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多少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爲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於只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着有這麼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着不會有這麼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只改變一點兒，甚至於只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夠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那兒發泄呢！於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羣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只求改變，甚至於只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裏撈魚。這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才能發生作用；他們只能做俗話說的“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爲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只好給些閒差，給些乾薪，來綏靖他們，吊着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爲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這裏麪包括韌性和惰性，雖然很大，卻也有個限度。“狗急跳牆”，何況是人！到了現狀壞到怎麼吃苦還是活不下去的時候，人心浮動，也就是情緒高漲，老百姓本能的不顧一切的起來了，他們要打破現狀。他們不知道怎樣改變現狀，可是一股子勁先打破了它再說，想着打破了總有希望些。這種局勢，規模小的叫“民變”，大的就是“造反”。農民是主力，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在歷史上這種“民變”或“造反”並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給暫時的壓下去了，統治階級的史官往往只輕描淡寫的帶幾句，甚至於削去不書，所以看來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漢明兩代都是農民打出來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實是不可輕視的。不過漢明兩代雖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來的，結局卻依然是一家一姓穩坐江山；而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農民的面目，倒去跟讀書人一鼻孔出氣。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現狀，可又復原了現狀，改變是很少的。至於權臣用篡弒，軍閥靠武力，奪了政權，換了朝代，那改變大概是更少了罷。
過去的時代以私人爲中心，自己爲中心，讀書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來的天下還是歸於一家一姓，落到讀書人的老套裏。從前雖然也常說“衆擎易舉”，“衆怒難犯”，也常說“愛衆”，“得衆”，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慶，萬衆賴之”的，“天與人歸”的政治局勢，那“衆”其實是“一盤散沙”而已。現在這時代可改變了。不論叫“羣衆”，“公衆”，“民衆”，“大衆”，這個“衆”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卻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大家在內憂外患裏增加了知識和經驗，知道了“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漸漸在揚棄那機械的定命論，也漸漸在揚棄那唯心的人治論。一方面讀書人也漸漸和統治階級拆夥，變質爲知識階級。他們已經不能夠找到一個角落去不聞理亂的隱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經沒有地方去做“軍師”。他們又不甘心做那被人“養着”的“士”，而知識分子又已經太多，事實上也無法“養”着這麼大量的“士”。他們只有憑自己的技能和工作來“養”着自己。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裏。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羣裏。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後改變成什麼樣子？這真是個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勢，我們得提高警覺來應付的。
194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