爲這鳥與農事有關，所以便把這一時代這個從事稼穡的人與其君長，稱爲杜宇氏，猶之北方稱此一族爲稷，是一個道理。若是問我此有言何證據？我說，正面的證倒是沒有，旁面的證，卻有幾個。第一個證，是蜀與蠶，第二個證，是巴與大頭蛇，第三個證，是萬與土蜂，第四個證，是朐腍（音蠢忍）之與大麴蟮。好在這四證都出在四川，其餘尚多，不具引了。

　　至於開明呢？當然也是一種動物名字，並不能按照字面，望文生義，把它解爲啓明、文明、文化等。《華陽國志》說，杜宇（末一代）時，忽遇水災。開明氏把汶川的玉壘山挖開了以除水害，可見那一次的水災一定不輕，因此，人民歸心，杜宇帝（末一代）纔不能不讓位與之。雖然決山排水是古蜀國的老辦法，（這辦法是西夷人的禹發明的。）但是沒有大力量的人，是不容易辦到的。有決山力量的人，在古代說來，總非人類。所以《山海經》才作了這樣解釋：“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豈非一個怪物？《山海經》還有一條說，開明是崑崙山一個守門的神獸。看來，決山除水害的那個人，起初是另有一個名字的，後來做了件好事，大家遂以守門神物之名名之，不但得了美名，而且得了政權。至今郫縣之北的望叢祠就是奉祠的望帝與叢帝。

　　按照《華陽國志》所敘列的蠶叢之後，魚鳧之前。尚有一個“次王曰柏灌”。這一代無絲毫事蹟可尋，恕我並非歷史學史，所看的書籍也不多，實在不能解釋這一時代的君長，何以命名爲柏灌？柏灌究是何義？甚至有沒有這一代？假使有人找得到憑證，能夠將其說明，固所歡迎。不然的話，也無關緊要。總之古蜀國的概略已經交代明白，就可以了！

二、第一次在成都築起的城牆，順便解釋一下何以叫作龜城

　　據《華陽國志》記載，秦國滅蜀在周慎王五年秋。當公元前316年。但是秦人在成都建築城牆，卻遲到周赧王五年，即公元前310年，這當中定有緣故了。

　　是什麼緣故？顯而易見，並非秦人把這件事情怠忽了。秦國要吞併蜀國，蓄謀已久，《戰國策》上載有一篇司馬錯在秦惠文王跟前與張儀爭論伐蜀的文章。就說得非常明白。說：“臣聞之，欲竊國者多廣其地，欲強兵者多富其民，欲王者多其博德。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作祭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是以廣國，得其財，是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撥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因此，秦惠文王纔不取張儀伐韓之計，而採用了司馬錯的話。所以把蜀國一滅，接着就把王號取消，“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又把巴國滅了，改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並且移秦民萬家到蜀國來殖民。

　　秦既這樣重視蜀地，照理說，它就應該在滅蜀之後，趕快鞏固幾個據點。築城以守，就是鞏固據點的好辦法。秦人是早懂得這辦法的，上段說的左庶長城南鄭，豈不就是明證。

　　那嗎，爲什麼在滅蜀之後五年，才說到築城呢？

　　漢朝揚雄作有一部《蜀王本紀》，原書已經沒有了，只散見於各家所引，其中就有一段說到成都第一次築城時的情形，他說：“秦相張公子（按：即指張儀。）築成都城，屢有頹壞，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以龜行跡築之，既而城果就。”

　　揚雄之言，定有所本，“屢有頹壞”一句，便把當時築城不易說明白了。後來到五代時，後蜀李昊作《創築羊馬城》記，更有發揮說：“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九年雖不見有明文記載，但可以想見，第一次建築成都城牆，歷時很久，說不定滅蜀之後即便動工，經過五年，方纔築成，築成後，還“屢有頹壞”。但是我們又要問張儀首築的這座城，到底有好大？需要得久些。

　　答覆第二句是：王徽在《創築羅城記》上所說：“惟蜀之地，曠土黑黎，而又磽确，版築靡就。”請想，在晚唐時代，高駢創築羅城，尚因成都的土質疏劣，難於版築，那嗎，成都這地方，在李冰治水之前，其爲滿地沼澤，要建築那麼大的一座城，又那麼完整的一座城，當然會屢築屢需時甚久了。

