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誰能想像第二個地名有同樣清脆的聲音，能喚起同樣美麗的聯想，除是南歐的威尼市或翡冷翠，那是遠在異邦，要不然我們就得追想到六朝時代的金陵廣陵或許可以彷彿？當然不是杭州，雖則蘇杭是常常聯着說到的；杭州即使有幾分美秀，不幸都教山水給佔了去，更不幸就那一點兒也成了問題：你們不聽說雷峯塔已經教什麼國術大力士給打個粉碎，西湖的一汪水也教大什麼會的電燈給照幹了嗎？不，不是杭州；說到杭州我們不由的覺得舌尖上有些兒發鏽。所以只剩了一個蘇州准許我們放膽的說出口，放心的拿上手。比是樂器中的笙簫，有的是嫋嫋（嫋嫋）的餘韻。比是青青的柏子，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在這裏，不比別的地處，人與地，是相對無愧的；是交相輝映的；寒山寺的鐘聲與吳儂的軟語一般的令人神往；虎丘的衰草與玄妙觀的香菸同樣的勾人留戀。

　　但是蘇州──說也慚愧，我這還是第二次到，初次來時只匆匆的過了一宵，帶走的只有採芝齋的幾罐糖果和一些模糊的印象。就這次來也不得容易。要不是陳淑先生相請的殷勤。──聰明的陳淑先生，她知道一個詩人的軟弱，她來信只淡淡的說你再不來時天平山經霜的楓葉都要凋謝了──要不是她的相請的殷勤，我說，我真不知道幾時才得偷閒到此地來，雖則我這半年來因爲往返滬寧間每星期得經過兩次，每星期都得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悵。爲再到蘇州來我得感謝她。但陳先生的來信卻不單單提到天平山的霜楓，她的下文是我這半月來的憂愁：她要我來說話──到蘇州來向女同學們說話！我如何能不憂愁？當然不是愁見諸位同學，我愁的是我現在這相兒，一個人孤伶伶的站在臺上說話！我們這坐慣冷板凳日常說廢話的所謂教授們最厭煩的，不瞞諸位說，這是我們自己這無可奈何的職務──說話（我再不敢說講演，那樣粗蠢的字樣在蘇州地方是說不出口的）。

　　就說談話吧，再讓一步，說隨便談話吧，我不能想像更使人窘的事情！要你說話，可不指定要你說什麼，“隨便說些什麼都行”，那天陳先生在電話裏說。你拿豔麗的朝陽給一隻芙蓉或是一隻百靈，它就對你說一番極美麗動聽的話，即使它說過了它冒失的恭維，它說你這“講演”真不錯，它也不會生氣，也不會慚愧，但不幸我不是芙蓉更不是百靈。我們鄉里有一句俗話說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杭州人談話。我的家鄉又不幸是在浙江，距着杭州近，離着蘇州遠的地處。隨便說話，隨你說什麼，果然我依了陳先生扯上我的鄉談，恐怕要不到三分鐘你們都得想念你們房間裏備着的八封丹或是別的止頭痛的藥片了！

　　但陳先生非得逼我到，逼我獻醜，寫了信不夠，還親自到上海來邀。我不能不答應來。“但是我去說些什麼呢，蘇州，又是女同學們？”那天我放下陳先生的電話心頭就開始躊躇。不要忙，我自己安慰自己說，在上海不得空閒，到南京去有一個下午可以想一想。那天在車上倒是有福氣看到鎮江以西，尤其是棲霞山一帶的雪葉。雖則那早上是霧茫茫的，但雪總是好東西，它蓋住地面的不平和醜陋，它也拓開你心頭更清涼的境界，山變了銀山，樹成了玉樹，窗以外是徹骨的涼，徹骨的靜，不見一個生物，鳥雀們不知藏躲在哪裏，雪花密團團的在半空裏轉。棲霞那一帶的大石獅子，雄踞在草畝裏張着大口向着天的怪東西，在雪地裏更顯得白，更顯得壯，更見得精神。在那邊相近還有一座塔，建築雕刻，都是第一流的美術，最使人想見六朝的風流，六朝的閒暇。在那時政治上沒有統一的野心家，江以南，江以北，各自成家，漢也有，胡也有，各造各的文化。且不說龍門，且不說雲岡，就這棲霞的一些遺蹟，就這雄踞在草畝裏的大石獅，已夠使我們想見當時生活的從容，氣魄的偉大，情緒的俊秀。

