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記憶猶新的，還是和劉先生初次見面的那一幕。時爲光緒三十四年，我剛由華陽中學戊班，爲了一個同班學生受欺辱，不惜大罵了丁班一個姓盛的學生一頓，而受了監督陸繹之，教務馮劍平不公道的降學處分——即是將我由華陽中學降到華陽小學去——我憤然自行退學出來，到暑假中去投考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的丁班時，因了報名的太多，試場容不下，劉先生乃不能不在考試之前，作爲一度甄別的面試，分批接見的那一幕，劉先生是時不過三十多歲，個兒很矮小，看上去絕不會比我高大。身上一件黃葛布長衫，袖口不算太小，衣領也不太高，以當時的款式而論，不算老，也不算新。腦瓜子是圓的，臉蛋子也近乎圓，只下頦微尖。薄薄的嘴脣上，有十幾二十莖看不十分清楚的蝦米胡，眉骨突起，眉毛也並不濃密。腦頂上的頭髮，已漸漸在脫落。光看穿着和樣子，那就不如華陽中學的監督與教務遠矣！他們不但衣履華貴，而且氣派也十足。劉先生，只能算一位剛剛進城的鄉學究罷了！不過在第二瞥上，你就懂得劉先生之所以異乎凡衆的地方，端在他那一雙清明、正直、以及嚴而不厲、威而不猛的眼光上。
其時，劉先生坐在一張鋪有白布的長桌的橫頭，被接見的學生，一批一批的分坐兩邊。各人面前一張自己填寫好的履歷單子。劉先生依次取過履歷單，先將他那逼人的眼光，把你注視一陣，然後或多或少問你幾句話，要你投考哩，履歷單子便收下，不哩，便退還你。有好些因爲年齡大了點，被甄別掉了。有一位，好像是來見官府的鄉紳，漂亮的春羅長衫，漂亮的鐵線紗馬褂不計外，捏在手上的，還有一副剛卸下的墨晶眼鏡，還有一柄時興的朝扇，鬆三把搭絲絛的髮辮，不但梳得溜光，而且腦頂上還蓄有寸半長一道筆直的流海。劉先生甚至連履歷單子都不取閱，便和靄的向他笑說：
“老哥儘可去投考紳班法政學堂。”
這鄉紳倒認真地說：“那面，我沒有熟人。”
“我兄弟可以當介紹人的。”
就這樣，在初試時，還是佔了四個講堂。到複試結果，丁班正取四十名，備取六名，就中年紀最大的，恐怕要數我了，是十七歲。其次如魏崇元（乾初）雖與我同歲，但月份較小。在榜上考取第一名，入學即提升到丙班，第二學期又升到乙班的李言蹊，或許比我大點。而頂年輕的如魏嗣鑾（時珍）、謝盛欽、劉茂華、白敦庸、黃炳奎（幼甫，此人有數學天才，可惜早死。綽號叫老弟。）、楊蔭堃（樾林）等，則爲十三歲。周焯（朗軒，民國元年後改名無，改字太玄而以字行）雖然塊頭大些，其實也只十三歲。如以籍貫而言，倒是近水樓臺的華陽縣籍，只有兩個人，我之外，第二個爲胡嘉銓（選之）；成都縣籍僅一個人雍克元。
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是光緒三十三年秋季開辦的，第一任監督爲徐子休（後來通稱徐休老，又稱霽園先生），招考的甲乙兩班學生，大抵以成都、華陽兩縣籍居多，而大抵又以當時一般名士紳以及遊宦世族的子弟爲不少，個個聰明華貴，風致翩翩。丙班學生是光緒三十四年春季招考的，劉先生已經當了監督，如以下班學生爲例，可以知道丙班學生也大抵外州縣人居多，也大抵山野氣要重些。劉先生對於甲、乙班學生的看法，起初的確不免懷有一種偏見——雖然他的兒子也在乙班肄業，總認爲城市子弟難免近乎浮囂，近乎油滑，所以每每訓誡丙、丁班學生，一開頭必曰：“諸君來自田間……”
劉先生對待學生的態度，在高等學堂那方面，大概也無二致，就我們這方面言，的確是光明、公正、熱忱、謹嚴。學生有一善可紀，一長足稱，總是隨時掛在口上。大概頂喜歡的還是踏實而拙於言詞的學生。至今我們猶然記得劉先生常常嗟嘆說：“丙班之蕭雲，丁班之胡助（少襄，是時也才十三歲）吾深佩服！……”（胡助後來在陸繹之代理監督時，不知爲了一件什麼小事，因要拿幾個學生來示威，遂沒緣沒故的同別的五個學生，一齊被懸牌斥退，大家都知道胡助是着了冤枉的好人，陸繹之之所以未能蟬聯下去，大概於這件錯誤的處分上，也略有關係，因爲學生們不太服了。）但是一般桀驁不馴，動輒犯規的學生，劉先生也一樣的喜歡。這裏，我且舉幾十例。
先說我自己。我是劉先生認爲浮囂、油滑的城市子弟之一，而且又知道我是一個不大安分，曾被在中學處分過的學生，（大概是陸繹之告知的。那時，陸正任上班的經學教習——教《左傳》，雖然是尋行數墨的教法，但對於今古地域的印證，卻有見地。）於頭一次上講堂時，就望見了我，並立刻走到我的座位前，察看我的名字。我曾大不恭敬的回說：“還是這個名字，並沒有改。”而且後來在斥退胡助的那事件時，他到丙班講堂訓話，頭一名是點着我，大言曰：“這一回可沒你在罷？”後來，尚起過兩度糾紛，不在題內，可不必博引它了。平常到夜間巡視自習室，在我書案前勾留的時間，必較多些，問這樣，問那樣，還要翻翻抄本，查詢一下所看的書，整整一學期，都如此。大概後來看見我被記的小過多了，從記過的行爲上，看出了我並不怎麼壞罷，方對我起了好感。直到有一次，因我和張新治（春如）開頑笑，互相發散四六文傳單，彼此譏罵。而我用的是自己發明的複寫紙，發得多些，因才被監學無意間查獲了兩張；正遇劉先生照例在空壩上公開教訓學生時，他立即告發前去。於是把洪垂庸（秉忠）和人罵架的案子一結，立刻就點到李家祥這一案。
