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東鄉縣，在浙贛鐵路線上，自然交通很便。四十年前的交通工具，則只有轎子與獨輪小車。由撫州東行，陸路八十里，並無水道。記得當時在東鄉縣吃魚，確是一件不尋常的事。
在前，交通只管不便，因爲東通浙江，西接撫河，故在太平天國戰事時，也曾作過戰場。我所獲得於東鄉的第一個深刻印象，便是那戰跡猶存的城牆。城牆不很高，寬不到一丈，不但雉堞早已沒有，而且遍城頭全是亂石，有一些還壘在原有雉堞的一面，一定是守城士兵用以投擊攻城敵人之用的。城門洞哩，太小了，敵樓與扉門早無蹤跡，我去時，正是承平時節，居民已忘記了五十年以前的戰亂，城與壕不過聊具形式而已，有城而無門扉，在那時倒無什麼了不起的關係。
東門外約有一里遠近一條路，滿地瓦礫，看來好像不多時節遭過了大火災似的，原來也是五十年來的兵燹餘痕。我到那裏時，這東門外畢竟還算是全城的商業區。平常有幾十家小商店，且居然有三、四家洋廣雜貨店，最時髦而又最銷行的洋貨，除布匹外，便是洋油與紙菸。洋油零售價，每斤一角三四分，強盜牌、地球牌紙菸，每盒十支，或帶竹菸嘴一支，或帶蠟紙短嘴十枚，售洋五分。此二者，在當時爲東鄉縣價格最高的貨品。
已不甚記得清楚了，不知是二五八呢？抑是三六九，爲場期，名曰趁墟，即在東門外。每逢趁墟，那荒涼的瓦礫場，便立刻變成了一條相當熱鬧的大街。當時一枚濫牌鷹洋換六百文制錢。雞蛋每枚二文，頂便宜時到三文二枚，菌類極多，二文一斤，尚是大秤，青蛙最爲珍品，每支二文，晚稻米一元兩桶，約重今日市秤四十斤上下，鬆柴八角錢一車，重到二百餘斤。
東鄉出產，米爲大宗，此外則爲蘿蔔、芋頭、紅苕。東鄉稱紅苕爲薯，故當時有歌謠四句，以詠撫州府所轄之六縣曰：“臨川才子金溪書，宜黃夏布樂安豬，崇仁子弟家家有，東鄉蘿蔔芋頭薯。”在六縣中，東鄉爲山僻小縣，出產最爲貧瘠，而人文亦最落後故也。
城以內，最看得出兵燹餘痕的，就是縣衙門左右二方兩大塊空地。據言，原是縣丞與典史的公署，毀於兵火之後，修復者只有縣正堂的衙門，而左堂糧廳（即縣丞）、右堂捕廳（即典史）便另買民房駐紮，並在原址上取土築牆，將兩大片空地全圍於縣正堂的範圍內，而取土之處，遂變成了兩個大塘。
城內並無大街，只有小巷，除了幾家糧食店，和一家肉店外，全是住宅。衙門外半條街最爲熱鬧了，有茶館，有飯館，有豆腐店，有小客棧，而最熱鬧則在春秋二漕，叫四鄉人民踊躍來城上糧之時，然而鴉片煙館則全城有八十餘家，在縣衙門四周爲最多，開煙館的又大多是三班差人。
我們在那裏的第一年，是爲東鄉縣黃老政治模範時代。那時那位縣官，姓周，浙江人，舉人出身，教子讀書之餘，頂喜歡的是抽鴉片煙。據說煙癮不小，而且必要廣土才能頂癮。這位縣官，我是看見過的，大約有四十歲，骨瘦如柴，面無血華，十足一位癮君子，衣服也不考究，一條小發辮，很少是梳光生了的。但是一雙眼睛，卻有煞氣，尤其在夜裏十點以後，便衣坐花廳問案時。
周縣官一年之內，一共沒有問上十案。只有一件謀殺親夫的三參案子，問過四五堂，每每一堂總要問上四五小時，夜半三更，書吏、差人都疲倦得不得了，而周知縣的精神愈是勃勃。這時節，不但姦夫淫婦，因爲抵死不招，被非刑（淫婦剛以細竹枝二束，左右二人執之，打在光背上，不上五十下，背肉就糜爛了，血絲每每飛染到左近的花樹上，一次幾百鞭，還是不招，扶入女監，將傷養好了再問再打。姦夫則跪擡盒，吊軟板凳，拶十指。弄得鬼哭神號，可以從深深的大花廳內響徹到二堂以外），而且周知縣於每次問了正經案子後，必要“比糧差”。
