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在北京，有一次，也是這麼一個秋風生動的日子，我把一個人的感想比作落葉，從生命那樹上掉下來的葉子。落葉，不錯，是衰敗和凋零的象徵，它的情調幾乎是悲哀的。但是那些在半空裏飄搖，在街道上顛倒的小樹葉兒，也未嘗沒有它們的嫵媚，它們的顏色，它們的意味，在少數有心人看來，它們在這宇宙間並不是完全沒有地位的。“多謝你們的摧殘，使我們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它們彷彿對無情的秋風說：“勞駕你們了，把我們踹成粉，蹂成泥，使我們得到解脫，實現消滅，”它們又彷彿對不經心的人們這麼說。因爲看着，在春風回來的那一天，這叫卑微的生命的種子又會從冰封的泥土裏翻成一個新鮮的世界。它們的力量，雖則是看不見，可是不容疑惑的。

　　我那是感着的沉悶，真是一種不可形容的沉悶。它彷彿是一座大山，我整個的生命叫它壓在底下。我那是的思想簡直是毒的，我有一首詩，題目就叫《毒藥》，開頭的兩行是──

　　今天不是，我唱歌的日子，我口邊涎着獰惡的冷笑，不是我說笑的日子，我胸懷間插着發冷光的刀劍。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惡毒的，因爲這世界是惡毒的，我的靈魂是黑暗的，因爲太陽已經滅絕了光彩，我的聲調，像是墳堆裏的夜梟，因爲人間已經殺盡了一切的和諧，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責問他的仇人，因爲一切的恩已經讓路一切的怨。

　　◇

　　我借這一首不成形的咒詛的詩，發泄了成一腔的悶氣，但我卻並不絕望，並不悲觀，在極深刻的沉悶的底裏，我那時還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嬰兒》──那首不成形詩的最後一節──那詩的後段，在描寫一個產婦在她生產的受罪中，還能含有希望的句子。

　　在我那時帶有預言性的想像中，我想望着一個偉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葉》的末尾，我還有勇氣來對待人生的挑戰，鄭重地宣告一個態度，高聲的喊一聲“Everlasting Yea”。

　　“Everlasting Yea”；“Everlasting Yea”一年，一年，又過去了兩年。這兩年間我那時的想望實現了沒有？那偉大的“嬰兒”有出世了沒有？我們的受罪取得了認識與價值沒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還只是那一大堆醜陋的蠻腫的沉悶，壓得癟人的沉悶，籠蓋着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它在我經絡裏，在我的血液裏。我不能抵抗，我再沒有力量。

　　我們靠着維持我們生命的不僅是麪包。不僅是飯，我們靠着活命的，是一個詩人的話，是情愛、敬仰心、希望。“We　Live　by　love，admiration　and　hope”這話又包涵一個條件，就是說這世界這人類能承受我們的愛，值得我們的敬仰，容許我們的希望的。但現代是什麼光景？人性的表現，我們看得見聽得到的，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我們都不是外人，用不着掩飾，實在也無從掩飾，這裏沒有什麼人性的表現，除了醜惡、下流、黑暗。太醜惡了，我們火熱的胸膛裏有愛不能愛，太下流了，我們有敬仰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們要希望也無從希望。太陽給天狗吃了去，我們只能在無邊的黑暗中沉默着，永遠的沉默着！這彷彿是經過一次強烈的地震的悲慘。思想、感情、人格，全給震成了無可收拾的斷片，也不成系統，再也不得連貫，再也沒有發現。但你們在這個時候要我來講話，這使我感着一種異樣的難受。難受，因爲我自身的悲慘。難受，尤其因爲我感到你們的邀請不止是一個尋常講話的邀請，你們來邀我，當然不是要什麼現成的主義，那我是外行，也不爲什麼專門的學識，那我是草包，你們明知我是一個詩人，他的家當，除了幾座空中的樓閣，至多隻是一顆熱烈的心。你們邀我來也許在你們中間也有同我一樣感到這時代的悲哀，一種不可解脫不能擺脫的況味，所以要我這同是這悲哀沉悶中的同志來，希冀萬一，可以給你們打幾個幽默的比喻，說一點笑話，給一點子安慰，有這麼小小的一半個時辰，彼此可以在同情的溫暖中忘卻了時間的冷酷。因此我躊躇，我來怕沒有什麼交代，不來又於心不安。我也曾想選幾個離着實際的人生較遠些的事兒來和你們談談，但是相信我，朋友們，這念頭是枉然的，因爲不論你思想的起點是星光是月是蝴蝶，只一轉身，又逢着了人生的基本問題，冷森森的豎着像是幾座攔路的墓碑。