　　楊子云說到“有龜周旋行走”，雖然有點神話意味，但我們若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看，他的話到底還算接近歷史的真實，因爲成都當時既然還是屬沼澤地帶，在築城時，驚動一隻大烏龜，從水蕩中爬出，循着比較乾燥地方走一大圈，這確實可以理解的事，就由於他摻雜一個巫人進去，不唯解說得不太好，還引起了爲什麼這樣難築？

　　答覆第一句是，成都第一次築的城就今天說不算大，但在當時卻不爲小，《華陽國志》說：“儀與若城成都，週迴十二里，高七丈。”秦漢的度量都比後世小。確實小到好多，沒有考過。後人說，比現行的市尺和華里小六折，或許相差不遠。若然，週迴十二里，就是當今天的八里不到，高七丈，則是在四丈以上，以那個時候的情形而言，的確是座很大很大的大城了。平地要築起這麼大一座土城，而且還要如《華陽國志》所說：“造作下倉，上皆有屋，置觀樓射蘭。”那就是說，要利用城牆下面，造成倉庫，儲備糧食，上面造成房屋，既可駐兵，又可遮蔽風雨，城門之上，還要修建哨樓箭垛之類的東西，以便防守，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後人誤會，好像成都城之得以築成，完全得了烏龜的啓示。所以，宋朝樂史作《太平寰宇記》竟說：“成都城亦名龜城，初張儀、張若築成都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出於江，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處抗之，城乃得然，所搬處成大池。龜優其中。”

　　樂史的話，當然根據揚子云、常道將二家之言，而最荒唐的是說大龜出於江，當時李冰尚未“壅江”（按這個江字指的是灌縣的岷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成都那時地方只有水蕩，哪裏有江？而且常道將的《華陽國志》雖然也說到“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固以養魚，今（按今字指東晉時候即常璩作《華陽國志》時）萬傾池是也。”不惟來說到有龜伏其中，而且遲到東晉尚稱萬傾這個池，可見不小，從而可以說明秦人築城取土之多，原因就是在沼澤下溼地方；要築一座上面所說的那樣的城，（或者還不止一座城，而是兩座城，說見後。）用土當然不能少。

　　成都城爲什麼一定要聯繫到龜，一則《蜀王本記》與《太平寰宇記》業經解釋過了，是循龜之跡築成了一道城牆的緣故。還有一解，更近情理，就是上面引過的晚唐時候。高駢築羅城，王巍在記上說“蜀城能卑且隘象龜形之屈縮。”即是說，成都城初建築時，爲沼澤下溼之地，所限不能像在北方平原那等東西南北拉得筆伸而又四楞四現，只好彎彎曲曲，依着比較乾燥之處築成了一道倒方不圓、極不規則的形勢，像個龜形，因此便名之曰龜城。

　　我感得從上面兩種解釋，龜城已經非常合乎事理，不容再有異說的了。然而不料到了清朝康熙年間，一個有名詩人王士禎（山東人，號貽上，別號漁洋山人）。兩次因公來過成都，在他所作的一部筆記《隴蜀餘聞》竟然說：“成都號龜城，父老富，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口，不易見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按系康熙十二年當公曆一六七三年）滇潘未作逆時曾一見之。”

　　如此一說，似乎成都之爲龜城，硬還有個龜在這裏的東門外江邊作物證！按照王漁洋的意思，這龜還是成都的主神，每當有大變故發生，它都要出來顯示一下，不過他諉之於父老所說，好像又是“齊東野人之言”，不大可靠。這是王漁洋狡怪處。但受他的影響，居然作爲實證的，便有一個李馥榮（四川通江縣人），在康熙末年，他著的《灩澦寰》上說：“康熙十二年癸丑，成都濯錦橋下，綠毛龜現，大如車輪，見背不見首，有小龜數百浮於水面，三日後乃不見。”