彼時，東鄉縣三班差人中，以糧差爲最重要，全縣若干都、若干圖（數目字記不清了），每圖有定額差人一名。但這一名之下，又有若干名下手，稱爲徒弟，在衙門內，則稱爲散差，而並無名冊。糧差的本等，在催人民繳納糧銀，但糧差並無薪工伙食，好象純是義務，但是每一差頭，都穿好吃好住好，而且要供家養口，講應酬，吃鴉片煙，手下還要供養幾十名徒弟，每一徒弟的身口所需，也須得一併解決，甚至還有弄到小康的。試問錢從何來？自然是從催糧和代糧、墊糧等等上來。人民應出的糧，每年是繳納清了的，除非有大勢力的土豪，安敢欠上一分一釐？然而在縣官的糧櫃裏，年年總有欠糧，這於是就有了一條習慣法，便是要糧收得多，只有“比糧差”，近的三日，遠的五日，到比期，而無銀可繳，則以竹板力打糧差兩股，打得兇，錢就來得多。按規矩，捱打的應該是差頭，然而不然，平常應比捱打的，大抵是頂名過堂的徒弟。周知縣雖是讀書君子，但本分錢是一分也不放鬆，他知道錢就在糧差的屁般上，尤其是差頭的屁股，所以到他在半夜一點以後，“比糧差”時，你就看得出他那有煞氣的眼光了。他在審問謀殺親夫案子時，似乎尚有通融的意思，一到“比糧差”，總是抱着水菸袋，八面威風的吒叱着，一個糧差受比，起碼是一千板，非打到兩股上現出碗大兩個血窿不止。有時一比就是四五人，打人的人有技藝的報着數目，並且有很好看的姿勢；捱打的人也是老手，並不要人按頭按腳，只安安穩穩平伏在水磨磚的地而上，應着竹板打肉聲，而有調子的喚着：“大老爺開恩！”
此外，人民的訴訟，便非周知縣所欲管了。十控九不準，以致好打官司的東鄉縣人，控訴無門，除了投憑鄉約，保正處理外，只有到糧廳衙門、捕廳衙門去打小官司。衙門小，氣候不大，官司打起來也不見得熱鬧，這一來，東鄉縣真正辦到了政簡刑輕（自然，“比糧差”和那件三參案子除外。）加以周知縣懶到連初一十五照例的上廟行香，也委糧廳捕廳代行，所以縣衙門真個清淨到執事儀仗都生了黴，大堂上的暖閣，倒敗得和古廟的神龕一樣。於是，縣衙門裏便發生了近乎小說的兩件怪事。
第一件，我們去時，曾發現縣衙門內大班房中，有一個犯人。據說，是前任拘留下來，尚未訊結的一名偷牛賊。因爲是待審的犯人，不能收入監獄，便暫時押在班房裏。到周知縣手上，政簡刑輕，班房中收押的人，漸漸肅清，所剩下的，便只有這位偷牛賊。不知是遺忘了嗎？抑或案子太小了，不在縣官心上？要是事主沒有催過審，刑房便也不送卷，班房裏早已沒有看守差人；要是這位仁兄要走的話，確乎沒有人去理睬的。但是，他偏能守法，白晝自行出去找生活，做短工，夜裏便回班房炊飯，菜米油鹽，色色俱備，柴哩，便將就班房裏的地板天花、門窗戶格。班房成了他的私有財產，大概除賣掉而外，他滿可以自行處理的了。這位仁兄的下落如何，已記不清楚，所能記的，是我家也曾叫他來做過短工，雖然已五十多歲，仍舊體壯力強，脾氣也好，問到他爲什麼到此地來，他毫不隱諱的直言奉告是偷牛。