李家祥的過失太大，當然從頭教訓到腳，從小演說到大，其後論到本題：“看語氣，自然是在對罵。那嗎，張新治也不對，張新治呢？站過來！”
張新治站過來了。一件藍洋布長衫滿是油漬墨漬，而且從腰到衩三個鈕釦，都宣告脫離。劉先生於是話頭一轉，從衣冠不整，則學不固，一直髮揮到名士乃無用之物。然後才徐徐問到正案。張新治是絕口否認他也發過傳單。取證到我時，且故意說：“兩個人共犯，處分要輕些的。”但我決意不牽引張新治在內，並且概乎其言的頂回去道：“都是我一個人做的。我不要人分過。請你處分我一個人好了。”
劉先生微微笑了笑：“那沒別的說頭，記兩大過。”
教務在旁邊說：“李家祥，我記得已記了十一個小過，倘再記二大過，就應該斥退的。”
劉先生不借思索的道：“那嗎，暫時記一大過五小過再說。”
大過，小過的確記了。但劉先生從此就不再把李家祥當作一個浮囂而油滑的城市子弟。
其次一件事，在當時實算是學堂內政上一件大事，若交給任何監督來辦——自然更不要說陸繹之——當然無二無疑的掛牌斥退。而且風聞其它學堂，的確是照這樣辦法辦的。
事情是兩個年輕的學生，不知利害的犯了一件小孩子處在一處時所難免的不好行爲。不知怎樣，忽然被丙班三個學生義憤填膺的認爲太不道德，太有關風化了；並認爲劉先生不聲不響的處理爲不當。於是，挺身而出，扛着一面無形的正義大旗，攻向監督室裏，要求解決，雖不肆諸市朝，亦應明白逐出學宮，與衆棄之。否則，人慾橫流，國家興亡都似乎有點那個。
無形的正義大旗一舉，不但那兩個將被作爲祭旗的犧牲駭得打抖，便是我們一般並非講仁義說道德的學生，想到劉先生之嫉惡如仇，之行端表正，之烈火般的脾氣，究不知將因這面旗子的不可抗拒的影響，而暴發出來的，是怎樣的一種可怕動作？然而才真正的不然，在星期六夜間，經劉先生出乎意外的，心平氣和而且極盡情理的一解釋，這旗子似乎就有點飄搖起來。劉先生談話的大意是：小孩子不知道利害的胡塗行爲，應該予以教訓，使其明白這是不好的，並且有損於他們自己。但先要保存他們的恥，然後他們才能改。所以我們只能不動聲色，慢慢指教，而絕不應該大鼓大擂，鬧到人人皆曉，個個皆知。這樣，他們一時的過失，豈不因爲我們的不慎，而成爲終身之玷，而弄到不能在社會上出頭？不但損及他們的家庭聲譽，甚而還可損及他們的子孫，這關係難道還小了嗎？有許多人都是因了一點不要緊的小過，即因被多數的好人火上加油，弄到犯過者雖欲悔改而不能，因就被社會所指責，懦弱的只好終身受氣，強梁的便逼上了梁山。這還說是真正犯了過的。至於某某兩人的過失，尚未如你們所說的之甚，不過行爲之間，有其可疑之點而已。我們從種種方面着想，只能好好的指教之，連掛牌記過都說不上，何能即便指實，從而渲染，將人置於不可復生的死地呢？
這種極盡情理的話，已將大多數學生的見解轉移了。但那扛着無形的正義大旗的三位，卻還頑強的不肯折服，不過來時是氣勢洶洶的攻勢，去時已只能持着一張大盾來作守勢。而這大盾，便是人生的道德，學堂的規則，與夫學生“大衆”的輿論。
劉先生本來可以不再理會這三個道學者，但是他一定要說服他們，他不願意隨便利用他當監督的否決權，雖然那時還沒有“德謨克拉西”的“意得約諾紀”，而劉先生又是著名的性情暴躁的正派人，曾經用下流話破口駕過徐子休，同時還拿茶碗擲過他。因此，到次日星期日的夜間，衆學生都回到學堂之後，（當時的附屬中學，並無走讀制。甲乙兩班學生，全住宿在本學堂，丙丁兩班則住宿在隔一垛牆和隔一道穿堂的高等學堂——即從前王壬秋當過山長的尊經書院的原址——的北齋。藉此，我再將我們那時所住的中學生活，略說一說。那時，我們每學期繳納學費五元，食宿雜費二十元，我們每學年有學堂發給的藍洋布長衫兩件，青毛布對襟小袖馬褂兩件，銅鈕釦，銅領章——甲乙兩班在前一年發的，還是青寧綢作的哩——漂白洋布單操衣褲兩身，墨青布夾操衣褲一身，長鞴密納幫的皮底青布靴兩雙——甲乙兩班在頭一年還有青絨靴一雙——平頂硬邊草帽一頂，青絨陽帽一頂。寢室規定每間住四人至六人，每人有白木乾淨牀一間，並無臭蟲、蝨子，白麻布蚊帳一頂，有鋪牀的新稻草和草墊，有鋪在草墊上的白布臥單，有新式的白布枕頭。每一寢室有衣櫃一具至二具——別有儲藏室，以擱箱籠等。有銀樣的菜油錫燈盞一隻，每天由小工打抹乾淨後，上足菜油。每處寢室，有人工自來水盥洗所，冷熱水全備，連臉盆都是學堂供給的。講堂上不用說，每到寒天，照例是有四盆紅火熊熊的大火盆。自習室到寒天也一樣，不過且有一盆火。自然，每人一張書桌，但是看情形說話，如其你書籍堆得多，多安兩張也可以。每桌有銀樣的菜油錫燈盞一隻，有一個小工專司收燈、擦燈、放燈、上油。每人每學期有大小字毛筆若干枝，抄本二十五本，用完，還可補領，備科教科書全份。至於中西文書籍，可以開條子到高等學堂的藏書樓去借。一言蔽之，每學期二十元，除食之外——至於食，後面再補敘——還包括了這些。所以起居服飾，求得了整齊劃一，而又並不每樣都要學生出錢，或自備。