三、成都城並非張儀所築

　　按照歷史記載，秦國滅蜀在周慎王五年，當公元前三一六年。但是，秦人在成都建築城牆，卻在周赧王五年，當公元前三一〇年的時候。若史書所記不差，那嗎，秦滅蜀五年（至少應是四年有餘）之久方纔建築城牆。這裏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華陽國志》說過“開明王自夢郭移”，因而才把都城從郫縣向東移了五十來裏（華里而非公里以下所記裏數同），移到成都來。這一句的“郭”字是不可靠的，原因是“郭”爲城外之“城”，有郭必城。設若開明王果自夢郭移，則其郫縣故都有城有郭不用說了，即其移治到成都當然也會城有郭，但是我們從下面將要說的龜城看來，古蜀國好像並未有過城郭，不但成都沒有，就是從杜宇氏起移治平原上第一個地方郫也沒有。看來在古蜀國居住的這一族人，千年萬載以來，尚未遭受過異族的侵犯，似乎除了與自然災害鬥爭之外，也還沒有在本族中間爲了爭權奪位，動過干戈。因此不像北方民族老早就發明了城隍的作用，（主要是爲了抵禦外來的侵犯。）《華陽國志》在記述真實史蹟時每每要摻入一些自己的唯心主義看法，亦即昔人所謂正統派的史筆。我在頭一段上，已將其矛盾處指出不少，這裏也一樣。我們認爲開明（是不是開明第九世也是一個問題，因其無關本題，暫時不去研究它了。）之由郫縣更向平原中心移治一步，並非什麼“自夢郭移”。其實是成都平原早已可以耕耘稼穡，不必要待君長分配人民，必已大量移居於此。我們還不必求證於現代出土的古物，即以“成都”這名稱便可以證明。按《太平寰宇記》解釋成都之得名爲“周太王遷於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曰成都”。但《史記》上已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見凡是一個酋長住到哪裏，他的部落隨之而集中的地方，都可按照這個程式，叫其所住的地方曰：“成都”。不過，我們也可顛轉來說，這個地方的人民必已衆多了，這到某一個酋長移任而來之後，大家才從分散的居住點，逐漸麇集攏來。起初，成爲一個像樣的村落，其次，便擴大了成爲一個或者有城、有壕。或者無城、無壕的大去處。我們現在尚無法證明成都這個字，是否由於開明王遷來以後纔有的呢？抑或早就有了？總而言之，可以想見在開明王未遷成都以前，這地方不但早有居民，甚至數字還相當多的哩。

　　第二個問題是，秦國滅蜀之後，雖然開明氏亡了，但蜀國的人民對於戰勝國並不心服，所以《華陽國志》上乃有這樣一筆“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即秦滅蜀後一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這裏所謂“戎伯尚強”的戎是泛指異民族，並不一定指的西方民族。

　　因爲“尚強”這二字實在找不到它的來源。我疑心“戎伯尚強”這一句，就已指的蜀國中一些部落，即後世所說的大姓土豪，所以纔有下一句乃移秦民萬家實之。移民充實征服國，當然就是現在所說的殖民了。

　　爲了防備和鎮壓殖民地上的土著民族，不但移來的人民萬家，要聚集力量，不容分散，而且駐防的軍隊也要有一個建築物，以作安全的保障，於是便修建起城牆來了。

　　但最初在成都築城的到底是誰呢？一般人都相信是張儀築的，漢朝揚雄所作《蜀本紀》便這麼說：“秦相張公築成都城。”一直流傳下來，幾乎都這麼說。例如東晉時常璩《華陽國志》說：“周赧王五年，張儀與張若城成都。”任豫的《益州記》（此言也只見引文）也說“成都諸樓……”。

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盈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

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村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刪，誅陳壯。七年，封子惲爲蜀侯。

十四年，秦孝文王疑蜀侯惲置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

十五年，封其子綰爲蜀侯。

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管及其江南地也。

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資我豐土。（華三第九頁下半）

“臨邛縣，在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貨累鉅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

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建元中，僰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愁怨，司馬相如諷喻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嘆曰：“黍官益土，恨不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殺之。

（原文如此，缺結尾部分）

原載《成都文物》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