第二件，則是周知縣的政簡刑輕的結果，衙門中一般寄生蟲，在當時稱爲“衙蠹”的三班六房，除了糧差、戶房而外，全弄到無法爲生。有一些不必當班應卯的房書、差隸，便散而之四鄉，各自謀生。比如廳房裏一位書辦，便實行歸耕，偶爾騎着他家一匹曾經上過戰場，由祖父傳下來的黃膘老馬，到衙門溜達溜達，便又飄然而去。其餘，如皁班上的差人，以及縣官“坐花廳”時，（上來屢言“坐花廳”，並來說明其體制，茲特略爲補叔：縣官衙門，在清時，大概全中國都一律，是爲定製。大門三楹，外有石獅一對，照壁一垛，壁上照例畫一大獸，首西尾東——衙門全是坐北朝南——又象是傳說中的青獅，又象是傳說中的麒麟，大約取法於哈吧狗，而加減之，使其更爲獰惡可畏，而爲現實生物中，所絕無者。其名曰“貪”。仰頭向上，上有紅日，“貪”身綠色，腿際復有火焰，在下角則爲海波。畫法也全國一律，或亦爲定製。大門之內爲儀門，亦三楹，再內，東西長廡各一列，爲吏、戶、禮、兵、刑、工人房。上爲大堂，堂有暖閣，非有大事，不坐大堂。入內，又東西兩廡各一列，爲三班差役，或親兵所駐。再進，無側門，東西廡則爲門稿大爺、簽押二爺等住房。其上爲二堂，無暖閣，僅設公案、印架，問案打人，應該在此。但縣官坐二堂，例穿公服戴大帽，站堂之差役，錄供之書辦，俱應長衣戴帽。二堂之東，爲大花廳，另一院落也，其中佈置，則無定製，大抵必有花木。而縣官平日辦公之簽押房，亦在此。東鄉縣之花廳頗大，又異於它處。縣官之“坐花廳”，則比較隨便，僅穿便衣，不必戴大帽，並可自己抱水菸袋，不必茶房或親丁裝吸。大抵坐炕牀上，擺官架子，行刑打人，則在門外廊前。差役、書辦、親丁亦不必穿青衣，戴大帽，人數亦不如坐二堂之多。衙中其餘房舍，以無關本文，雖皆有定製，亦從略。）必須當班的茶房，行刑皁隸等，因爲白晝清閒，於是便利用廢時，大夥兒組織了一個徽調戲班。特別從崇仁縣請了一生一旦來做師傅，一個月後，居然能夠上演《三戲牡丹》。這一個業餘戲班，在縣城內以及近郊，很爲有名，生意也不錯。一個出色的旦角，是號房裏的，一個出色的小生，則是皁班裏的。衙門裏越清閒，城內外的戲越唱得有勁，一直唱到周知縣去任，何知縣上任，方纔冷落了。
何知縣大約是光緒三十一年春漕開徵時來的。何知縣也是浙江人，出身是進士，年紀與前任差不多，可是不抽鴉片煙，並且手面闊綽，具有威儀，恰是當日一員能吏。剛一接印，衙門便大爲熱鬧起來，而且外自照壁，內到茅廁，都粉刷一新；而且師爺家人一大羣，而且天天坐二堂問案；而且三班六房都紛紛復業，興高采烈的；而且在空地上啃青草的，已不止禮房、書辦的那一匹老馬；而且衙門外那一條街的生意也好了起來；而且班房也修理好了，隨時都有幾十人愁眉苦臉的被押在那裏；而且衙門裏應有的三種聲音，也聽得見了。何知縣把東鄉縣衙門復甦了，也得了縣民的恭維，說何知縣是管事的民之父母。
大概何知縣的作風是正常的，但是給與我的印象卻很淺。像他的作風及爲人，在《官場現形記》裏找得出來，就是在現今的許多縣公署裏，或者也有少許相似之處。獨有周知縣的作風，書上好像不甚找得出，至於今日，更哪能容許這樣無爲而治的仁兄！並且就在那時節，也能使我這個不知世故的童子感到一種奇趣，所以今日尚能從記憶中搜出兩件怪事，以爲談資。而於何知縣，則甚爲渺茫，因此，就不再說下去了。
東鄉縣還有一官員，給與我的印象也很深。也是《官場現形記》以及任何筆記中，所不能找出的。而且從他一個人，又足以徵見四十年前所謂政治軍事的實情之一斑。我自然得稍爲詳細的寫一寫，但是務請讀者不要以爲是我的創造，我這笨人，實實創造不出像他這樣一個有趣的人來！
