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卻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的。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拼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卻到二十一日才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曾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卻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卻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吃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柺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卻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此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爲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冶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即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到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爲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即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佈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爲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從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予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爲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地斫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知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伕、騾車伕等，在街上互相沖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爲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尚有目我爲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吃虧的。我們赴陝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才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託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牀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游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牀是非常穩固的，既不會氾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兩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地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牀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爲和緩，不致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墳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劃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雲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踊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裏爲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篷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劃。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搶堵”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是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劃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爲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份。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象！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卻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伕。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吃洋炮，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該剪下，並不想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並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腳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尚是架牀疊屋式的，爲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伕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爲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縴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歎號”的是“不準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地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地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麪的碗，我的一隻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瓷，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它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象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蹟。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沉靜和順了，古蹟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燬。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蹟。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蹟，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畢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纔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人的墳墓是無疑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存心要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樣的膽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看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搶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重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準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盡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爲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爲好聽，但細看它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蹟，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託，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爲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才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灞滻，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灞大橋，即是灞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爲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它的一個“瘦”字；它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匹光亮的綢緞。它如果是人，一定是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蹟雖然遊得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蹟，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爲避免看後的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陝西，人們就會聯想到聖人偷經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聖人去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罷。臥龍寺房屋甚爲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閒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後，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爲先世宦遊西安，所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褂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釦都沒有搭上；雖然拖着破鞋，但是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的鬍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地從門帷縫裏噴將出來，越加使我瞭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罷？”他連連地答說：“也不過以子代僕，以子代僕！”桌上攤着些字片畫片，據他說是方丈託他補描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裏多年，熟悉寺內一切傳授系統，即與定慧方丈也是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各處參觀。藏經共有五櫃，當初制櫃是全帶抽屜的，制就以後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後又只能放滿三櫃，所以兩櫃至今空着。櫃門外描有金採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尚清晰，但這五個櫃確是經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鹹同間，某年循舊例於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內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半乾不溼，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着的。但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晾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卻從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其實只是宋板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並將南藏缺本，鄭重地交我閱看，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聖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陝，考查盜經情節，與報載微有不同。報載追回地點雲在潼關，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尚未運出西安，即被陝人扣留。但陝人之以家藏古玩請聖人品評者，聖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爲數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聖人行檢，聖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聖人到陝，正在冬季，招待者問聖人說：“如缺少什麼衣服，可由這邊備辦。”聖人就援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雲。陝人之反對偷經最烈者，爲李宜之楊叔吉二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任水利局長；楊治醫學，留日學生，現任軍醫院軍醫。二人性情均極和順，言談舉止，沉靜而又委婉，可爲陝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於聖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聖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髮，爲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爲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爲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兩三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造未成的教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陝西受物質的限制，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鬥。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應答的是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裏，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許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它，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地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換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爲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爲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有圖畫、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甦，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畢過一班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爲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師學生尚有一部分是纏足的，然則不準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術學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藝術團體是“易俗社”。舊戲畢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極不易懂，凡是高古的東西，懂得的大抵只有兩種人，就是野人和學者。野人能在實際生活上得到受用，學者能用科學眼光來從事解釋，於平常人是無與的。以宗教爲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學者能解釋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爲例，惟有野人能應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學者能瞭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磷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爲沒有創造的能力，也沒有創造的興趣，所以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學者因爲富於研究的興趣，也富於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我一方不願爲學者，一方亦不甘爲野人，所以對於舊戲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歌詞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領悟，恐怕比現代歐洲人聽拉丁文還要困難；第二，滿場的空氣，被刺耳的鑼鼓，震動得非常混亂，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現代活用的言語，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舊戲大抵只取全部情節的一段或前或後，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齣戲演完以後，第二齣即刻接上，其中毫無間斷。有一個外國人看完中國戲以後，人家問他看的是什麼戲，他說：“剛殺罷頭的地方，就有人來喝酒了，這不知道是什麼戲。”他以爲提出這樣一個特點，人家一定知道什麼戲的了，而不知殺頭與飲酒也許是兩齣戲中的情節，不過當中銜接得太緊，令人莫名其妙罷了。我對於舊戲既這樣的外行，那麼我對於陝西的舊戲理宜不開口了，但我終喜歡說一說“易俗社”的組織。易俗社是民國初元張鳳翽作督軍時代設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其間辦事人時有更動，所以選戲的方針有時有變換，但爲改良秦腔，自編劇本，是始終一貫的。現在的社長，是一個紹興人，久官西安的呂南仲先生。承他引導我們參觀，並告訴我們社內組織；學堂即在戲館間壁，外面是兩個門，裏邊是打通的；招來的學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間有一字不識的，社中即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課程，而同時教練戲劇；待高小畢業以後，入職業特班，則戲劇功課居大半了。寢室、自修室、教室俱備，與普通學堂一樣，有花園，有草地，空氣很是清潔。學膳宿費是全免的，學生都住在校中。演戲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職業班。所演的戲，大抵是本社編的，或由社中請人編的，雖於腔調上或有些許的改變。但由我們外行人看來，依然是一派秦腔的舊戲。戲館建築是半新式的，樓座與池子像北京之廣德樓，而容量之大過之；舞臺則爲圓口而旋轉式，並且時時應用旋轉；亦有佈景，惟稍簡單；衣服有時亦用時裝，惟演時仍加歌唱，如慶華園之演《一念差》，不過唱的是秦腔罷了。有旦角大小劉者，大劉曰劉迪民，小劉曰劉箴俗，最受陝西人讚美。易俗社去年全體赴漢演戲，漢人對於小劉尤爲傾倒，有東梅西劉之目。張辛南先生嘗說：“你如果要說劉箴俗不好，千萬不要對陝西人說，因爲陝西人無一不是劉黨。”其實劉箴俗演得確不壞，我與陝西人是同黨的。