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雅俗共賞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這兩句詩後來凝結成“賞奇析疑”一個成語,“賞奇析疑”是一種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份兒的。然而又出現了“雅俗共賞”這一個成語,“共賞”顯然是“共欣賞”的簡化,可是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賞,那欣賞的大概不會還是“奇文”罷。這句成語不知道起於什麼時代,從語氣看來,似乎雅人多少得理會到甚至遷就着俗人的樣子,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後罷。

  原來唐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我們社會變遷的一條分水嶺。在這之後,門第迅速的垮了臺,社會的等級不像先前那樣固定了,“士”和“民”這兩個等級的分界不像先前的嚴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來的多,士人流落民間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卻漸漸多起來。王侯將相早就沒有種了,讀書人到了這時候也沒有種了;只要家裏能夠勉強供給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個“讀書種子”;去參加那些公開的考試,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個紳士。這種進展經過唐末跟五代的長期的變亂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術的發達,學校多起來了,士人也多起來了,士人的地位加強,責任也加重了。這些士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的分子,他們多少保留着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他們一面學習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卻還不能擺脫或蛻變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這樣,也就不覺其寒塵;不但不覺其寒塵,還要重新估定價值,至少也得調整那舊來的標準與尺度。“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標準,這裏並非打倒舊標準,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會到或遷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讓大家打成一片。當然,所謂“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覺的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趨勢。

  中唐的時期,比安史之亂還早些,禪宗的和尚就開始用口語記錄大師的說教。用口語爲的是求真與化俗,化俗就是爭取羣衆。安史之亂後,和尚的口語記錄更其流行,於是乎有了“語錄”這個名稱,“語錄”就成爲一種著述體了。到了宋朝,道學家講學,更廣泛的留下了許多語錄;他們用語錄,也還是爲了求真與化俗,還是爲了爭取羣衆。所謂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禪家認爲第一義是不可說的。語言文字都不能表達那無限的可能,所以是虛妄的。然而實際上語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種“方便”,記錄文字自然越近實際的、直接的說話越好。在另一面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親切,才讓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獲得廣大的羣衆。道學主要的是中國的正統的思想,道學家用了語錄做工具,大大的增強了這種新的文體的地位,語錄就成爲一種傳統了。比語錄體稍稍晚些,還出現了一種宋朝叫做“筆記”的東西。這種作品記述有趣味的雜事,範圍很寬,一方面發表作者自己的意見,所謂議論,也就是批評,這些批評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寫這種書,只當做對客閒談,並非一本正經,雖然以文言爲主,可是很接近說話。這也是給大家看的,看了可以當做“談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筆記最發達,當時盛行,流傳下來的也很多。目錄家將這種筆記歸在“小說”項下,近代書店匯印這些筆記,更直題爲“筆記小說”;中國古代所謂“小說”,原是指記述雜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裏我們得特別提到唐朝的“傳奇”。“傳奇”據說可以見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是唐朝士子在投考進士以前用來送給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紹自己,求他們給自己宣傳的。其中不外乎靈怪、豔情、劍俠三類故事,顯然是以供給“談助”,引起趣味爲主。無論照傳統的意念,或現代的意念,這些“傳奇”無疑的是小說,一方面也和筆記的寫作態度有相類之處。照陳寅恪先生的意見,這種“傳奇”大概起於民間,文士是仿作,文字裏多口語化的地方。陳先生並且說唐朝的古文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他指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的《毛穎傳》,正是仿“傳奇”而作。我們看韓愈的“氣盛言宜”的理論和他的參差錯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語化。他的門下的“好難”、“好易”兩派,似乎原來也都是在試驗如何口語化。可是“好難”的一派過分強調了自己,過分想出奇制勝,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終於被人看做“詭”和“怪”而失敗,於是宋朝的歐陽修繼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礎。以上說的種種,都是安史亂後幾百年間自然的趨勢,就是那雅俗共賞的趨勢。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詩也走向這條路。胡適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在“做詩如說話”,一語破的指出了這條路。自然,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黃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爲雅”的主張,並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成爲詩句。實踐上“以俗爲雅”,並不從他開始,梅聖俞、蘇東坡都是好手,而蘇東坡更勝。據記載梅和蘇都說過“以俗爲雅”這句話,可是不大靠得住;黃山谷卻在《再次楊明叔韻》一詩的“引”裏鄭重的提出“以俗爲雅,以故爲新”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他將“以俗爲雅”放在第一,因爲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但是加上“以故爲新”,路就曲折起來,那是雅人自賞,黃山谷所以終於不好懂了。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宋詩卻終於回到了“做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確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迴向俗化,剛剛來自民間的詞,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雅俗共賞”的。別瞧黃山谷的有些詩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詞可夠俗的。柳耆卿更是個通俗的詞人。詞後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終不能雅到詩的地位,它怎麼着也只是“詩餘”。詞變爲曲,不是在文人手裏變,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可是還雅不到詞的地位,它只是“詞餘”。一方面從晚唐和尚的俗講演變出來的宋朝的“說話”就是說書,乃至後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諸宮調等等轉變成功的元朝的雜劇和戲文,乃至後來的傳奇,以及皮簧戲,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學”。這些除元雜劇和後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餘”以外,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戲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多半沒有地位,有些有點地位,也不是正經地位。可是雖然俗,大體上卻“俗不傷雅”,雖然沒有什麼地位,卻總是“雅俗共賞”的玩藝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爲主的,從宋人的“以俗爲雅”以及常語的“俗不傷雅”,更可見出這種賓主之分。起初成羣俗士蜂擁而上,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理會到甚至遷就着他們的趣味,可是這些俗士需要擺脫的更多。他們在學習,在享受,也在蛻變,這樣漸漸適應那雅化的傳統,於是乎新舊打成一片,傳統多多少少變了質繼續下去。前面說過的文體和詩風的種種改變,就是新舊雙方調整的過程,結果遷就的漸漸不覺其爲遷就,學習的也漸漸習慣成了自然,傳統的確稍稍變了質,但是還是文言或雅言爲主,就算跟民衆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於詞曲,算是新起於俗間,實在以音樂爲重,文辭原是無關輕重的;“雅俗共賞”,正是那音樂的作用。後來雅士們也曾分別將那些文辭雅化,但是因爲音樂性太重,使他們不能完成那種雅化,所以詞曲終於不能達到詩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樂,雅化更難,地位也就更低,還低於詞一等。可是詞曲到了雅化的時期,那“共賞”的人卻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賞”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詞,元朝的散曲和雜劇,還有平話和章回小說以及皮簧戲等。皮簧戲也是音樂爲主,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戲詞,所以雅化難以下手,雖然一二十年來這雅化也已經試着在開始。平話和章回小說,傳統裏本來沒有,雅化沒有合式的榜樣,進行就不易。《三國演義》雖然用了文言,卻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語的文言,後來的《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傳統裏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線,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或有沒有,一方面也決定“雅俗共賞”的範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賞”的人越少,越淺也就越多。所謂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在傳統裏沒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衆,接近民衆卻還能教“雅俗共賞”,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會的兩橛了。