故無可擾，亦無有意的但求形式一致，而實際則在排斥貧寒有志的學生。由此，學堂也才辦到了全體住堂，而學生並不感覺像律監獄的制度。管理是嚴厲的，早晨依時起牀點名，盥漱後不能再入寢室；晚間，搖鈴下了自習後，才準魚貫而入寢室。滅燈之後，強迫睡眠。星期日薄暮回堂遲則記過，也是嚴厲執行着的。記得那位秦稽查，人雖和藹，但是對於學生名牌，卻一點也不苟且，也一點不通融。）劉先生又叫小工將三位招呼到教務室，重爲開導。這一次，劉先生卻說得有點冒火了，大聲武氣的吵了一陣之後，忽然向着三人作了—個大揖道，“敬維覬，敬先生！樑元星，樑先生！蒙爾遠（文通），蒙先生，三先生者，維持風化之先生也。如其他們家庭責問到學堂，我兄弟實無詞以答，這隻好請煩三先生代兄弟辦理好了。……”
這一來，三先生的旗、盾才一齊倒下了。兩個可憐蟲並未作犧牲，而三先生也大得劉先生的稱許。
此外還有一件極小的事件，也可以看出劉先生的通達、機敏，和處理有才。
劉先生性情直率，喜怒愛惡，差不多毫無隱飾的擺在面上，待學生們如此，對教習們也如此。當時，學堂裏有位英語的教習顧祖仁，不知道是國外什麼地方的華僑僑生，年紀只二十多歲，長於西洋音樂，大概回國不久，除流利的英語外，說不上幾句國語，至於中國文字，自然更屬有限。這與另一位英語教習比起來，那自然有天淵之別了。所謂另一位英語教習者，楊庶堪（滄白）是也。楊先生是巴縣秀才，中文成了家，而英文哩，據說是無師自通，文法很好，發音卻有些古怪。（楊先生曾在丙班上大發牢騷說，甲班學生毀他連英文“水”字的音都發錯了。當時，不知道是我的聽覺不行嗎，如是我聞，楊先生唸了十幾遍“水”字的英文音，的確不見得怎麼對。）劉先生之與他，不但聲氣相投，而且在那時節，成都學界中加入同盟會敢於革命的，除了高等學堂少數學生外，（如張真如，蕭仲倫，和已故的祝屺懷，劉公度都是。）在成都的教習班子裏，恐怕只有劉、楊二先生了。因爲再加此同志關係，劉先生之對於楊先生，較之對於顧祖仁，那自然兩樣。所以若干次在甲乙班二個講堂之間的教習休息室中，我們常常看見楊先生含着一枝紙菸，吹得雲霧騰騰的在說話，劉先生則老是親切而誠懇的坐在對面，講這樣講那樣。如其顧祖仁穿着一身筆挺的西服走來，劉先生只管同樣起身延坐，但是談起話來，口吻間卻終於抹不了一種輕蔑的意思，老是問着：“你不怕冷嗎？”“你不感覺冷嗎？”這，絕不因爲劉先生守舊，瞧不起西裝。因爲楊先生不也穿的是一雙大英皮鞋嗎？只管是中式棉褲，而褲管還是用絲帶扎着的。我們心裏明白，劉先生只管在講革命、維新，畢竟他是下過科場，中過舉人，又長於中國史學，先天中就對於中文沒有根底，而過分洋化了的人，總有點瞧不上眼。這是四十年前的風氣，雖進步的劉先生到底也不能免焉。
劉先生不許學生抽紙菸，（這倒是幾十年來中外一律的中學校的禁例，卻也是許多中學生永遠要干犯的。）每每當衆說：“我聞着煙子就頭痛。”但我們在背後輒反脣相譏：“那只有楊滄白口裏吹出的煙子，聞了纔不頭痛。”本來，他兩位先生個兒都一樣的矮小，不說心性志趣如彼的相投合，即以形體而論，也太感得一個半斤，一個恰恰八兩。因此，一個丙班的不免過於混沌一點的學生王稽亞，有一夜在北齋寢室中，偶然說到劉先生之不討厭楊先生吹出的煙子時，他才忽然提高了調門，忘乎其形的說了兩句怪話。妙在適爲劉先生巡查寢室，在窗子外聽見了。我們整個北齋的學生，於是都如雷貫耳的，聽見劉先生獅子般的聲音在大吼：“王稽亞！……你胡說些啥？……明天出來，跟我跪在這裏！”
我們當時都震驚了。但是一直到明晚滅燈安睡，並無什麼事件發生。王稽亞雖是慄慄了一整天，卻沒有下過跪。其後我們把劉先生這一次的舉動一研究，方深深感到劉先生之爲通品。
其一，王稽亞原本是個渾小子，劉先生平日便曾與之開過玩笑。有一次，王稽亞爲了失落一枝鉛筆，去告訴監學，事爲劉先生所聞，不由大聲笑道：“連一枝鉛筆都守不住，你還要稽持亞州？算了罷！”
其二，渾小子說渾話，任你如何批評，只能判他個“小兒家口沒遮攔”。倘若真要認爲存心毀謗，目無師長，甚至存一個此風不可長，而嚴辦起來，照規矩講，何嘗不可。但是這不免官場化了，示威則可，而欲令學生心服，則未也。
其三，只管是沒遮攔的渾話，畢竟難聽，況又親自在窗外聽見。於時，尚未滅燈，寢室外面，來往尚衆，如其假作不聞，悄然而逝，豈但師長的身份下不去，即巡視寢室的意義，又何在焉。
其四，像這樣的渾小子，放口胡說，若不立刻予以糾正，則將來定還有不堪入耳之言。苟再包容，則爲姑息，若給予懲罰，那又近乎授刀使殺然後繩之以法了。
從這四點着想，我們乃大爲折服劉先生之處理，不惟坦白，抑且機敏。學生是信口開河，先生則虛聲恫駭，結而不結，牛鼻繩始終牽在手裏。看似容易，但是沒有素養的人，每每就會從這些不相干的小事上，弄成了不可收拾的大敵。因此，我常以單是有才，或單是有德的先生們，爲經師或有餘，爲人師便嫌不足。這其間大有道理，從劉先生的小動作上看去，思過半矣。