　　不，我們躲不了它們：關於這時代人生的問號，小的、大的、歪的、正的，像蝴蝶的繞滿了我們的周遭。正如在兩年前它們逼迫我宣告一個堅決的態度，今天它們還是逼迫着要我來表示一個堅決的態度。也好，我想，這是我再來清理一次我的思想的機會，在我們完全沒有能力解決人生問題時，我們只能承認失敗。但我們當前的問題究竟是些什麼？如其它們有力量壓倒我們，我們至少也得擡起頭來認一認我們敵人的面目。再說譬如醫病，我們先得看清是什麼病而後用藥，纔可以有希望治病。說我們是有病，那是無可置疑的。但病在哪一部，最重要的徵候是什麼，我們卻不一定答得上。至少，各人有各人的答案，決不會一致的。就說這時代的煩悶：煩悶也不能憑空來的不是？它也得有種種造成它的原因，它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也得查個明白。換句話說，我們先得確定我們的問題，然後再試第二步的解決。也許在分析我們病症的研究中，某種對症的醫法，就會不期然的顯現。我們來試試看。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想像一班樂觀派的先生們冷眼的看着我們好笑。他們笑我們無事忙，談什麼人生，談什麼根本問題。人生根本就沒有問題，這都那玄學鬼鑽進了懶惰人的腦筋裏在那裏不相干的搗玄虛來了！做人就是做人，重在這做字上。你天性喜歡工業，你去找工程事情做去就得。你愛談整理國故，你尋你的國故整理去就得。工作，更多的工作，是唯一的福音。把你的腦力精神一齊放在你願意做的工作上，你就不會輕易發揮感傷主義，你就不會無病呻吟，你只要盡力去工作，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這話初聽倒是又生辣又幹脆的，本來末，有什麼問題，做你的工好了，何必自尋煩惱！但是你仔細一想的時候，這明白曉暢的福音還是有漏洞的。固然這時代很多的呻吟只是懶鬼的裝病，或是虛幻的想像，但我們因此就能說這時代本來是健全的，所謂病痛所謂煩惱無非是心理作用了嗎？固然當初德國有一個大詩人，他的偉大的天才使他在什麼心智的活動中都找到趣味，他在科學實驗室裏工作得厭倦了，他就跑出來帶住一個女性就發迷，西洋人說的“跌進了戀愛”；回頭他又厭倦了或是失戀了，只一感到煩惱，或悲哀的壓迫，他又趕快飛進了他的實驗室，關上了門，也關上了他自己的感情的門，又潛心他的科學研究去了。在他，所謂工作確是一種救濟，一種關欄，一種調劑，但我們怎能比得？我們一班青年感情和理智還不能分清的時候，如何能有這樣偉大的剋制的工夫？所以我們還得來研究我們自身的病痛，想法可能的補救。

　　並且這工作論是實際上不可能的。因爲假如社會的組織，果然能容得我們各人從各人的心願選定各人的工作並且有機會繼續從事這部分的工作，那還不是一個黃金時代？“民各其業，安其生”。還有什麼問題可談的？現代是這樣一個時候嗎？商人能安心做他的生意，學生能安心讀他的書，文學家能安心做他的文學嗎？正因爲這時代從思想起，什麼事情都顛倒了，混亂了，所以纔會發生這普通的煩悶病，所以纔有問題，否則認真吃飽了飯沒有事做，大家甘心自尋煩惱不成。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病症。

　　第一個顯明的症候是混亂。一個人羣社會的存在與進行是有條件的。這條件是種種體力與智力的活動的和諧的合作，在這諸種活動中的總線索，總指揮，是無形跡可尋的思想，我們簡直可以說哲理的思想，它順着時代或領着時代規定人類努力的方面，並且在可能時給它一種解釋，一種價值的估定與意義的發見。思想是一個使命，是引導人類從非意識的以至無意識的活動進化到有意識的活動，這點子意識性的認識與覺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光榮的一種勝利，也是最透徹的一種快樂。果然是這部分哲理的思想，統轄得往這人羣社會全體的活動，這社會就上了正軌；反面說，這部分思想要是失去了它那總指揮的地位，那就壞了，種種體力和智力的活動，就隨時隨地有發生衝突的可能，這重心的抽去是種種不平衡現象主要的原因。現在的中國就吃虧在沒有了這個重心，結果什麼都豁了邊，都不合式了。我們這老大國家，說也可慘，在這百年來，根本就沒有思想可說。從安逸到寬鬆，從怠惰到着忙，從着忙到瞎闖，從瞎闖到混亂，這幾個形容詞我想可以概括近百年來中國的思想史，──簡單說，它完全放棄了總指揮的地位，沒有了統系，沒有了目標，沒有了和諧，結果是現代的中國：一團混亂。