　　我們在現代感到的只是侷促與匆忙。我們真是忙，誰都是忙。忙到倦，忙到厭。但忙的是什麼？爲什麼忙？我們的子孫在一千年後，如其我們的民族再活得到一千年，回看我們的時代，他們能不能瞭解我們的匆忙？我們有什麼東西遺留給他們可以使他們驕傲，寶貴，值得他們保存，證見我們的存在，認識我們的價值，可以使他們永久停留他們愛慕的紀念──如同那一隻雄踞在草畝裏的大石獅？我們的詩人文人貢獻了些什麼偉大的詩篇與文章？我們的建築與雕刻，且不說別的，有哪樣可以留存到一百年乃至十五年而還值得一看的？我們的畫家怎樣描寫宇宙的神奇？我們哪一個音樂家是在解釋我們民族的性靈的奧妙？但這時候我眼望着的江邊的雪地已經戲幕似的變形成爲北方赤地幾千裏的災區，黃沙天與黃土地的中間只有慘澹的風雲，不見人煙的村莊以及這裏那裏枝條上不留一張枯葉的林木。我也望得見幾千萬已死的將死的未死的人民，在不可名狀的苦難中爲造物主的地面上留下永久的羞恥。在他們遲鈍的眼光中，他們分明說他們的心臟即使還在跳動他們已經失去感覺乃至知覺的能力，求生或將死的呼號早已逼死在他們枯竭的咽喉裏；他們分明說生活、生命，乃至單純的生存已經到了絕對的絕境，前途只是沙漠似的浩瀚的虛無與寂滅，期待着他們，引誘着他們，如同春光，如同微笑，如同美。我也望見鉤結在連環戰禍中的區域與民生；爲了誰都不明白的高深的主義或什麼的相互的屠殺，我也望見那少數的妖魔，踞坐在蹕衛森嚴的魔窟中計較下一幕的佈景與情節，爲表現他們的貪，他們的毒，他們的野心，他們的威靈，他們手擎着全體民族的命運當作一擲的孤注。我也望見這時代的煩悶毒氣似的在半空裏沒遮攔的往下蓋，被犧牲的是無量數春花似的青年。這憧憬中的種種都指點着一個歸宿，一個結局──沙漠似的浩瀚的虛無與寂滅，不分疆界永不見光明的死。

　　我方纔不還在眷戀著文化的消沉嗎？文化，文化，這呼聲在這可怖的憧憬前，正如災民苦痛的呼聲，早已逼死在枯竭的咽喉裏，再也透不出聲音。但就這無聲的叫喊已經在我的周圍引起怪異的迴響，像是哭，像是笑，像是鴟梟，像是鬼……