  單就玩藝兒而論,“雅俗共賞”雖然是以雅化的標準爲主,“共賞”者卻以俗人爲主。固然,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傷雅”才成;雅方看來太俗,以至於“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賞”的。但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會讓俗人所“賞”的,雅人也能來“共賞”呢?我們想起了“有目共賞”這句話。孟子說過“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有目”是反過來說,“共賞”還是陶詩“共欣賞”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別,自然也就能“共賞”了。孟子接着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這說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謂人情不相遠。但是這不相遠似乎只限於一些具體的、常識的、現實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罷,故宮和頤和園,包括建築,風景和陳列的工藝品,似乎是“雅俗共賞”的,天橋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說到文章,俗人所能“賞”的也只是常識的,現實的。後漢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說話,反對難懂而不切實用的辭賦,卻讚美公文能手。公文這東西關係雅俗的現實利益,始終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說後來的小說和戲劇,有的雅人說《西廂記》誨淫,《水滸傳》誨盜,這是“高論”。實際上這一部戲劇和這一部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作品。《西廂記》無視了傳統的禮教,《水滸傳》無視了傳統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壓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還不太遠的,也未嘗不高興這兩部書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快感,一種趣味,可並不是低級趣味;這是有關係的,也未嘗不是有節制的。“誨淫”“誨盜”只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的說話。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產生了我們的知識階級。這知識階級跟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他們漸漸跟統治者拆夥而走向民間。於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還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這種文學和藝術卻並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不用說農工大衆。於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他們提倡“大衆語”運動。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結果不顯著。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個運動並已經在開始轉向大衆化。“通俗化”還分別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衆化卻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賞”的局面。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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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朱自清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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