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一天争论的结果，皮靴是仍旧没有买成，照例我在书摊上买了许多新出版的书，伊又到布店里量了些布，一个月的薪水便用光了。那一天买的几部书之中，我还清楚记得的，是内中有一本凌独见编的《国语文学史》——当我在书摊上发见这本书以后，我仿佛同捉着一个贼似的，因为在买书的不多天以前，我在“何往”先生的家里，“何往”先生一手拿着纸烟，一手执着笔作文，笑嘻嘻的对着桌上的《国语文学史》说：“槽糕，商务印书馆竟出版了这样的书！”那时还有一位朋友也在旁边，他听了“何往”先生的高论，便伸手把桌上那本书轻轻地拿走了，我还没有看见那本书的内容——究竟那个《国语文学史》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在我脑中盘旋了好久。现在已经在书摊上发现了这本大著，那有放过它的道理，于是便不问三七二十一把它买了回来。我把这本书夹在皮包里，好像关着一个贼似的，心中只想回家的时候，仔仔细细拷打它一番！
不料这本书在我的书架上搁了一个整年多，我自己还没有亲自看过它一次。有一天，一个姓叶的朋友来玩，他要向我借这本书看，我说：“这本书是不值得看的，糟糕！”姓叶的朋友于是没有借书就走了。过两天，又有一个姓杨的朋友来玩。他又要向我借这本书看，我说：“罢了，这本书也值得看么？糟糕！”那位姓杨的朋友也被我说得没趣的走了。
几天以前，曙天因为要选诗，跑到我这里来借参考书，一眼便瞧见书架上的那本《国语文学史》，伊说：“这本书我拿去！”一面说，一面伊便把书架上的那本书拿到书袋里去了。我说：“这样糟糕的书也拿去参考么？拿去有什么用处？”
曙天把这本书拿去看了两天，便又拿来还我了。伊说：“你说这本书糟糕，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这一问倒把我这个“疯子”问住了，因为“糟糕”两个字是“何往”先生口中说出来的，但是，“究竟糟在什么地方呢？”曙天这个问题，不读《国语文学史》是不能回答的，所以我当时只好沉默了；因为说来也惭愧，骂了一年，《国语文学史》倒没有翻过半页！
昨天因为一个小问题而生了大气以后，自己倒在床上也觉得有些无味了。顺手到书架上取书，便把凌著的《国语文学史》带下来。“我虽然没有详细的看，可是大略的翻了一翻，觉得它搜集的材料很不少。”（黎锦熙序中语）——我的翻是从后面翻过来的，因为这一本三百五十九页的大书，我实在没有留神来从头翻起。我从后面翻到三百四十六页，看见有许多“楹联”，我想“楹联”也可以入文学史么？且看这副妙联：
大着肚皮容物
立定脚跟做人
我当时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试问凌先生，这副妙联是什么用意，是骂人还是劝人？再看“育婴堂”的妙联：
我是一片婆心把个孩儿送汝
你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
这种妙联简直是“糟糕！”试问把“孩儿”丢在“育婴堂”里是不是“一片婆心”？试问是不是受经济压迫或者是旧礼教压迫（如私生子）才把“孩儿”丢在“育婴堂”里？凌先生，你老如是相信“阴骘”的，我劝你赶快把这本《国语文学史》的版毁掉，省得“贻误人家子弟”，流毒无穷！
到了三百三十四页，凌先生索性把他自己的两首大作也扯到文学史上来了，我们且恭读凌先生的两首大作：
狂 风
半夜忽然有狂风，
吹得风户叽咕吆，
梦中糊涂未细辨，
惊呼有贼撬墙洞。
城站酒家
城站一带酒家多，
生意盛衰竟若何。
炉前如有年少妇，
可断酒客必满座。
这样凌先生自己也知道“卑劣得很”的诗，倒要扯在《国语文学史》上来！中国近代就是无诗人可入文学史，也何至于劳及凌先生！后来我又想，人类自私的心是免不了的，假如我来做文学史，一定要把我许多肉麻的情诗都抄在文学史上，也许连从前C君送我的情诗也要抄上去呢。
我大略把凌先生的《国语文学史》翻了一遍，觉得有很多地方与“何往”先生的大著《国语文学小史》相同。“何往”先生的大著虽未出版，但他的油印本在我这里也有一本。凌先生在他的自序上说：
《国语文学史》，胡适之先生已编到十四讲了，大可拿来现成用一用，为什么还要另编呢？这里面，却有两个理由：
1，他主张从汉朝说起，我却主张从唐虞说起。
2，区分时期上，他只分两期：北宋以前为第一期，南宋以后为第二期。我却认为必须要分四期：自唐虞到周为第一期，自秦到唐为第二期，自宋到清为第三期，民国以后为第四期。
这样说来，凌先生的意见完全与胡先生不同，也许凌先生的意见比胡先生高得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注，听说凌先生是胡先生国语讲习所里面所教出来的高足。）老实告诉凌先生罢，上面所说骂你著作“糟糕”的“何往”先生，就是你的大老师胡适之先生！你说你的著作不是抄袭的，我且随便举出一段来：
胡著《国语文学小史》说：
南唐割据江南，正是儿女文学的老家，故南唐的词真能缠绵宛转，极尽儿女文学的长处：后来李后主（煜）亡国之后，寄居汴京，过那亡国的生活，故他的词里往往带着一种浓挚的悲哀。儿女的文学最容易流入轻薄的路上去。儿女文学能带着一种浓挚的悲哀，便把他的品格提高了。李后主的词所以能成为词中的上品，正是因为这个道理。
凌著《国语文学史》：说（一百四十二页）
做儿女恋爱的文学，最容易流入轻薄的路上去，南朝的《子夜歌》，就是好例子。后主在位的词，也免不了这个毛病。儿女恋爱的文学，能够避去轻薄，羼入厚重的真挚的悲苦的情操进去，就成词中的上上品了。后主亡国之后的词，好过在位时节的词，就是这个倾向啦！
这一段我不敢说凌先生抄袭，也许是“贤者所见略同”，——也许还不能算是凌先生的“贼赃贼证”！但是我要问问凌先生：《子夜歌》怎样“轻薄”？《子夜歌》里何以没有“真挚的悲哀的情操”？
我大略的把凌先生的大著翻了一遍，大概，凌著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暗暗抄袭胡著《国语文学小史》的，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一部分是凌先生自己做的，像汉以前的文学，宋以后的文学几章内，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日，可惜我没有许多闲功夫，不能一一替他抄出来！
写到这里，手也酸了。我真傻，这样热的天气，不学郁达夫先生坐在树底下对着水去，却在这里做歪文章同凌先生捣乱，真是何苦来！但是我想，商务印书馆现在正登起大广告，叫高级中学生买凌著《国语文学史》来读，——我的弟弟正在中学读书，也许要上凌先生的当了！ 白花几角大洋是小事，把许多似通非通的文学观念装到小孩头脑中去，才真是冤枉呢！我怎样可不写篇小文把这个鬼葫芦插破！我又想，做中国文学史真不容易，谢无量，凌独见那样头脑不清的中国人是没有做中国文学史资格的，藉耳士（Giles）那样荒谬的外国人也没有资格来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的大业，推来推去，也许不能不推到北京的文豪们的身上！然而文豪们只顾聚餐，在中国做学生也活该倒霉！——也许到我儿子进中学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一部可以读的文学史出版罢！
一九二四，八，七。
（附记）这里所根据的胡适《国语文学史》，系他初次在教育部的讲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