據我上來所說，劉先生之於管教學生，好像動靜咸宜，無疵可舉，是醇乎其醇的一位最理想的中學校長了。我敢於全稱肯定的說：是的。而且我還可以再來一個全稱否定說，自我身受中學教育以來，四十年間，爲我所目擊的中學校長中，能夠像劉士志先生之爲人的，確乎沒有。這樣說來，劉先生一定是超人了。其實又不然，劉先生仍然是尋常人中可能找得出的。他之對待學生，只不過公正、坦白、不存成見，同時又能通達人情而已。他的方法是，不擺師長的官架子，不在形式上要求學生的一切都適合於章程規則，更不打算羅羅唆唆的求全責備將學生造成一種鄉愿。但他也絕不怎樣過份的把學生當着親密的子弟，從而姑息之，利用之，以冀強強勉勉灌輸一些什麼主義，什麼學說，而結爲將來以張聲勢的黨徒，或竟作爲爭取什麼的工具。不，不，劉先生從來沒有這樣着想過。他看學生，只不過是一種璞，而且每個璞，各有其品德，各有其形式；他是手執琢具的工師，他要把每個璞琢之成器。但是，他理想中具儲的模型極豐富，有圭，有
，有環，有瑚璉，有楮葉，甚至有棘端的猴。因此，他才能默默的運用其心技，度量材料，將就材料，而未致像許多拙匠，老是本着師傅授予的一套本領，不管材料的千形百狀，而模型只一個，只好拿着材料來遷就模型了。我們由古代的說法，劉先生之教育，只是因材施教四個大字。由現代的說法，他不過能契合於教育原則，尤其多懂得一些心理學而已。所以我說劉先生絕非超人也。劉先生在差不多的兩年監督任內，還有三件比較大的事情，值得我們的紀念。
第一件，是把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的招牌，改爲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
附屬與分設這兩個名詞，從表面上看，好像分別並不甚大。但是按之實際，則大大不然。附屬中學，好似高等學堂的預科，五年修業期滿，可以不再經考試，直接升入高等學堂的正科一類或二類（即後來所稱的文本科理本科）。平時，中學的教習，由高等學堂的教習兼任，即不得已而必須爲中學專聘的教習，如每班的國文教習，英文教習等，也由高等學堂監督下聘，也由高等學堂開支。其它如中學的行政費用，學生食宿書籍等一切費用，也全由高等學堂監督下聘的庶務辦理。中學監督，也由高等學堂監督或在教習中聘兼或者向學堂外另聘。雖然也名叫監督，其實等於後世各大學所設的預科或附中的主任。而且因爲經費不劃分，監督不能聘請教習和辭退教習，在實際上，還抵不住一個主任。劉先生本是高等學堂一個史學教習，由當時的高等學堂監督胡雨嵐聘請兼任中學督監。在胡雨嵐未死時，因爲尊重劉先生之爲人，中學這方面的用人行政，自然由劉先生全權作主，即一般高等學堂那邊的同事，也能爲了胡雨嵐敬信之故，而處處與劉先生以便利。但是中國的事情，每每因人而變。及至高等學堂監督換了人後，雖然並不存心和劉先生爲難，倒也同樣的尊重，同樣的敬信。或許由於才能差了一點罷，於是一般勉強能與劉先生合作的高等學堂的同事，尤其管銀錢和管庶務的，便漸漸有意無意的自行划起界限來了。這中間一定還有許多文章，還有許多曲曲折折的花頭，只是劉先生自己不說，我們也不知道。不過在宣統二年夏，劉先生病故北京，我們爲之開追悼會時，高等學堂好些學生送的輓聯，卻曾透露過爲劉先生抱不平的話。可惜記性太差，只記得一隻上聯，是什麼“世人皆欲殺，我知先生必先死”。連送輓聯的名字都忘了。
因爲如此，所以在宣統元年秋季運動會——距胡雨嵐之死大概一年罷——之後，劉先生才借了下文就要說的幾件事情，不知道努了多少力，費過多少脣舌，才爭到了將附屬中學從高等學堂那面，把經費和行政劃了一部分出來，成爲一種半獨立的中學，而改名爲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我們當時都很高興，並不以損失了直升高等學堂正科的權益爲憾。
後來，我們感到不足的，就是分設中學堂的地址太窄小了，僅有四個講堂，十幾間自習室，甲乙兩班的寢室已很夠擠，所以才把丙丁兩班的寢室，擠到高等學堂的北齋。本身沒有操場，沒有圖書館。後來因爲修了一間階梯式的理化大教室，連食堂都擠到前面過廳上了。因之，才僅僅辦了四班。彼時中學是五年制，不分高初中，而且春秋兩季開班。如其在徐子休開辦時有永久的計劃，那就應該劃出地段，準備分期修建十個講堂，和其餘足用的房舍。當時，在石牛寺那一帶，荒地很多，購置劃撥，都不困難，何況左側的梓潼宮相當大，很可以利用。我們不知道最初的計劃如何，只是後來並無擴充的跡象，以致丁班之後，不能再招新班，而且待到民國紀元時，甲乙兩班畢業後，高等學堂監督周紫庭竟獨行獨斷，宣佈分設學堂停辦——此即由於當初只爭到半獨立，而後任監督都永和又完全以周紫庭之屬員自恃，不但還原了附屬性質，而且還進一步辦成高等學堂的枝指——而以紋銀八百兩的貼補費，將丙丁兩班移到成都府中學，合在新甲、新乙兩班去畢業——當光緒年間，開辦學堂，多以天干數定班次，於是甲乙丙丁戊己之下，庚班就不容開了。此緣“庚班”與“跟班”之聲同。跟班者，奴才也。大家覺得不雅聽，因從庚班起，改爲新甲新乙。其後，還是不方便，才改訂了以數目字來排列。但是，我想，將來還是要改的——因此，分設中學，便成絕響。但我相信，倘若劉先生不在改換名稱之後，急急離去，或者不在宣統二年病故，而能回任，分設中學說不定可能繼續辦下來的。不過，也難說。以劉先生的性情和爲人，又加以是老同盟會員之故，像從民國元年以來的世變，他哪能應付！分設中學，縱然形式上存留下來，其精神苟非甲乙丙丁四班時的原樣，那又何足貴焉！倒不如像現在這樣的“絕子絕孫”，還可以令我們回憶得津津有味，這或者不是李家祥一人的私見罷？