　　但這聲響來源是我坐位鄰近一位肥胖的旅伴的雄偉的呵欠。在這呵欠聲中消失了我重疊的幻夢似的憧憬，我又見到了窗外的雪，聽到車輪的響動。下關的車站已經到了。

　　我能把我這一路的感想拉雜來充當我去蘇州的談話資料嗎，我在從下關進城時心裏計較。秀麗的蘇州，天真的女同學們，能容受這類荒傖，即使不至怪誕的思想嗎？她們許因爲我是教文學的想從我聽一些文學掌故或文學常識。但教書是無可奈何，我最厭煩的是說奉行話。他們又許因爲我曾經寫過一些詩是在期望一個詩人的談話，那就得滿綴着明月和明星的光彩，透着鮮花與鮮草的馨香，要不然她們竟許期待着雪萊的雲雀或是濟慈的夜鶯。我的倒像是鴟梟的夜啼，不是太煞盡了風景？這我轉念，或許是我的過慮，他們等着我去談話正如他們每月或每星期等着別人去談話一樣，無非想聽幾句可樂的插科與詼諧，（如其有的話，那算是好的，）一篇，長或是短，勉勵或訓誨的陳腐（那是你們打呵欠乃至瞌睡的機會），或是關於某項專門知識的講解（那你們先生們示意你們應得掏出鉛筆在小本子上記下的）寫了幾句自己謙讓道歉不曾預備得好的話，在這末尾與他鞠躬下臺時你們多少間酬報他一些鼓掌，就算完事一宗，但事實上他講的話，正如講的人，不能希望（他自己也不希望）在你們的腦筋裏留有僅僅隔夜的印象，某人不是到你們這裏來講過的嗎，隔幾天許有人間。嗄，不錯是有的，他講些什麼了？誰知道他講什麼來了，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不是你提起，我忘都忘了我聽過他講哪！

　　這是一班到處應酬講演人的下場頭。他們事實上也只配得這樣的下場頭。窮、窘、枯、幹，同學們，是現代人們的生活。幹、枯、窘、窮，同學們，是現代人們的思想。不要把，佔有名氣或地位的人們看太高了，他們的苦衷只有他們上年紀的人自家得知，這年頭的荒歉是一般的。

　　也不知怎的我想起來說些關於女子的雜話。不是女子問題。我不懂得科學，沒有方法來解剖“女子”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我也不是一個社會學家，搬弄着一套現成的名詞來清理戀愛，改良婚姻或家庭。我也沒有一個道學家的權威，來督責女子們去做良妻賢母，或獎勵她們去做不良的妻不賢的母。我沒有任何解決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道的只是我的意識的流動，就那個我也沒有支配的力量。就比是隔着雨霧望遠山的景物，你只能辨認一個大概。也不知是哪裏來的光照亮了我意識的一角，給我一個辨認的機會，我的困難是在想用粗笨的語言來傳達原來極微纖的印象，像是想用粗笨的鐵針來繡描細緻的圖案。我今天所要查考的，所以，不是女子，更不是什麼女子問題，而是我自己的意識的一個片段。

　　我說也不知怎的我的思想轉上了關於女子的一路。最顯淺的原由，我想，當然是爲我到一個女子學校裏來說話。但此外也還有別的給我暗示的機會。有一天我在一家書店門首見着某某女士的一本新書的廣告，書名是“蠹魚生活”。這倒是新鮮，我想，這年頭有甘心做書蟲的女子。三百年來女子中多的是良妻賢母，多的是詩人詞人，但出名的書蟲不就是一位郝夫人王照圓女士嗎？這是一件事，再有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國一位名小說家做的，她說婦女們想從事著述至少得有兩個條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間屋子，這她隨時有關上或鎖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華銀有六千元）的進益。她說的是外國情形，當然和我們的相差得遠，但原則還不一樣是相通的？你們或許要說外國女人當然比我們強，我們怎好跟她們比；她們的環境要比我們的好多少，她們的自由要比我們的大多少；好，外國女人，先讓我們的男人比上了外國的男人再說女人吧！