　　混亂，混亂，哪兒都是的。因爲思想的無能，所以引起種種混亂的現象，這是一步。再從這種種的混亂，更影響到思想本體，使它也傳染了這混亂。好比一個人因爲身體軟弱才受外感，得了種種的病，這病的蔓延又回過來銷蝕病人有限的精力，使他變成更軟弱了，這是第二步。經濟，政治，社會，哪兒不是蹊蹺，哪兒不是混亂？這影響到個人方面是理智與感情的不平衡，感情不受理智的節制就是意氣，意氣永遠是浮的，淺的，無結果的；因爲意氣佔了上風，結果是錯誤的活動。爲了不曾辨認清楚的目標，我們的文人變成了政客，研究科學的，做了非科學的官，學生拋棄了學問的尋求，工人做了野心家的犧牲。這種種混亂現象影響到我們青年是造成煩悶心理的原因的一個。

　　這一個徵候──混亂──又過渡到第二個徵候──變態。什麼是人羣社會的常態？人羣是感情的結合。雖則盡有好奇的思想家告訴我們人是互殺互害的，或是人的團結是基本於怕懼的本能，雖則就在有秩序上軌道的社會裏，我們也看得見惡性的表現，我們還是相信社會的紀綱是靠著積極的感情來維繫的。這是說在一常態社會天平上，愛情的份量一定超過仇恨的份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互殺的現象。但在一個社會沒有了負有指導使命的思想的中心的情形之下，種種離奇的變態的現象，都是可能的產生了。

　　一個社會不能供給正常的職業時，它即使有嚴厲的法令，也不能禁止盜匪的橫行。一個社會不能保障安全，獎勵恆業恆心，結果原來正當的商人，都變成了拿妻子生命財產來做買空賣空的投機家。我們只要翻開我們的日報：就可以知道這現代的社會是常態是變態。攏統一點說，他們現在只有兩個階級可分，一個是執行恐怖的主體，強盜、軍隊、土匪、綁匪、政客、野心的政治家，所有得勢的投機家都是的，他們實行的，不論明的暗的，直接間接都是一種恐怖主義。還有一個是被恐怖的。前一階級永遠拿着殺人的利器或是類似的東西在威嚇着，壓迫着，要求滿足他們的私慾，後一階級永遠在地上爬着，發着抖，喊救命，這不是變態嗎？這變態的現象表現在思想上就是種種荒謬的主義離奇的主張。攏統說，我們現在聽得見的主義主張，除了平庸不足道的，大就是計算領着我們向死路上走的。這不是變態嗎？

　　這種種的變態現象影響到我們青年，又是造成煩悶心理的原因的一個。

　　這混亂與變態的觀衆又協同造成了第三種的現象──一切標準的顛倒。人類的生活的條件，不僅僅是衣食住；“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我們一講到人道，就不能脫離相當的道德觀念。這比是無形的空氣，他的清鮮是我們健康生活的必要條件。我們不能沒有理想，沒有信念，我們真生命的寄託決不在單純的衣食間。我們崇拜英雄──廣義的英雄──因爲在他們事業上表現的品性裏，我們可以感到精神的滿足與靈感，鼓舞我們更高尚的天性，勇敢的發揮人道的偉大。你崇拜你的愛人，因爲她代表的是女性的美德。你崇拜當代的政治家，因爲他們代表的是無私心的努力。你崇拜思想家，因爲他們代表的是尋求真理的勇敢。這崇拜的涵義就是標準。時代的風尚儘管變遷，但道義的標準是永遠不動搖的。這些道義的準則，我們向時代要求的是隨時給我們這些道義準則的具體的表現。彷彿是在渺茫的人生道上給懸着幾顆照路的明星。但現在給我們的是什麼？我們何嘗沒有熱烈的崇拜心？我們何嘗不在這一件那一件事上，或是這一個人物那一個人物的身上安放過我們迫切的期望。但是，但是，還用我說嗎！有哪一件事不使我們重大的迷惑，失望，悲傷？說到人的方面，哪有比普通的人格的破產更可悲悼的？在不知哪一種魔鬼主義的秋風裏，我們眼見我們心目中的偶像敗葉似的一個個全掉了下來！眼見一個個道義的標準，都叫醜惡的人格給沾上了不可清洗的污穢！標準是沒有了的。這種種道德方面人格方面顛倒的現象，影響到我們青年，又是造成煩悶心理的原因的一個。