第二件，可以說就是促成第一件的直接原因之一。時爲清宣統元年秋季，成都全體學堂——也有外州府縣的學堂遠遠開來參加的，如自流井王氏私立的樹人中學，即是一例——在南校場舉辦了一次運動大會。我們學堂排定的節目，有甲乙兩班的槍操。甲乙兩班槍操了一學期，所用的舊廢的徒具形式的九子槍，自然是高等學堂各有的。而高等學堂的學生，也有槍操節目。這一來，自然就與平日輪流使用不同，非設法再增添八九十枝真正的廢槍不可了。
我們是附屬的學堂，事務上平日既沒有分家，那嗎，槍之夠與不夠，自然是高等學堂辦事人的事情，也是他們的責任。大約事前，劉先生也的確向那面辦事人提說過，或商量過的，因此，在運動會開幕的頭二天，劉先生才很生氣的告訴甲乙兩班學生說：“今天你們下了操後，就順便把槍帶回來，放在各人寢室裏。”
我們立刻就感覺這其間必有文章做了。果不其然，高等學堂的辦事人遂一而再、再而三的前來要槍。起初還聲勢洶洶的怪甲乙兩班學生不該擅動公用器物，劉先生老是笑嘻嘻的回答道，“只怪你們辦事不力，爲什麼不早預備，我們的學生聰明，會見機而作。……至於你們那面夠不夠，有不有，那是你們的事，我不管。”
後來，演變到高等學堂的百數十個學生，被一般不滿意劉先生的辦事人鼓動起來，集體的侵入到我們的食堂上，非有了槍，不肯走。劉先生一面叫甲乙班學生將寢室門鎖了，各自走開，不要理會；一面便親自到高等學堂，找着那般辦事人，很不客氣的責備了一番。結果，還是高等學堂自己趕快去借不夠用的槍枝，而索槍的集團也只得靜靜的坐了一會便散走了。但是，到運動會舉行那天，專爲他們高等學堂學生備辦了午點，而我們沒有。這雖是無聊的報復，卻顯然給了劉先生一個爭取改換招牌的藉口，而我們本無成見的學生也憤憤了。
第三件，這不僅是我們中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抑且是四川教育史上一件大事，再推廣點說，也是清朝末季四川政學衝突史上一件大事。如其我不嫌離題太遠，而將那一天的情形，以及事後官場所散佈的種種謠言，仔仔細細寫出一篇紀實東西來時，人們必不會相信這是三十八年前的陳跡，人們必會爽然於近兩年各地所有軍學衝突，政學衝突，警學衝突的流血事件，原都是三十八年前的翻版文章，不但不算新奇，而且今日政府通訊社和政府報紙所報道所評論的口吻和手法，也不比三十八年前的官告和告示有好多差異。但是我不願這樣做，僅欲赤誠的建議於今日一般有志作“官方代言人”的朋友，近百年史可以不讀，但近三四十年的官書卻不可不熟，爲的是題目一到手，你們準可振筆直抄，一切啓承轉合，全有，用不着再構思，甚至連調門都不必掉易。你們的主人還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主人。只不過以前老實點，稱爲民之父母，今日謙遜點，稱爲民之公僕而已。
宣統元年秋季運動會，本系成都學界發起，參加者限於文學堂，連當時堂堂的陸軍也未參加。但是，臨到開幕，忽有巡警教練所的一隊大漢，卻入了場，報了名。一般主辦會事的人覺得不妥，即與教練所提調某官交涉，最好是請他的隊伍自行退場，不要參加各種競賽，以免引起學生們的誤會，縱不然，即照幼孩工廠的辦法，單獨表演一番而去，作爲助興之舉。後來，據說那提調本答應了的，不知如何又拒絕了。他的解釋，巡警教練所也是學堂性質，如遭拒絕，不許加入學界，那是學界人員存心瞧不起巡警，也就是存心輕視憲辦新政。大概正在一面交涉，會場裏的競賽業經舉行，教練所的選手便不由分說的參加了幾項。我那時充當了一名小隊長，正領了一隊選手，去作槓架競賽、木馬競賽，而場子裏忽然羼進一夥彪形大漢，運動衣上並無學堂標記，也無旗手領隊，大家遂吵了起來：“我們不能同警察兵比賽！”一聲唿哨，正在盤槓子的，正在跳木馬的，便都中途收手，各各結隊而散，聲言“羞與爲伍！”（這一點，我不能諱言，的確是學生們的不對，門戶之見太深了。但也可以考見學生之與警察，實是從開始有了這兩個名稱起，就像是不能同在一個器內的薰蕕。倘若探究其淵源，自不足怪，不過卻是別一個題目的文章。）
及至我回到我們的學堂駐地時又親眼看見場內正在舉行障礙競走。十幾個少弱的學生們中間，也有兩個彪形大漢。飛跑的時候很行，但一到障礙跟前，就糟糕了。我們正在笑他們像牛一樣的笨，卻絕料不到他們兩個中間的一個，竟舉起鉢大拳頭，朝一個學生的背上擂了起來。被擂的學生好像不覺得，反而被他的腕力一下就送過障礙，搶到前面。倒是我們旁觀者全都大喊起來，申斥那出手打人的大漢“野蠻！野蠻！”隨後不到五分鐘，會場的油印報紙，便將這不幸的消息送達全場。在場子四周的學生駐地上，業已發現了不安的情緒。此刻，在官府的看臺前（即後世所謂司令臺），正由四個藏文學堂的學生，戴着面罩，穿着胸甲，各人手上執着一柄上了刺刀的槍，在作日本式的劈刺。我們親眼看見成都府中學堂——時任監督的爲林思進（山腴）——學生駐地內，跑出十幾二十來個學生，吵吵鬧鬧的直向巡警教練所駐地上奔去。我們只聽見斷斷續續的人聲：“去質問他們！……爲啥打我們的人！……”