　　可是你們先彆氣餒，你們來聽聽外國女人的苦處。在Queen　Anne的時候，不說更早，那就是我們清朝乾隆的時候，有天才的貴族女子們（平民更不必說了）實在忍不住寫下了些詩文就許往抽屜裏堆着給蛀蟲們享受，哪敢拿著作公開給莊嚴偉大的男子們看，那不讓他們笑掉了牙。男人是女人的“反對黨”（The　oppose　faction），Lady　Winchilsea說。趁早，女人，誰敢賣弄誰活該遭殃，才學哪是你們的分！一個女人拿起筆就像是在做賊，誰受得了男人們的譏笑。別看英國人開通，他們中間多的是寫《婦學篇》的章實齋。倒是章先生那板起道學面孔公然反對女人弄筆墨還好受些。他們的蒲伯，他們的John　Gay，他們管愛文學有才情的女人叫做“藍襪子”，說她們放着家務不管，“癢癢的就愛亂塗。”Margaret　of　Newcastle另一位才學的女子，也憤憤的說“女人像蝙蝠或貓頭鷹似的活着，牲口似的工作，蟲子似的死……”且不說男人的態度，女性自己的謙卑也是可以的。Dorothy　Osburne那位清麗的書翰家一寫到那位有文才的爵夫人就生氣，她說，“那可憐的女人準是有點兒偏心的，她什麼傻事不做到來寫什麼書，又況是詩，那不太可笑了，要是我就算我半個月不睡覺我也到不了那個。”奧斯朋（Osburne）自己可沒有想到自己的書翰在千百年後還有人當作寶貴的文學作品念着，反比那“有點兒偏心膽敢寫書的女人”風頭出得更大，更久！

　　再說近一點，一百年前英國出一位女小說家，她的地位，有一個批評家說，是離着莎士比亞不遠的Jane Austen──她的環境也不見得比你們的強。實際上她更不如我們現代的女子。再說她也沒有一間她自己可以開關的屋子，也沒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她從不出門，也見不到什麼有學問的人；她是一位在家裏養老的姑娘，看到有限幾本書，每天就在一間永遠不得清靜的公共起坐間裏裝作寫信似的起草她的不朽的作品。“女人從沒有半個鐘頭”，Florence　Nightingale說，“女人從沒有半個鐘頭可以說是她們自己的”。再說近一點，白龍德（Bront ）姊妹們，也何嘗有什麼安逸的生活。在鄉間，在一個牧師家裏，她們生，她們長，她們死。她們至多站在露臺上望望野景，在霧茫茫的天邊幻想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幻想她們無顏色無波浪的生活中所不能的經驗。要不是她們卓絕的天才，蓬勃的熱情與超越的想像，逼着她們不得不寫，她們也無非是三個平常的鄉間女子，鬱死在無歡的家裏，有誰想得到她們──光明的十九世紀於她們有什麼相干，她們得到了些什麼好處？

　　說起來還是我們的情形比他們的見強哪。清朝的大文人王漁洋、袁子才、畢秋帆、陳碧城都是提倡婦女文學最大的功臣。要不是他們幾位間接與直接的女弟子的貢獻，清朝一代的婦女文學還有什麼可述的？要不是他們那時對於女子做詩文做學問的鋪張揚厲，我們那位文吏通義先生也不至於破口大罵自失身份到這樣可笑的地步。他在《婦學》裏面說：

　　近有無恥文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長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爲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纔可取，而爲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

　　◇

　　章先生要是活到今天看見女子上學堂，甚至和男子同學，上衙門公司店鋪工作和男子同事，進這個那個的黨和男子同志，還不把他老人家活活的給氣癟了！

　　所以你們得記得就在英國，女權最發達的一個民族，女子的解放，不論哪一方面，都還是近時的事情。女子教育算不上一百年的歷史。女子的財產權是五十年來纔有法律保障的。女子的政治權還不到十年。但這百年來女性方面的努力與成績不能不說是驚人的。在百年以前的人類的文化可說完全是男性的成績，女性即使有貢獻是極有限的或至多是間接的，女子中當然也不少奇才異能，歷史上不少出名的女子，尤其是文藝方面。希臘的沙浮至今還是個奇蹟。中世紀的Hypatia，Ｈeloise是無可比的。英國的依利薩伯，唐朝的武則天，她們的雄才大略，哪一個男子敢不低頭？十八世紀法國的沙龍夫人們是多少天才和名著的保姆。在中國，我們只要記起曹大家的漢書，蘇若蘭的迴文，徐淑、蔡文姬、左九嬪的詞藻，武明曌的昇仙太子碑，李若蘭、魚玄機的詩，李清照、朱淑真的詞，明文氏的九騷──哪一個不是照耀百世的奇才異稟。

