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日，早晨走到内山书店，漫谈几句，告他说《文友》出版了，还没有看见，他马上叫店员去拿，可是没有，他就命店员说：“打电话‘文友’去闹，我们店里怎么不先送来。”从内山书店出去，走过报摊前面，可是忘去《文友》了，夕刻，又到内山书店，老板说：
“喂，关于大东亚文学大会我们讲过么？好像没有讲过什么。”
他交给我一本《文友》，我说：
“如果文章里写着，那一定讲过的了。”
我就开出来一看，忽的，我发现一句文章叫《不中用的人出席，结果就成为不中用的了》，我想：
“那不行，那大家要误会了。”
我回到家里，就想着，那么先写一封信给随便哪一位罢，可是我所知道的，出席大东亚文学大会的人只有丘石木，柳雨生两位，及见过一次面的予且关露两先生，后面两位不知道地址，前面两位送信去太远，因此想着可托林广吉先生转信给柳雨生先生，于是赶出几段文章，送到林先生家里。他不在。
十一月三日早，接到一个老友来信说：“你的鲁迅的文章看见了，随园坊日记也看见了，你一刻儿成小丫头，一刻儿成老朽，变化太快。”
我想，他仍旧把我的老朽两字解释为老辈了，我的老朽文献在《申报月刊》：
我又发现，这些老朽，因为洗不清他的古董气，所以应该抹消他们，可是在二十岁青年欲举斧头之前，他们已酥瘫倒地了。
不过如果你给两三个老朽集会，他们定会谈论如旧，往年青年的思想，仍然随口而出，因此我又发现，他们又似乎不老朽。
老朽不好惊动他们，老朽一受惊，怕要没气了。
我此刻，虽说气还没有断，也没有瘫下去，可是已经战栗发抖了，因为我要想说：“大东亚文学会是要举些成绩的，如果随便拉几个不能发扬大东亚合作能力的人，像如我与张资平等人去，那不中用的。”这一番好意的话，反而成为说别人不中用，那可以的么？如果这样受冤，那就怎样可以雪冤呢？
我再翻起《文友》来看，仔细一想，知道这个毛病的病理和病因和病原了。
从前在日本，日本的议员为了几句话打起来了，他们就追根究底去找到速记录了，五个速记者中，三个写这样，两个写那样，于是用多数决定。日本的大学教授的讲义，学生把它抄记，不屑一字，所以不管理解不理解，记下来再讲，记不成的部分成空白。有一个伶俐学生想，去叫一个速记者来抄一下，可是速记者抄不惯大学教授的文章，康德学说抄成烤的学说。
我有个老友何畏，我佩服他教我很多的社会学说，他用日本话讲，他的话好像在吐出一颗一颗石粒，给人感铭不少。至于我的话，我的日本话很多新造，特别到重要地方说得很快，我说：“那个时候日本流行 Eucken，Bergson 的哲学而 Koeber 先生被聘为大学教授也是那个时候，他的哲学是师承 Hegel 的 Hartman 哲学的。”我这样说者，速记者把它留着很多空白了。
我仔细读了一遍，想，明天要到乡村去几天，现在如果不去想一想法子，Eucken，Bergson 不在此地不敢闹，邱柳两友不会闹，可是到过文学大会的还有几位那边要去解释一下的，正好，今天是日本的休日，林广吉氏大概在家，再去看他。
果然看到了，他说今天有丰岛氏来沪，且他们今天可以大家集到，于是我跟他到文化协会。
到文化协会，丰岛氏，柳雨生先生，都见到，写一个启事，写一段正误，送到哪儿去呢？《中华日报》罢。
夕刻，又走上内山氏漫谈，他摸出一封信，一个忠实爱读者写给他的，仿佛说朱舜水先生在中国也并不不看重他，武士道在中国就是豪杰，现时的杂志多为暴发户有钱而买，都不能入真正有识者眼中，而第四，我国有与日本人要好而说坏本国人的，而日人中有人与我国人联络而害自国人的，我一一解释给他听了。
我的漫谈说：我们招待一个友人来，乃竭力隐蔽家丑，可是一个亲眷来，极力高扬家中纷纠。可是有力量的友人早已看穿我们了，所以如果一个好友来，宜乎不被看穿以前讲个实在。我再试作一段漫谈说：朱舜水没出息，没有像文天祥那样死，远避日本，所以诚如此位读者所说，我国志士太多，及不到表彰朱舜水了，譬如中国美术品在伦敦者颇多，或者孔子庙在日本者并不荒凉，我也想学老青年吴稚晖说，古物古学不妨投入粪缸，将来要的时候去取好了。日本的武士道，西洋的骑士道，中国的侠士，性格都不同，捧读日本之武士道，不一定说中国没有中国的侠士。这一点不可以说贵国有之，敝国也一定有之。我却觉得内山老倒很可以谈些知己话。因为他和我国人接近而害彼国人，所以日本人之爱被捧者把他叫抗日日本人，而我这个与日本人要好而会在友邦人前说自国人之缺点者，也成为和平抗日人了，最好我们这种人被抹消，贵国敝国再客气，那么不久再可以打仗来解决。
十一月四日，到乡，农家，麦已出，不像去年的田都干。
十一月八日，回到上海，看见周化人先生，同他又谈及这一件事，分析给他听，他说“哈哈，那小事，不要紧不要紧”我说，“不，不要紧归不要紧，事实归事实”。可是他除了仔细讲给我听怎样请六个代表去出席文学会之外，还是非科学的在说“那不要紧，解释解释好了”。弄得我这胆小人啼笑都不成。
十一月九日，总算弄到能够走到文友社了，他们先道一个歉了，可是我又大大的道歉了。
因为第一他们的动机是极好，第二毛病并不是完全在翻译之上，因为速记者提出的原稿一定是很麻烦的，我也有过经验，把速记一面翻一面编是的确一个苦工，我老早要把它投入火炉去了。那么速记者么，他全不用前头部脑筋（前头部管联想），光从耳朵进去用手写出的，我们又不能怪他抄得不好，那么结果要怪到我了，我诚然不能像赵正平先生在座谈会的办法，闭了目，静心，慢慢的谈一篇大文章，有一个难写之字，就对速记者训示一下。毕竟我还是年轻气急。
我从“文友”出来，对他们再道了一次歉，我又战栗发抖，唉，他们诚又为“待你好反成仇了”（日本谚句）。
中午回去，见《中华日报》上有我的正误登着。
夜，我想，我已经把老朽宣言在前了，现在好瘫了，好断气了，森鸥外的“田鸡”序文也说：
“止罢，止罢，青年之铁椎未下之前”那个田鸡，我虽说没有看见过，可是青年的铁椎打破大理石田鸡之时，田鸡之血，流满水盘，我也可以推想。
十一月十日，早，很冷，想，抱歉工作已经十天了，工作已完。的确弄文学者的精神要用在作品之上，作品之形式要更正，作品之精神要支持，支持作品之精神还是要 Sehnsucht（憧憬）和 Leidenschaft（烦恼），Pettenkofer 四十五岁脱离马戏而成学者，他说：
Der Glaube an etwas Hoeheres, an etwas Ideales, das wir nie zu schauen und nie zu erreichen vermoegen, ist die Quelle aller menschlichen Kultur und aller Fortschrittes.
（大意：人对不易获到的理想或高超有信仰，才能成为文化和进步之源泉）
这种信仰才给我们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