一轉瞬間，委實是一轉瞬間，距離我們的駐地三四十丈遠的教練所隊伍處，我親眼望見有三四個大漢站在一張大方桌上，每人手中持着一柄上了刺刀的槍，向着跑過去的人羣，一連猛刺了幾下。立刻，人羣像水樣的倒流回來，立刻呼叫聲像潮樣的涌起。立刻，被戳倒的幾個學生，血淋淋的被攙了幾步，又默默的橫倒在草地上，而殺傷了人的巡警也立刻集合起來，等不到排隊報數，便匆匆的開拔出場，走了。
事情來得太快，也出得太意外。及至大家麻木的情緒一回復，亂嘈嘈的正待提起空槍去追趕巡警時，整個運動場已像出了窩的蜂子。各學堂的管理人都各自奔回駐地，極力阻攔學生，叫鎮靜，叫維持着秩序，叫大家繼續運動，個個都在拍着胸膛，擔保有善後辦法。同時，四川總督趙爾巽也帶着一大批文武官員，由看臺上退下，而他那一隊精壯的湖南親兵，也個個挺着精良武器，擺着一副不惜爲主子拼命的兇惡面目，在他身邊結了個方陣。
當夜，幾乎是成都全學界的負責人，不約而同的集合在石牛寺教育會裏，商討如何辦法。大家都要看素負重望的會長徐子休是持的什麼態度。後來，據聞，徐會長主張退讓，認爲學界力量決不是官場對手，假如一定要擴大行動，惹出了什麼更大的亂子，那他斷不能負責的。又據聞，即由於徐會長的態度軟弱，大家很是惶恐，幸得劉士志先生、楊滄白先生，作了一場激烈的爭執，然後才議決，各學堂自即日起，一律罷課，但須學生自行約束，不得在外生事，一面推舉代表，稟見趙爾巽，要求嚴辦出手巡警和教練所提調；一面將輕重傷學生送到四聖祠外國醫院，希望取得外國醫生證書，準備向北京大理院去控告；一面請求上海各報在成都的訪員，用洋文電報把今天消息拍到上海去登報。又據聞，徐會長因爲撲滅不了衆人這股火似的熱情，而又認爲劉、楊二人這種言行，將來必免不了招出大禍，連累到教育會的負責人，於是，他當夜就向衆人辭去會長名義，潔身而退，以冷眼來等待劉、楊諸人的失敗。
稟見趙爾巽的代表當中，自然有劉士志先生、楊滄白先生。大家自可想象得到，那時交涉之困難，豈與今殊？我們曾經看見劉先生在那十幾天裏，臉色是非常沉鬱，而態度，卻每到南院（俗稱總督衙門，即今督院街四川省政府所在地。）去過一次，就越是激越一點。同時謠言也流播出來，說那天的運動會裏，有革命黨在場鼓動煽惑，大有乘機刺殺四川全省官吏，因而有起事造反的趨向，希望大家不要受矇蔽纔好，或曰：巡警教練所的隊伍之臨時開來參加，是巡警道某某奉了總督密諭施行的。因爲總督早得密告，說學生中有不少的亂黨在內，深恐無知學子受其搖惑，在運動時難免輕舉妄動，自幹罪戾，特諭巡警參加，意在一面監視，一面保護。不料果然出了事，可見總督大人是有先見之明的，或曰：學界代表中就有不安本分，惟恐天下不亂的亂黨，他們不惜鼓動學生，將無作有，而且每對總督大人說話，很不恭順，其目無長上之態，隨便什麼人看見，都覺得不是真正讀書守禮的君子。這樣的分子，倘再容留他們去教導學生，豈非國家之福，抑且是四川學界之恥。總督大人已經有話傳出了，倘大家再不知趣的安靜下來，還要作什麼無理要求，那嗎，多多少少總要嚴辦幾個人，才能把這場風潮壓得下去的。
不消說，這些流言，都是有所指，而誰也明白指的是什麼人。事實上，趙爾巽的態度，的確很橫，他根本就不最認學生是巡警用刺刀戳傷的。他說，巡警向有紀律，不奉諭，是不敢妄動的。又說，四川學風，向來就太囂張，這都由於辦學諸君，沒有忠君愛國宗旨，所以養成。又說，所貴乎爲人師長者，就是要能管束學生，使其循規蹈矩，像這樣動輒罷課要挾，可見心目中早無本部堂矣。又說，諸君之意，學生全無過失，過皆在官廳，此亂黨之言也，諸君何能出諸口端？又說，諸君不論事之真僞，只是處處爲學生說話，只是處處責備官廳，豈非諸君真欲附和姦人作亂耶？趙爾巽如此的橫蠻，所以消息也就越壞，紳界、中學界中稍爲膽小一點的，遂都消極起來，採取了教育會徐前會長的明哲保身的態度。而一直不肯退讓，一直邁往直前，一直不受謠言威脅的，已是很少數，而劉、楊兩先生則爲之中堅。後來得力於廖學章先生，從外國醫生那裏，取得了負責簽名的證明書，證明受傷學生委系被刺刀戳傷，而並非如官廳之所倡言，是學生自己以小刀裁的輕傷。而後，趙爾巽才因了害怕外國人的張揚和批評，遂讓了步，答應懲辦兇手，撤換提調，切諭巡警道從嚴管束警察，不許再向學界生事。對於撫慰學生一層，堅執不許，認爲過損官廳尊嚴，不免助長學生的驕風。
這事之後，劉先生雖隱然成爲學界的柱石，但是卻躲不過“秀出於林，風必摧之”的定律。官廳對於他，自然是側目以視，一方面也懷疑他當真是亂黨的頭子，即同是學界裏的同事們，也嫌他鋒棱太甚，不但罵人不留餘地，而且在許多事上還耿直得像一條棒，不通商量。大約定有許多使劉先生不堪再容忍的事罷，所以當他把我們學堂的招牌力爭更換之後，不久，已是再兩個月就要放寒假的時候，我們忽然聽聞劉先生已應了京師大學堂的史學教習的聘，很快的就要離開我們，到北京去啦。
