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民元前十年（1902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民元前十年～前八年夏，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民元前八年秋～前六年春，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民元前六年春～前三年春，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民元前三年春～前二年夏，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民元前二年秋～前一年冬，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民国元年春～十五年夏，民国元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民国九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民国十五年秋冬，任厦门大学教授
民国十六年春夏，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民国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民元前十年秋至民国十六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民国六年冬～九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十六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
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
“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忻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
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像太险了的缘故吧，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
呜呼鲁迅！不幸而有此病，带病奋斗，所向无敌，而终于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心境的寂寞，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试读他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集外集·题彷徨》）“惯于长夜过春时”，（《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可想见其内心含着无限的痛苦，又读他去年的一首《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
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
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
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阅寂，
起看星斗正阑干。
俯仰身世，无地可栖，是何等的悲凉孤寂！
（二）精力的剥削，他的生命是整个献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可说是实践到底，毫无愧色的。可是我们同胞没有让他能够好好地整个儿贡献，倒是重重剥削，各各脔分，有许多人都争着挖取他的精神的一分。有些书店老板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还有，他的生前和死后，版权毫无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层出不穷，单是一本《南腔北调集》，改头换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种。自政府以至人民，自亲朋以至社会，有谁曾经保护过他点什么，赠给过他点什么？毕生所受的只有压迫、禁锢、围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这个也汲取，那个也汲取，既没有养活的源头，自然容易枯掉。
（三）经济的窘迫，他的生活只靠版税和卖稿两种收入，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起，卖稿也很费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阴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便可窥见他的隐痛了。
在日本，虽有几个杂志社很欢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颇优，只是他不愿多写，必待屡次被催，实在到了情不可却的时候，才写出一点寄去，因为他自己知道文章里免不了调刺友邦。例如《我要骗人》的末尾有云：
写着这样文章，也不是怎样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了，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
三、生平和著作
鲁迅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
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
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欲明此意，只将《呐喊》中的《阿Q正传》和《彷徨》中的《祝福》两篇，比照对看便知。
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有人以为鲁迅多怒，好骂是一个缺点。骂他者和被骂者都不是他的敌手，实在不值得费这许多光阴，花这许多气力去对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殊不知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对人是持平等观的，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于要轻蔑。但是即使轻蔑也还带着悲悯之心，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轻蔑着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我从来不曾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秤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就可以概见其余。当一九二五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许多人大开书目，陆续发表，连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叫做：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有附注（见《华盖集》）。可见自命为青年的导师的，不见得胜任愉快，而他的谨慎工夫，则真可为青年的领导。
又有人以为鲁迅多疑，这是确的，他曾经有自白，例如《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其一有云：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然而旧社会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凶残，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这又从何说起呢！例如《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所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又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调集》）里说得很明白：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这种使人扫兴的事，那些更“‘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故’不谈”者决不会做，而鲁迅热情难遏，偏要“说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竟不幸而孤寂穷苦以终，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
然而，我确信将来他是愈远愈伟大的。现在就引用他的《战士和苍蝇》（《华盖集》）中的几句话作为结束吧。
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民十一，八，鲁迅逝世后十九日
附记
自鲁迅逝世后，各方纪念文字看得不少，个人觉得许季上先生一首挽诗，最足以显示鲁迅的真精神，附录于此，以申同契。
哭周豫才兄
许丹
惊闻重译传穷死，（十月十九日夜，见日文《晚报》载兄死讯，述垂死前情况至为凄切，不忍再读。）
坐看中原失此人。两纪交情成逝水，一生襟抱向谁陈。于今欲杀缘无罪，（子贡子路相与言曰：“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异世当知仰大仁。（见慈仁恻恒，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树削迹，厄之至死。）岂独延陵能挂剑，相期姑射出埃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