此官，爲東鄉縣坐汛的千總，尋常稱爲總爺的是也。何處人氏，則記不真了，只記得姓蘇，號某某，名蘭亭。何以記得其名蘭亭？因爲後來隨父親到撫州，曾在都司那裏，看見六縣總爺的履歷，有四位都名蘭亭，由於詫異，故一直記了下來。蘇蘭亭是回教徒，據說是很認真的，到我們家來，只喝白開水，只吃白水煮雞蛋。卻因爲東鄉縣沒有相當數目的回教徒，而東鄉縣地土薄瘠，更無水田，服勞力田者，並非水牛，即是可以宰食的黃牛。當時禁宰耕牛之令很嚴，所以蘇總爺到必要吃牛肉時，他便下鄉了。他有天眼通的本事，能夠於數十里之外，查見某處某人，正在私宰耕牛。每次下鄉回城，除照例的雞鵝鴨羊之外，必有兩個鄉下人，擔上好多塊真正肥而鮮嫩的黃牛肉，跟在他的馬後。這是充公來的。凡與總爺至好，而喜悅牛肉的，也可分擔一點“責任”。蘇總爺不但像貌並不赳赳，身材高而瘦，塊頭不大，面黃色，微有幾團豆斑，見了人極其文雅，極其謙恭，並且一開口，便是之乎也者。據我家一位秀才親戚說，他認字雖不多，記的書句卻不少，拋的文，並不十分不通。
總爺也有衙門，我也到他那裏去過。他有一位老太太，一位太太，一位大少爺，一位大少奶奶，一位小少爺，一位二小姐，那時快要出閣了。衙門裏有一匹馬，一名馬伕，兩名門兵，一名掌標子，即執旗手是也，有無師爺，有無廚子，有無女僕，則已記不得了。總之，上上下下吃飯的人到底有那麼多，開銷當然不小。在本縣應酬不多，然而對於頂頭上司撫州的都府（即都司）三節兩生，卻須送一份厚禮的，算來，一年中的巴結費用也不菲。然而問起來，總爺俸祿全年僅九十六兩，七折八扣，能夠到手的，不及六十兩。巴結應酬約佔三分之一，當年的生活費用誠然低廉，然而在宦場中的生活水準，並不見得怎麼低下，單是穿之一字，從頭到腳，公服戎裝，單夾皮棉紗，俱有定製，既是現任官，不能不件件齊備，年年補充，至少也得佔去四十兩銀子之一半。而全年所餘，僅僅二十兩，恐怕除了一馬一夫，光叫總爺吃稀飯，也不夠罷？於此，我們就用不着驚異於東鄉縣訊兵名額爲六十名，而實際上，就只有總爺衙門裏那四名，（一名旗手，兩名門兵，一名馬伕）。其餘的五十六名，都在總爺的肚皮裏去了。
雖然兵員不足，但是在秋春二季，仍然要舉行一月三操。每逢操演，臨時派定全城出壯丁十六名，屆時齊集操場。制服哩，只有大紅嗶嘰滾青布寬邊的半臂一件，包頭青布一條，由總爺頒發，操畢繳還，大抵十六名壯丁，每次都不同，老幼壯瘠高矮，都不一律，當時綠營兵操，猶然一根筍的中國古式操法，絕不是臨時湊合來的人，所能辦到。因此，這十六名穿大紅半臂的傢伙，也只是排排隊子而已。臨到操演，依然是那四名老兵擔任了。於是，總爺親自打鼓鳴金，以爲軍陣耳目，四名老兵一面旗，便要演出各種花樣。先使明火槍，演出幾個陣式，有所謂四門陣，梅花陣種種，確乎可以使一般觀操的民衆，爲之目眩耳聾，飽聞火藥氣味。其次，就是南陽刀、長槍、羊骨叉，藤牌，短刀，所謂馬下的十八般武藝，都要擇優操一遍。在這些地方，你就可以看出蘇蘭亭的本事了。他雖然不親自動手，但是要把那四個人調度到好像四百人的陣仗，一點不令人感覺到場面的落寞，煞是不容易，若非由軍功出身，打過盜梟，鎮壓過械鬥的蘇總爺，任何人來，未有不丟醜的。