至於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劉箴俗三個字，在陝西人的腦筋中，已經與劉鎮華三個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劉箴俗依然是個好學的學生，我在教室中，成績榜上，都看見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易俗社辦事諸君。易俗社現在已經獨立得住，戲園的收入竟能抵過學校的開支而有餘，宜乎內部的組織有條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獨立得住，原因還在於陝西人愛爲戲劇的性習。西安城內，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較爲舊式的秦腔戲園三、皮黃戲園一，票價也並不如何便宜，但總是滿座的，樓上單售女座，也竟沒有一間空廂，這是很奇特的。也許是陝西連年兵亂，人民不能安枕，自然養成了一種“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的人生觀。不然，就是陝西人真正愛好戲劇了。至於女客滿座，理由也甚難解。陝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極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極嚴。一天我在《新秦日報》（陝西省城的報紙共有四五種，樣子與《越鐸日報》《紹興公報》等地方報差不多，大抵是二號題目，四號文字。銷數總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內，如此而已）上看見一則甚妙的新聞，大意是：離西安城十數裏某鄉村演劇，有無賴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傷某姑嘴脣，大動衆怒，有衛戍司令部軍人某者，見義勇爲，立將佩刀拔出，砍下無賴子首級，懸掛臺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幾句論斷更妙，他說這真是快人快事，此種案件如經法庭之手，還不是與去年某案一樣含糊了事，任兇犯逍遙法外嗎。這是陝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人道觀念。城裏禮教比較的寬鬆，所以婦女竟可以大多數出來聽戲，但也許因爲相信城裏沒有強迫接吻的無賴。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乾似的酒，氣味比白乾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爲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象甚深，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爲潼關即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爲陝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制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壇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酬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酬酒所致。但我想酬酒即使飲一斗也是不會教人眠的，李白也許是飲的“鳳酒”罷，故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窪，滿盛甜水，俗曰“蜜勁殷”，蓋酬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鋪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加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無可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直、魯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蓋西安人說S，有一大部分代以F者，宜乎汽水變爲“汽費”，讀書變爲“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鋪，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豸旁一個富字罷，豸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Fu者也許是Su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提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 S 之音而代以 F 者，如“船”讀爲“帆”，“順水行船”讀爲“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S與F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D音都變爲ds，T音變爲ts，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餘，再賺一毛餘，四毛錢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爲“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陝西而外，給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們在黃河船上，就聽見關於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黃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總贊成夜泊於北岸，因爲北岸沒有土匪，夜間可以高枕無憂。（我這次的旅行，使我改變了土匪的觀念：從前以爲土匪必是白狼、孫美瑤、老洋人一般的，其實北方所謂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謂盜賊二者在內。紹興諸嵊一帶，近來也學北地時髦，時有大股土匪，擄人勒贖，有“請財神”與“請觀音”之目，財神男票，觀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賊骨頭”計算在土匪之內。來信中所云“樑上君子”，在南邊曰賊骨頭，北地則亦屬於土匪之一種，所謂黃河岸上之土匪者，賊而已矣。）我們本來打算從山西回來，向同鄉探聽路途，據談秦豫騾車可以渡河入晉，山西騾車不肯南渡而入豫秦，蓋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份，而山西則治安省份也。山西人之搖船與趕車者，從不知有爲政府當差的義務，豫陝就不及了。山西的好處，舉其犖犖大者，據聞可以有三：即一，全省無一個土匪；二，全省無一株鴉片；三，禁止婦女纏足是。即使政治方針上尚有可以商量之點，但這三件已經有足多了。固然，這三件在江浙人看來，也是了無價值，但因爲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陝人的缺點，所以在豫陝人的口碑上更覺有重大意義了。後來我們回京雖不走山西，但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舟行山西河南之間，一望便顯出優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樂縣附近一個村子，住戶只有幾家，遍地都種花紅樹，主人大請我們吃花紅，在樹上隨摘隨吃，立着隨吃隨談，知道本村十幾戶共有人口約百人，有小學校一所，村中無失學兒童，亦無遊手好閒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說，便宜而至於白吃，新鮮而至於現摘，是生平第一次，我與魯迅先生也都說是生平第一次。
隴海路經過洛陽，我們特爲下來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陽的旅店以“洛陽大旅館”爲最好，但一進去就失望，洛陽大旅館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陽大旅館。放下行李以後，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績，只覺得跑來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鋪也有幾家，但貨物不及長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們在外面吃完晚飯以後匆匆回館。館中的一夜更難受了。先是東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組，鬧得個天翻地覆。十一時餘“西藏王爺”將要來館的消息傳到了。這大概是班禪喇嘛的先驅，洛陽人叫做“到吳大帥裏來進貢的西藏王爺”的。從此人來人往，鬧到十二點多鐘，“西藏王爺”才穿了棗紅寧綢紅裏子的夾袍翻然蒞止。帶來的翻譯，似乎漢語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兩面，並沒有多少話。過了一會，我到窗外去偷望，見紅裏紅外的袍子已經脫下，“西藏王爺”卻卸了土布白小褂褲，在牀上懶懶地躺着，腳上穿的並不是怎麼樣的佛鞋，卻是與郁達夫君等所穿的時下流行的深樑鞋子一模一樣。大概是夾袍子裹得太熱了，外傳有小病，我可證明是的確的。後來出去小便，還是由兩個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靜下去，王爺的局面鬧了；王爺的局面剛靜下，妓女的局面又鬧了。這樣一直到天明，簡直沒有睡好覺。次早匆匆地離開洛陽了，洛陽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爺”與妓女。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跡，但不知怎樣，我對於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爲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雲。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後來才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即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這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裏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定以後再做一番疏浚並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這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後可以一勞永逸了。
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卻以秦遊記見勖，乃用偷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伏園
一九二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