　　這固然是，但就人類更寬更大的活動方面看，女性有什麼可以自傲的？有女莎士比亞女司馬遷嗎？有女牛頓女倍根嗎？有女柏拉圖女但丁嗎？就說到狹義的文藝，女性的成績比到男性的還不是培塿比到泰山嗎？你怪得男性傲慢，女性氣餒嗎？

　　在英國乃至在全歐洲，奧斯丁以前可以說女性沒有一個成家的作者。從依利薩伯到法國革命查考得到的女子作品只是小詩與故事。就中國論，清朝一代相近三百年間的女作家，按新近錢單夫人的《清閨秀藝文略》看，可查考的有二千三百十二人之多，但這數目，按胡適之先生的統計，只有百分之一的作品是關於學問，例如考據歷史、算學、醫術，就那也說不上有什麼重要的貢獻，此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詩詞一類的文學，而且妙的地方是這些詩集詩卷的題名，除了風花雪月一類的風雅，都是帶着虛心道歉的意味，彷彿她們都不敢自信女子有公然著作成書的特權似的，都得聲明這是她們正業以外的閒情，本算不上什麼似的，因之不是繡餘，就是爨餘，不是紅餘，就是針餘，不是脂餘梭餘，就是織餘綺餘（陳圓圓的職業特別些，她的詞集叫《舞餘詞》），要不然就是焚餘燼餘未焚未燒未定一類的通套，再不然就是斷腸淚稿一流的悲苦字樣。（除了秋瑾的口氣那是不同些）情形是如此，你怪得男性的自美，女性的氣短嗎？

　　但這文化史上女性遠不如男性的情形自有種種的解釋，自然的趨勢，男性當然不能借此來證明女子的能力根本不如男子，女性也不能完成推託到男性有意的壓迫。誰要奇怪女性的遲緩，要問何以女權論要等到瑪麗烏爾夫頓克辣夫德方有具體的陳詞，只須記得人權論本身也要到相差不遠的日子纔出世。人的思想的能力是奇怪的，有時他連竄帶跳的在短時期內發見了很多，例如希臘黃金時代與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歐洲，有時睡夢迷糊的在長時期一無新鮮，例如歐洲的中世紀或中國的明代。它不動的時候就像是冬天，一切都是靜定的無生氣的，就像是生命再不會回來，但它一動的時候那就比是春雷的一震，轉眼間就是蓬勃絢爛的春時。在歐洲從亞理斯多德直到盧梭乃至叔本華，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承認男女的不平等是當然的，絕對不值得並且也無從研究的；即使偶有幾個天才不容自掩的女子，在中國我們叫作才女，那還是客氣的，如同叫長花毛的鴨作錦雞，在歐洲百年前叫做藍襪子，那就不免有嘲笑的意思。但自從約翰彌勒純正通達論婦女論的大文出世以來，在理論上所有女性不如男性或是女性不能和男性享受平等機會以及共同負責文化社會的生存與進步的種種謬見、偏見與迷信都一齊從此失去了根據，在事實上在這百年來女性自強的努力也已經顯明的證明，女性只要有同等的機會不論在哪樣事情上都不能比男性不如；人類的前途展開了一個偉大的新的希望，就是此後文化的發展是兩性共同的企業，不再是以前似的單性的活動。在這百年來雖則在別的方面人類依然不免繼續他們的謬誤、愚蠢、固執、迷信，但這百餘年是可紀念的因爲這至少是一個女性開始光榮的世紀。在政治上，在社會上，在法律與道德上，在理論方面，至少女性已經爭得與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在事實上，女子的職業一天增多一天，我們現在不易想像一種職業男性可以勝任而女性不能的──也許除了實際的上戰場去打仗，但這項職業我們都希望將來有完全淘汰的一天，我們決不希望溫柔的女性在任何情形下轉變成善鬥殺的兇惡。文學與藝術不用說，女子是早就佔有地位的，但近百年來的擴大也是夠驚人的。詩人就說白郎寧夫人、羅剎蒂小姐、梅耐兒夫人三個名字已經是夠輝煌的。小說更不用說，英美的出版界已有女作家超過男作家的趨勢，在品質方面一如數量。I．A．George Eliot（喬治．愛略特），George　Sand（喬治．桑），BrontSisters（勃朗特姐妹），近時如曼殊斐兒、薇金娜吳爾夫等等都是卓成家爲文學史上增加光彩的作者。演劇方面如沙拉貝娜，Duse，Ellen　Terry，都是人類永久不可磨滅的記憶。論跳舞，女子的貢獻更分明的超過男子，我們不能想像一個男性的Ｉsadora Duncan（伊莎多拉．鄧肯）。音樂、畫、雕刻，女子的出人頭地的也在天天的加多，科學與哲學，向來是男性的專業，但跟着教育的發展女子的貢獻也在日漸的繼長增高。你們只須記起Ｍadame Curie（居里夫人）就可以無愧。講到學問，現在有哪一門女子提不起來的。