我們那時不知道劉先生之所以不得不走的內情；我們那時都還是不通世故，不知情僞的孩子，也想不到要去探求那中間的曲折原因，以便設法解除，我們那時只是莫名其妙的感到一種很不愉快的心情，我們那時只是憑着我們直率的孩子舉動，自動的，一批一批的，去挽留劉先生，希望他不走。而留得最誠懇的，反是甲乙兩班學生，反是平日受訓斥最多的學生，反是一般爲管理人所最頭痛，認爲是桀驁不馴的學生。而劉先生哩，只是安慰我們，叫我們好好的遵守學堂規則，好好的讀書操學問，將來到社會上去，好好的作一個有用的人，卻絕口不言他爲什麼非走不可的理由。僅僅說，住一二年就回來的，本學期暫請陸絳之先生代理監督職務，陸先生是他佩服的朋友，學問人品都高，叫我們好好的聽管教。我們那時也真沒有想到像後世辦法，舉行一個什麼歡送會，大家在會場上說些違背良心的話，或發點牢騷之類，熱鬧熱鬧。
劉先生一直到走，差不多在兩年的監督任內，並沒有掛牌斥退過學生——自行退學的當然有——他的理論是，人性本惡、而教師之責，就在如何使其去惡遷善。如你認他果惡，而又不能教之善，是教師之過，而不能諉過於他。況乎學堂本爲教善之地，學堂不能容他，更叫他到何處去受教？再如他本不惡，因到學堂而習染爲惡，其過更在教者。沒有良心，理應碰頭自責，以謝他之父兄，更何能誣爲害馬，以斥退了之？
劉先生又常能“觀過知人”。（按：《論語》本爲知仁，朱晦庵解爲仁義之仁，我以爲與殷有三仁之亡，和“並有仁焉”同解，即仁者人也，古字多通用，不若直寫作人字爲便。）他的理論，以爲干犯學規的青年學生，正如泛駕之馬，其所以泛駕，蓋由精力超羣。苟能羈勒有道，必致千里。故對青年學生之動輒犯規，他並不視爲稀奇，他只處處提醒你，不要你重犯，不許你故犯。他希望你勉循規矩，出於自覺，而討厭的是面從心違，尤其討厭的是謬爲恭順，和假弸老成。
因此，劉先生才每每於相當時候，必將一般頑劣學生叫到身邊，切實告以爲人之道之後，必靄然曰：“凡人未違於道之先，孰能無過？要在自己知道是過，自己能改。聖人之過，如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改也人稍仰之。我望你們在這一端上，人人學聖人。”於是凡記了過的，都在這一篇訓誥之下，宣告取消，而大家也知道下次是不容再犯了。所以，在劉先生當監督的任內，我們學堂的學風，敢說是良好的，沒有故意與管理人爲過難，沒有轟走過教習，沒有聚衆向監督開過玩笑。但是在劉先生去後的兩年內，則不然了。平日最善良的學生，也會刁頑起來，平日凡是不在乎的學生，那更滿不在乎了。第一壞在陸絳之之固執成見，以爲管教之道，在乎嚴厲，嚴厲之方，又在乎立威示範。於是在他代理之初，便因一點小過失，斥退了六個學生，胡助便是其一。因爲罰不當罪，反爲學生所輕視；又因是非不明，便是純謹的學生也不能不學狡猾了。然而陸先生畢竟還是正派人，還懂得一些辦學道理，也還骨鯁無私。及至宣統二年，都永和來接任之後，才完成了把我們良好的學風徹底破壞到蹤影全無。由今思之，絲毫不解辦學爲何事的都永和，何以會爲周紫庭賞識，而聘爲我們學堂的監督？或者以都永和之爲人，頗像一個佐雜小吏，而能善於巴結上司乎？總之，都永和不但把分設中學弄得一團糟，而且還把分設中學的生命必誠必敬的送了終。
這裏，我只好談一件很小的事爲證。當我們要給劉先生開追悼會時，都永和不准我們在學堂裏辦，說是於體制不合——他之動輒鬧京腔，打官話，引用些不通的文句，以見笑於學生的事，幾個插班學生如曾琦（慕韓），如塗傳爵，都是在劉先生時代來插入丙班的，所以他們尚知道劉先生的一鱗一爪，如郭開真（沫若），如張其濟（澤安），則都是都永和時代來插入丙班的，已經不知道劉先生——都可證實。而且定還記得他那喇嘛綽號之由來——要我們到隔壁梓潼宮去辦。他起初態度很頑強，還訓斥我們爲不知禮。繼後，我們請了全堂教習去與之理論（陸絳之先生竟自開口罵起他來），他纔像打敗的牛一樣，屈服了。但臨到行禮時，都永和又妄作主張，只須向靈位三揖，而免去跪拜。他的理由是，以功名而論。劉先生是舉人，他是廩生，相去只有一間，以地位而論，劉先生是卸任監督，他是現任監督，似乎還高一篾片；以禮制論，已有上諭免去跪拜，而三揖已爲敬禮。陸絳之先生很生氣的道：“各行其是吧！”遂邁步上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一般教習先生，都毫無顧忌的效了陸先生的作法。都永和也貫徹了他的主張，作了三揖，只是把他所聘任的兩個監學難壞了。兩個都是慣寫別字的老秀才——可惜張森楷（石親）先生早死了，不然，他很可以告訴你們，他曾親眼看見這兩個秀才在監學室裏，要寫一張條子，叫泥工修葺房屋，寫到“葺”字，兩人商量了一會，還是寫成“茸”字——站在旁邊，不知何從。我親眼看見他兩個交頭接耳一會之後，也不跪拜，也不作揖，乘人不備，一溜而走，自以不得罪活人爲智。
像如此的監督，如此的管理人，以之爲劉先生之繼，誠然害了學堂，害了學生，卻也害了都永和本人。“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不其然歟？
