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遠的理想，可並不是空想，他少年時傾向無政府主義，一度想和幾個朋友組織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沒有實現。他辦教育，也是理想主義的。最足以表現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馬湖的春暉中學，那時校長是已故的經子淵先生（亨頤）。但是他似乎將學校的事全交給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約集了一班氣味相投的教師，招來了許多外地和本地的學生，創立了這個中學。他給學生一個有詩有畫的學術環境，讓他們按着個性自由發展。學校成立了兩年，我也去教書，剛一到就感到一種平靜親和的氛圍氣，是別的學校沒有的。我讀了他們的校刊，覺得特別親切有味，也跟別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書，看出學生對文學和藝術的欣賞力和表現力都比別的同級的學校高得多。

　　但是理想主義的夏先生終於碰着實際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長經先生意見越來越差異，跟他的至親在學校任主要職務的意見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關係上還保持着對他們的友誼和親誼；一面在學校政策上卻堅執着他的主張，他的理論，不妥協，不讓步。他不用強力，只是不合作；終於他和一些朋友都離開了春暉中學。朋友中匡互生等幾位先生便到上海創辦立達學園；可是夏先生對辦學校從此灰心了。但他對教育事業並不灰心，這是他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又和一些朋友創辦開明書店，創辦《中學生雜誌》，寫作他所專長的國文科的指導書籍。《中學生雜誌》和他的書的影響，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終獻身於教育，獻身於教育的理想的人。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來獻身於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學工的，他對於文學和藝術的興趣，也許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響。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同事，校長就是經子淵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實踐感化教育，的確收了效果；我從受過他們的教的人可以親切的看出。後來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師。夏先生和我說過，那時他也認真的考慮過出家。他雖然到底沒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師的感動極大，他簡直信仰弘一師。自然他對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儀式上。他是熱情的人，他讀《愛的教育》，曾經流了好多淚。他翻譯這本書，是抱着佛教徒了願的精神在動筆的，從這件事上可以見出他將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這也正是他的從事教育事業的態度。他愛朋友，愛青年，他關心他們的一切。在春暉中學時，學生給他一個綽號叫做“批評家”，同事也常和他開玩笑，說他有“支配欲”。其實他只是太關心別人了，忍不住參加一些意見罷了。他的態度永遠是親切的，他的說話也永遠是親切的。

　　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