還有一件事，更足以見蘇蘭亭的勇敢與經綸。這是他那旗手親自告訴我的，自少總有六成的真實性。據說，蘇總爺與東鄉王捕廳太爺一樣，都是極其厭惡賭博的。兩方面都放有耳目在外，只要聽見某處有聚賭抽頭的場合，他們必爭着帶領手下撲去，王捕廳因爲有職責有事權，所以他的辦法更嚴厲些，總要將賭棍們押去，打了又罰。總爺衙門因爲不能押人，獲有罪犯，理應送縣衙門法辦，所以他比較仁慈，只舉一件，以賅其餘好了。
某一天，總爺得到密報，距城二十里處，某姓人家，有人聚賭抽頭，進出很是不小，而且當寶官的抽頭的，都是本縣著名流痞，動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隨地隨時，腰帶裏總插有幾柄風快的匕首在的。於是，總爺不動聲色，在黃昏時節，便率領兩名老兵，連裁紙小刀都不帶一柄，也不騎馬，也不穿戎服，只順帶口袋兩條，悄悄的直向那危險地方出發。及至走到，正是夜間賭場頂熱鬧時候。總爺先將地形察看一番，遂把兩個老兵安置在前後門口，切囑：聽見場內發生什麼時，只在外面吆喝着，以助聲威。第一，不可不待聲喚，便妄自撲入；第二，不可出手拿人，免得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而且與一般流痞們結下冤家，總是不利的。於是，總爺便獨自一人，暗中遮掩而入，先擠在博徒們的背後，以觀風勢。等到場夥正旺，賭注最豐之際，骰盒一推出，總爺便伸出手去，先將骰盒抓了。這一下，全場都激動了，所有的匕首短刀，一齊雪亮的拔出，然而，瞪眼一看，認清楚了是總爺在抓賭，這場面登時改變：一羣豪傑，立刻抱頭鼠竄。及至總爺將檯面清理了後，這才大聲吆喝拿人，於是，前後門的埋伏，也吆吆喝喝的助着聲威。其後，纔將散錢以及零碎濫板鷹洋，幫總爺收拾在口袋裏，還順便收拾些水菸袋、茶壺、茶碗等件，名曰充公。
這麼樣，所以蘇總爺才過活了去，一直到裁撤綠營時。然而，當我離開東鄉縣時，聽聞省城纔在開辦新兵，武備學堂第一期學生，尚未畢業。
除卻上來所敘者外，東鄉縣值得寫的，還有好幾件。比如那種“易內飲酒”，恬不爲怪的民風。因爲這在我個人看來，並不覺得奇怪，並且也可以說出它之所以構成的因由。但是，讀者們難免不朝壞的方面着想，這一來，豈不將我所最喜悅的這個純樸地方，點染了一些污痕！何況，那是四十年前的風俗，今日交通已便，而去年又曾遭了一次兵燹，自然一切都已改變了，我們舊日曾以爲壞的，必然業已變好，舊日曾以爲好的，必然變得更好，因此，我連那時曾去參觀過的破天荒的東鄉小學，也用不着再寫。我只蓄此一個希望，何年何月，讓我再能到江西走一遍；而撫州與東鄉，恰都在鐵路線上，來去也很容易，看一看今日的東鄉，究已變成了一個什麼樣的面目。最可惜的，就是一般童年朋友，別來四十年，不但面目已記不得，甚至連姓名都記不起了。在撫州小學裏，只記得一位最調皮的丁鼎鼐，即丁谷音先生是也。還是民國八年，丁先生在四川督軍熊克武先生幕中，同我在報紙上打了一場筆墨官司，經人調解晤面，才重新認得。然而又二十四年了，此公究在何處呢？此外，還有一位姓樑的同學，曾於二十年前後，在川邊做過縣知事，向舍親楊君說起，方知有此一段因緣。不過沒有重晤，甚至榜篆爲何，也忘記了。尤可惜者，丁、樑二公都不是東鄉縣人。我這篇回憶寫到這裏，不能再寫下去。
（原載1942年《風土什志》一卷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