劉先生的私生活，也值得一述。他當我們中學監督時並未將家眷攜來，身邊僅隨侍着一個兒子，即在乙班讀書的劉爾純。監督室恰在學堂中部兩間形同過廳的房內，一間是臥房，又是書齋，一間是客室，也是召集學生說話之所。劉先生在學堂的時候極多，遇有公事出門，也照例坐轎。他是舉人，有頂戴的，但我們從未看見他穿過公服，只有一件青緞馬褂。平常的衣履，並不華麗，但也不像名士派之不修邊幅，大抵樸素、整潔，款式不入時，也不故作古老。在學堂時，除了自己讀書和教課外，教務、監學辦事室和教習休息室二處，是常到的。巡視講堂，巡視自習室，巡視寢室，沒有一定的時間。學生有疾病，隨時都在問詢醫藥。廚房廁所必求清潔，但不考求與當時生活條件過於鑿枘的衛生。他不另自開飯，（這是當時各學堂所無。後來都永和繼任，首先立異的，便是監督的飯另開。起初只是菜蔬不同而已，其後還在大廚房之外，另設監督的小廚房。只不像餘舒——蒼一，又號沙園——任潼川府中學監督之特設監督專用廁所而已。據說，都是官派。）日常三餐，全在學生大食堂上同吃。學生吃什麼，他吃什麼。我們中學時代的伙食，的確遠勝於後世，而我們中學更較考究。桌上有白桌布，每人有白餐巾一方，每一桌只坐六人，上左右三方各二人，下方空缺，則各置錫茶壺一把，乾淨小飯碗一隻。早飯是乾飯，四素菜，一湯。午飯自然是乾飯，三葷菜，一素菜，一葷湯。晚飯也是乾飯，三素菜，一葷菜，一葷湯。不許添私菜，其實也無須乎私菜。但在都永和時代就不行了，菜壞了，也少了，也容許添私菜了。在打牙祭時，甚至可以飲酒，甚至可以飲酒搳拳，而學生並不叫都永和的好。菜蔬不求精緻、肥甘，但要作得有滋味，乾淨。設若菜裏飯裏吃出了臭味，或豬毛頭髮之類，不待學生申訴，他先就吵鬧起來。廚子捱罵之後，還要罰他每桌添菜一碗。所以當時若干學堂都有鬧食堂的風潮，而我們中學獨無。尤其是我們中學規矩，吃飯鈴子響後，學生須排了班，魚貫而入食堂，一齊就定位站着，必須監督、監學坐下，才能坐下舉箸。記得有一次，王光祈（潤璵）因爲在自習室收拾書籍，來不及排班，便從走廊的短欄處跳入行列。被一個監學拉出來道：“那不行，不許這樣苟且。”結果，罰他殿後，但並未記過。
劉先生死後，一直到如今，還未聽見有人給他作過小傳和行狀。從前我們太不留心了，連他編的講義，都未曾保留一份。如今要找他的著作，簡直萬難。民國三十一年我在重慶遇見楊滄白先生，談到這點，楊先生也浩談平生最抱歉的事，就是劉先生的詩文稿，原交他代管，都在這次逃亡中損失罄盡，今所餘者，僅爲楊先生所譯雅作的一篇序文而已。又因劉爾純世弟歸隱故鄉多年，甚至連劉先生的身世和家庭情形，以及有幾個世兄弟，幾個世姊妹，都不得而知。細想起來，全是我們之過。我們少數存留在成都的同學，也曾聚會過幾次，就是頂熱心而記憶力頂強的洪祥騮（開甫）談起劉先生的一切來，也未能彌補我們的缺憾。
劉先生已矣，而我們中學堂的地址猶存。今爲私立成公中學的一部分。四十年的風雨剝蝕，連房舍都不像樣了！而成公中學的老訓育羅爲禮（秉仁）猶是住丙班時的模樣，只是胖了，有了鬍子。
劉先生諱行道，字士志，清四川綏定府達縣舉人，清宣統二年夏病故北京，生卒年月，皆不能詳。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敬述。時正燠熱之後，大雨如注。
附 楊滄白先生七律一首成都送士志入京（己酉）
冠蓋京華憔悴行，忽將血淚向時傾。
一生知己惟劉琰，何日還山了向平？
細雨騎驢知劍外，彼風歸雁憶遼城；
會當各返鶴猿樂，白髮相看無世情。
序後贅言
我要謝謝王介平君，得虧他幾次婉轉催我，要我實踐爲他的《花與果》作序的宿諾，我才無可奈何的，乘數日陰雨之暇，寫成了這篇回憶。如其沒有這合適的機會，就連這一點小東西也無法着筆，真真無以報劉先生的恩意了！
王君爲人孤介骨鯁，爲我所喜。平生研究教育，從事教育，並將終身倚之，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又爲我所佩服。故在去年初次閱看他《花與果》稿子時，就自動許他寫一篇序，談談我們的現代教育。但是後來一想，我不是教育專家，而且脫離教書生活於今已十三年，縱然可以打胡亂說，不但不會中肯，還一定會貽笑方家，順帶連累了《花與果》的前途。越想越難着筆，幾乎要曳白了。不知如何，忽然想到《花與果》是爲一般中等女學生“說法”之作也，我何不將我們中學生活，回憶一段，以爲讀者的借鑑？雖然我不是女性。反至提筆一寫，自然而然就專寫了劉先生，並且不能自休，一來就是一萬五六千字，作爲一篇序看，不免是一頂矇頭蓋臉的大草帽。
雖然不像序，但不能說和正文的意思沒有絲毫關合，要關合得攏，就真不像序也罷。文章既是這樣寫出了，只好這樣送出去。用與不用，以及別人的議論如何，那我可不再管。
（原載1946年《風土什志》一卷六期
中華書局出版《花與果》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