　　跟着這種種症候還有一個驚心的現象，是一般創作活動的消沉，這也是當然的結果。因爲文藝創作活動的條件是和平有秩序的社會狀態，常態的生活，以及理想主義的根據。我們現在卻只有混亂、變態，以及精神生活的破產。這彷彿是拿毒藥放進了人生的泉源，從這裏流出來的思想，哪還有什麼真善美的表現？

　　這時代病的症候是說不盡的，這是最複雜的一種病，但單就我們上面說到的幾點看來，我們似乎已經可以採得一點消息，至少我個人是這麼想。──那一點消息就是生命的枯窘，或是活力的衰耗。我們所以得病是爲我們生活的組織上缺少了思想的重心，它的使命是領導與指揮。但這又爲什麼呢？我的解釋，是我們這民族已經到了一個活力枯窘的時期。生命之流的本身，已經是近於乾涸了：再加之我們現得的病，又是直接克伐生命本體的致命症候，我們怎能受得住？這話可又講遠了，但又不能不從本原上講起。我們第一要記得我們這民族是老得不堪的一個民族。我們知道什麼東西都有它天限的壽命；一種樹只能青多少年，過了這期限就得衰，一種花也只能開幾度花，過此就爲死（雖則從另一種看法，它們都是永生的，因爲它們本身雖得死，它們的種子還是有機會繼續髮長）。我們這棵樹在人類的樹林裏，已經算得是壽命極長的了。我們的血統比較又是純粹的，就連我們的近鄰西藏滿蒙的民族都等於不和我們混合。還有一個特點是我們歷來因爲四民制的結果，士之子恆爲士，商之子恆爲商，思想這任務完全爲士民階級的專利，又因爲經濟制度的關係，活力最充足的農民簡直沒有機會讀書，因爲士民階級形成了一種孤單的地位。我們要知道知識是一種墮落，尤其從活力的觀點看，這士民階級是特別墮落的一個階級，再加之我們舊教育觀念的偏窄，單就知識論，我們思想本能活動的範圍簡直是荒謬的狹小。我們只有幾本書，一套無生命的陳腐的文學，是我們唯一的工具。這情形就比是本來是一個海灣，和大海是相通的，但後來因爲沙地的脹起，這一灣水漸漸隔離它所從來的海，而更成了湖。這湖原先也許還承受得着幾股山水的來源，但後來又經過陵谷的變遷，這部分的來源也斷絕了，結果這湖又幹成一隻小潭，乃至一小潭的止水，長滿了青苔與萍梗，純遲遲的眼看得見就可以完全乾涸了去的一個東西。這是我們受教育的士民階級的相仿情形。現在所謂知識亦無非是這潭死水裏的比較泥草鬆動些風來還多少吹得縐的一窪臭水，別瞧它矜矜自喜，可憐它能有多少前程？還能有多少生命？

　　所以我們這病，雖則症候不止一種，雖然看來複雜，歸根只是中醫所謂氣血兩虧的一種本原病。我們現在所感覺的煩悶，也只見沉浸在這一窪離死不遠的臭水裏的氣悶，還有什麼可說的？水因爲不流所以滋生了草，這水草的脹性，又幫助浸幹這有限的水。同樣的，我們的活力因爲斷絕了來源，所以發生了種種本原性的病症，這些病又回過來侵蝕本源，幫助消盡這點僅存的活力。

　　病性既是如此，那不是完全絕望了嗎？

　　那也不是這麼容易。一棵大樹的凋零，一個民族的衰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兒。我們當然還是要命。只是怎麼要法，是我們的問題。我說過我們的病根是在失去于思想的重心，那又是原因於活力的單薄。在事實上，我們這讀書階級形成了一種極孤單的狀況，一來因爲階級關係它和民族裏活力最充足的農民階級完全隔絕了，二來因爲畸形教育以及社會的風尚的結果，它在生活方面是極端的城市化、腐化、奢侈化、惰化，完全脫離了大自然健全的影響變成自蝕的一種蛀蟲，在智力活動方面，只偏向於纖巧的淺薄的詭辯的乃至於程式化的一道，再沒有創造的力量的表示，漸次的完全失去了它自身的尊嚴以及統轄領導全社會活動的無上的權威。這一沒有了統帥，種種紊亂的現象就都跟着來了。