　　但這情形，就按最先進幾國說，至多也不過一百年來的事，然而成績已有如此的可觀。再過了兩千年，我想，男子多半再不敢對女子表示性的傲慢。將來的女子自會有她們的莎士比亞、倍根、亞理斯多德、盧梭，正如她們在帝王中有過依利薩伯、武則天，在詩人中有過白郎寧、羅剎蒂，在小說家中有過奧斯丁與白龍德姊妹。我們雖則不敢預言女性竟可以有完全超越男性的一天，但我們很可以放心的相信此後女性對文化的貢獻比現在總可以超過無量倍數，倒男子要擔心到他的權威有搖動的危險的一天。

　　但這當然是說得很遠的話。按目前情形，尤其是中國的，我們一方面固然感到女子在學問事業日漸進步的興奮與快慰，但同時我們也深刻的感覺到種種阻礙的勢力，還是很活動的在着。我們在東方几乎事事是落後的，尤其是女子，因爲歷史長，所以習慣深，習慣深所以解放更覺費力。不說別的，中國女子先就忍就了幾千年身體方面絕無理性可說的束縛，所以人家的解放是從思想作起點，我們先得從身體解放起。我們的腳還是昨天放開的，我們的胸還是正在開放中。事實上固然這一代的青年已經不至感受身體方面的束縛，但不幸長時期的壓迫或束縛是要影響到血液與神經的組織的本體的。即如說腳，你們現有的固然是極秀美的天足，但你們的血液與纖維中，難免還留着幾十代纏足的鬼影。又如你們的胸部雖已在解放中，但我知道有的年輕姑娘們還不免感到這解放是一種可羞的不便。所以單說身體，恐怕也得至少到你們的再下去三四代才能完全實現解放，恢復自然髮長的愉快與美。身體方面已然如此，別的更不用說了。再說一個女子當然還不免做妻做母，單就生產一件事說，男性就可以無忌憚的對女性說“這你總逃不了，總不能叫我來替代你吧”！事實上的確有無數本來在學問或事業上已經走上路的女子，爲了做妻做母的不可避免臨了只能自願或不自願的犧牲光榮的成就的希望。這層的阻礙說要能完全去除，當然是不可能，但按現今種種的發明與社會組織與制度逐漸趨向合理的情形看，我們很可以設想這天然阻礙的不方便性消解到最低限度的一天。有了節育的方法，比如說，你就不必有生育，除了你自願，如此一個女子很容易在她幾十年的生活中勻出幾個短期間來盡她對人類的責任。還有將來家庭的組織也一定與現在的不同，趨勢是在去除種種不必要精力的消耗（如同美國就有新法的合作家庭，女子管家的擔負不定比男子的重，彼此一樣可以進行各人的事業）。所以問題倒不在這方面。成問題的是女子心理上母性的牢不可破，那與男子的父性是相差得太遠了。我來舉一個例。近代最有名的跳舞家Isadora　Duncan 在她的自傳裏說她初次生產時的心理，我覺得她說得非常的真。在初懷孕時她覺得處處的不方便，她本是把她的藝術──舞──看得比她的生命都更重要的，她覺得這生產的犧牲是太無謂了。尤其是在生產時感到極度的痛苦時（她的是難產）她是恨極了上帝叫女人擔負這慘毒的義務；她差一點死了。但等到她的孩子一下地，等到看護把一個稀小的噴香的小東西偎到她身旁去吃奶時，她的快樂，她的感激，她的興奮，她的母愛的激發，她說，簡直是不可名狀。在那時間她覺得生命的神奇與意義──這無上的創造──是絕對蓋倒一切的，這一相比她原來看作比生命更重要的藝術頓時顯得又小又淺，幾於是無所謂的了。在那時間把性的意識完全蓋沒了後天的藝術家的意識。上帝得了勝了！這，我說，才真是成問題，倒不在事實上三兩個月的身體的不便。這根蒂深而力道強的母性當然是人生的神祕與美的一個重要成分，但它多少總不免阻礙女子個人事業的進展。

