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首甲等的批評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一篇詩，是罵胡秋原“丟那媽”的，此外，罵加上一些恐嚇的話，例如“切西瓜”——斫腦袋之類。胡秋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們不想在此地來說，因爲對於這個問題其實不關重要。問題倒發生於魯迅給《文學月報》一封信說“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而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東平的四個人就出來判定魯迅“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現代文化》雜誌第二期）。
首甲等對於恐嚇和辱罵的辯護是：
（一）“革命的工農確實沒有嚇人的鬼臉”，然而“這是對某一階級同情者說的，對別一階級即使你再斯文些，在他看來，無論如何都是嚇人的鬼臉”，因此，恐嚇“有什麼不可以”？
（二）“一時憤恨之餘的斥罵，也並不怎樣就成爲問題，而且也無‘笑罵’與‘辱罵’的分別。只要問罵得適當與否，並不是‘丟那媽，就是辱罵，‘叭兒狗’就是笑罵。……”
這是說恐嚇和辱罵也算戰鬥，而且不這樣就會變成“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說法”，就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論”！
革命當然要流血的，然而嘴裏喊一聲“斫你的腦袋”還並不就是真正革命的流血。何況文化鬥爭之中，就是對付正面的敵人，也要在“流血”的過程裏同時打碎他們的“理論”的陣地。當你只會喊幾聲“切西瓜”的時候，就要被敵人看做沒有能力在理論上來答辯了，而一般廣大的羣衆並不能夠明白敵人“理論家”的欺騙。國際的革命思想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幾十年來沒有一次是用“切你的西瓜”那樣的恐嚇來戰勝反動思想和欺騙的理論的！這種恐嚇其實是等於放棄思想戰線上的戰鬥。剝削階級明明知道革命對於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並不是嚇人的鬼臉，而他們爲着要嚇退正在劇烈的革命化的羣衆，故意要造謠、污衊、誣陷。敵人所造作的那些“放火殺人”之類的謠言，正是要把這種鬼臉硬套在先進的工農頭上，——敵人的可惡就在於他們故意把只對於自己有害的革命說得像魔鬼似的，彷彿要吃盡一切活人。現在有人出來多喊幾聲“斫”和“切”，那就很像替敵人來證實那些誣陷。首甲等的說法是：對於剝削階級，革命反正都是“嚇人的鬼臉”，因此多扮些嚇人的鬼臉，“有什麼不可以”！這對於革命的隊伍是極有害的空談。革命的工農不能夠不宣佈首甲等的意見決不是他們的意見。
所以說“恐嚇決不是戰鬥”的魯迅決沒有什麼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而自己願意戴上鬼臉的首甲等卻的確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
至於“丟那媽”之類的辱罵，那更是明顯的無聊的口吻。首甲等把胡秋原認爲革命的販賣手，但是他們卻喜歡和胡秋原較量罵人的本領。胡秋原罵什麼“人首畜鳴”，“人類以下的存在”，而首甲等就說罵“丟那媽”“並不比胡秋原……更爲無聊”。何以胡秋原無聊，而首甲等就擁護同等無聊的回罵呢？他們說：“伊里奇在許多理論著作上，尚且罵考茨基爲叛徒。”然而“叛徒”和“丟那媽”是絕對不同的。“叛徒”有確定的政治上的意義，而且考茨基的的確確是叛徒。而芸生的“丟那媽”，卻不會損害着胡秋原反動理論的分毫。芸生和首甲等的錯誤，決不在於他們攻擊胡秋原“過火”了，而在於他們只用辱罵來代替真正的攻擊和批判。我們分析某種論調，說它客觀上替剝削階級服務，或是削弱革命的力量，把這些“理論家”比作“走狗”、“叭兒狗”，——這都有確定的意義的，雖然是笑罵的字句，而表現着批判的暴露的意義。至於“丟那媽”，以及祖宗三代牽纏着辱罵，卻只是承受些封建宗法社會的“文化遺產”的弱點，表示些無能的“氣急”。
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裏，羣衆自己用社會的輿論的制裁克服這類的惡習慣，認爲這是文化革命的一種任務；而首甲等，自命爲負起文化革命責任的人們，卻以爲必須這樣辱罵纔不右傾！而且還要問罵得適當與否！在理論的戰鬥之中，無論對於什麼人，無論是保皇黨，是法西斯蒂，這種辱罵都不會是“適當”的。這固然並不是什麼大問題，——暫時，在下層民衆受着統治階級的文化上的束縛的時候，他們往往會順口的把這種辱罵當做口頭禪，——然而“革命詩人”要表示“憤恨”的時候，他還應當記得自己的“革命”是爲着羣衆，自己的詩總也是寫給羣衆讀的，他難道不應當找些真正能夠表現憤恨的內容的詞句給羣衆，而只去鈔[抄]襲宗法社會裏的辱罵的濫調？除非是隻想裝些兇狠的鬼臉，而不是什麼真正的革命詩人，纔會如此。
所以魯迅說“辱罵決不是戰鬥”是完全正確的。替這種辱罵來辯護，那纔不知道是什麼傾向的什麼主義了。可以說，這是和封建“文化”妥協的尾巴主義。
首甲等自己說，要“以尖銳的詞鋒揭破穿着漂亮外衣的奸細”。然而他們在自己所擁護的芸生的詩篇裏，卻只舉出“丟那媽”作爲尖銳的詞鋒。他們說普洛[羅]文化運動的任務不應當降低，說“我們的詩人”應當與鬥爭的實踐聯繫。但是，他們所謂詩和鬥爭之間的聯繫卻只是寫幾句“切西瓜”之類的句子。這種恐嚇和辱罵顯然不能夠揭穿什麼奸細的漂亮外衣，顯然反而降低了普洛[羅]文化運動的任務。他們擁護這樣的立場，也就不會有“健全的階級意識”。的確，他們的立場是離開真正的戰鬥，而用一些空洞的詞句，阿Q式的咒罵和自欺，來代替戰鬥了。
我們認爲魯迅那封“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的信倒的確是提高文化革命鬥爭的任務的，值得我們研究的；我們希望首甲等不單在口頭上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而能夠正確的瞭解和糾正自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