　　這畸形的發展是值得尋味的。一方面你有你的讀書階級，中了過度文明的毒，一天一天往腐化僵化的方向走，但你卻不能否認它智力的發達，只因爲道義標準的顛倒以及理想主義的缺乏，它的活動也全不是在正理上。就說這一堂的翩翩年少──尤其是文化最發旺的江浙的青年，十個慮有九個是弱不禁風的。但問題還不：全在體力的單薄，尤其是智力活動本身是有了病，它只有毒性的戟刺，沒有健全的來源，沒有天然的資養。纖巧的新奇的思想不是我們需要的，我們要的是從豐滿的生命與強健的活力裏流露出來純正的健全的思想，那纔是有力量的思想。

　　同時我們再看看佔我們民族十分之八九的農民階級。他們生活的簡單，腦筋的簡單，感情的簡單，意識的疏淺，文化的定位，幾於使他們形成一種僅僅有生物作用的人類。他們的肌肉是發達的，他們是能工作的，但因爲教育的不普及，他們智力的活動簡直的沒有機會，結果按照生物學的公例，因無用而退化，他們的腦筋簡直不行的了。鄉下的孩子當然比城市的孩子不靈，粗人的子弟當然比上不書香人的子弟，這是一定的。但我們現在爲救這文化的性命，非得趕快就有健全的活力來補充我們受足了過度文明的毒的讀書階級不可。也有人說這讀書階級是不可救藥的了，希望如其有，是在我們民族裏還未經開化的農民階級。我的意思是我們應得利用這部分未開鑿的精力來補充我們開鑿過分的士民階級。講到實施，第一得先打破這無形的階級界限以及省分界限。通婚和婚是必要的，比較的說，廣東、湖南乃至北方人比江浙人健全得多，鄉下人比城裏人健全得多，所以江浙人和北方人非得儘量的通婚，城市人非得與農人儘量的通婚不可。但是這話說着容易，實際上是極困難的。講到結婚，誰願意放棄自身的豔福，爲的是渺茫的民族的前途上，哪一個翩翩的少年甘心放着窈窕風流的江南女郎不要，而去鄉村找粗蠢的大姑娘作配，誰肯不就近結識血統逼近的姨妹表妹乃至於同學妹，而肯遠去異鄉到口音不相通的外省人中間去尋配偶？這是難的，我知道。但希望並不見完全沒有──這希望完全是在教育上。第一我們得趕快認清這時代病無非是一種本原病，什麼混亂的變態的現象，都無非是顯示生命的缺乏。這種種病，又都就是直接克伐生命的，所以我們爲要文化與思想的健全，不能不想方法開通路子，使這幾窪孤立的呆定的死水重複得到天然泉水的接濟，重複靈活起來，一切的障礙與淤塞自然會得消滅──思想非得直接從生命的本體裏熱烈的迸裂出來纔有力量，纔是力量。這過度文明的人種非得帶它回到生命的本源上去不可，它非得重新生過根不可。按着這個目標，我們在教育上就不能不極力推廣教育的機會到健全的農民階級裏去，同時獎勵階級間的通婚。假如國家的力量可以干涉到個人婚姻的話，我們僅可以用強迫的方法叫你們這些翩翩的少年都去娶鄉下大姑娘子，而同時把我們窈窕風流的女郎去嫁給農民做媳婦。況且誰都知道，我們現在擇偶的標準本身就是不健全的。女人要嫁給金錢、奢侈、虛榮、女性的男子；男人的口味也是同樣的不妥當。什麼都是不健全的，喔，這毒氣充塞的文明社會！在我們理想實現的那一天，我們這文化如其有救的話，將來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與農民的特長，體力與智力得到均平的發展，從這類健全的生命樹上，我們可以盼望吃得着美麗鮮甜的思想的果子！

　　至於我們個人方面，我也有一部分的意見，只是今天時光侷促了怕沒有機會發揮，但總結一句話，我們要認清我們是什麼病，這病毒是在我們一個個你我的身體上，血液裏，無容諱言的。只要我們不認錯了病多少總有辦法。我的意見是要多多接近自然，因爲自然是健全的純正的影響，這裏面有無窮盡性靈的資養與啓發與靈感。這完全靠我們各個自覺的修養。我們先得要立志不做時代和時光的奴隸，我們要做我們思想和生命的主人，這暫時的沉悶決不能壓倒我們的理想，我們正應得感謝這深刻的沉悶，因爲在這裏，我們才感悟着一些自度的消息，如我方纔說的，我們還是得努力，我們還是得堅持，我們的態度是積極的。正如我兩年前《落葉》的結束是喊一聲Everlasting　Yea，我今天還是要你們跟着我來喊一聲Everlasting　Yea。

　　（原刊《秋》，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