　　所以按理論說男女的機會是實在不易說成完全平等的，天生不是一個樣子你有什麼辦法？但我們也只能說到此因爲在一個女子，母的人格，母性的實現，按理是不應得與她個人的人格、個性的實現相沖突的。除了在不合理的或迷信打底的社會組織裏，一個女子做了妻母再不能兼顧別的，她儘可以同時兼顧兩種以上的資格，正如一個男子的父性並不妨害他的個性。就說Ｄuncan，她不能不說是一個母性特強（因爲情感富強）的一個女子，但她事實上並不曾爲戀愛與生育而至放棄她的藝術的追求。她一樣完成了她的藝術。此外做女子的不方便當然比男子的多，但那些都是比較不重要的。

　　我們國內的新女子是在一天天可辨認的長成，從數千年來有形與無形的束縛與壓迫中漸次透出性靈與身體的美與力，像一支在籜裏中透露着的新筍。有形的阻礙，雖則多，雖則強有力，還是比較容易克除的，無形的阻礙，心理上，意識與潛意識的阻礙，倒反需要更長時間與努力方有解脫的可能。分析的說，現社會的種種都還是不適宜於我們新女子的長成的。我再說一個例，比如演戲，你認識戲的重要，知道它的力量。你也知道你有舞臺表演的天賦。那爲你自己，爲社會，你就得上舞臺演戲去不是？這時候你就逢到了阻力。積極的或許你家庭的守舊與固執。消極的或許你覓不到相當的同志與機會。這些就算都讓你過去，你現在到了另一個難關。有一個戲非你充不可，比如說，那碰巧是個壞人，那是說按人事上習慣的評判，在表現藝術上是沒有這種區分的，藝術須要你做，但你開始躊躇了。說一個實例，新近南國社演的《沙樂美》，那不是一個貞女，也不是一個節婦。有一位俞女士，她是名門世家的一位小姐，去擔任主角。她只知道她當前表現的責任。事實上她居然排除了不少的阻難而登臺演那戲了。有一晚她正演到要熱慕的叫著“約翰我要親你的嘴”，她瞥見她的母親坐在池子裏前排瞪着怒眼望着她，她頓時萎了，原來有熱有力的音聲與詩句幾於囁嚅的勉強說過了算完事。她覺得她再也鼓不住她爲藝術的一往的勇氣，在她母親怒目的一視中，藝術家的她又萎成了名門世家事事依傍着愛母的小姐──藝術失敗了！習慣勝利了！

　　所以我說這類無形的阻礙力量有時更比有形的大。方纔說的無非是現成的一個例。在今日一個女子向前走一個步都得有極大的決心和用力，要不然你非但不上前，你難說還向後退──根性、習慣、環境的勢力，種種都牽掣着你，阻攔着你。但你們各個人的成就或敗於未來完全性的新女子的實現都有關係。你多用一分力，多打破一個阻礙，你就多幫助一分，多便利一分新女子的產生。簡單說，新女子與舊女子的不同是一個程度，不定是種類的不同。要做一個新女子，做一個藝術家或事業家，要充分發展你的天賦，實現你的個性，你並沒有必要不做你父母的好女兒，你丈夫的好妻子，或是你兒女的好母親──這並不一定相沖突的（我說不一定因爲在這發軔時期難免有各種犧牲的必要，那全在你自己判清了利弊來下決斷）。分別是在舊觀念是要求你做一個扁人，紙剪似的沒有厚度沒有血脈流通的活性，新觀念是要你做一個真的活人，有血有氣有肌肉有生命有完全性的！這有完全性要緊──的一個個人。這分別是夠大的，雖則話聽來不出奇。舊觀念叫你準備做妻做母，新觀念並不不叫你準備做妻做母，但在此外先要你準備做人，做你自己。從這個觀點出發，別的事情當然都換了透視。我看古代留傳下來的女作家有一個有趣味的現象。她們多半會寫詩，就是說拿她們的心思寫成可誦的文句。按傳說說，至少一個女子的文才多半是有一種防身作用，比如現在上海有錢人穿的鐵馬甲。從《周南》的蔡人妻作的“茀菅三章”，《召南》申人女“行露三章”《衛》共姜“柏舟詩”，《陳風》“墓門”，陶嬰“黃鵠歌”，宋韓憑妻“南山有烏”句乃至羅敷女“陌上桑”，都是全憑編了幾句詩歌，而得幸免男性的侵凌的。還有卓文君寫了“白頭吟”，司馬相如即不娶姨太太，蘇若蘭制了迴文詩，扶風竇滔也就送掉他的寵妾。唐朝有幾個宮妃在紅葉上題了詩從御溝裏放流出外因而得到夫婿的。（“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此外更有多少女子作品不是慕就是怨。如是看來文學之於古代婦女多少都是於她們婚姻問題發生密切關係的。這本來是，有人或許說，就現在女子唸書的還不是都爲寫情書的準備，許多人家把女孩送進學校的意思還不無非是爲了擡高她在婚姻市場上的賣價？這類情形當然應得書篇似的翻閱過去，如其我們盼望新女子及早可以出世。

　　這態度與目標的轉變是重要的。舊女子的弄文墨多少是一種不必要的裝飾；新女子的求學問應分是一種發見個性必要的過程。舊女子的寫詩詞多少是抒寫她們私人遭際與偶爾的情感；新女子的志向應分是與男子共同繼承並且繼續生產人類全部的文化產業。舊女子的字業是承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大條件而後紅着臉做的事情，因而繡餘炊餘一流的道歉；新女子的志願是要爲報復那一句促狹的造孽格言而努力給男性一個不容否認的反證。舊女子有才學的理想是李易安的早年的生涯──當然不一定指她的“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一類的豔思──嫁一個風流跌宕一如趙明誠公子的夫婿（“賴有閨房如學舍，一編橫放兩人看”）過一些風流而兼風雅的日子，新女子──我們當然不能不許她私下期望一個風流的有情郎（“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但我們卻同時期望她雖則身體與心腸的溫柔都給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卻得貢獻給社會與人類。

　　十二月十五日

　　（原載一九二九年十月《新月》第二卷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