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桂林樑巨川先生遺書】

　　前七前也是這秋葉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積水潭邊一家臨湖的小閣上伏處着一個六十老人；到深夜裏鄰家還望得見他獨自挑着熒熒的燈火，在那小樓上伏案疾書。

　　有一天破曉時他獨自開門出去，投入淨業湖的波心裏淹死了。那位自殺的老先生就是桂林樑巨川先生，他的遺書新近由他的哲嗣煥鼐與漱冥兩先生印成六卷共四冊，分送各公共閱覽機關與他們的親友。

　　遺書第一卷是“遺筆匯存”，就是巨川先生成仁前分致親友的絕筆，共有十七緘，原跡現存彭冀仲先生別墅樓中（我想一部分應歸京師圖書館或將來國立古物院保存），這裏有影印的十五緘；遺書第二卷是先生少時自勉的日記（“感呚山房日記”節鈔一卷）；第三卷“侍疾日記”是先生侍疾他的老太太時的筆錄；第四卷是辛亥年的奏疏與民國初年的公牘；第五卷“伏卵錄”是先生從學的札記；末第六卷“別竹辭花記”是先生決心就義前在纓子衚衕手建的本宅裏回念身世的雜記二十餘則，有以“而今不可得矣”句作束的多條。

　　樑巨川先生的自殺在當時就震動社會的注意。就是昌言打破偶像主義與打破禮教束縛的新青年，也表示對死者相當的敬意，不完全駁斥他的自殺行爲。陳獨秀先生說他“總算是爲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歷史上真是有數人物……言行一致的……身殉了他的主義”，陶孟和先生在那篇《論自殺》是完全一個社會學者的看法；他的態度是嚴格批評的。陶先生分明是不贊成他自殺的；他說他“政治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夠怎樣的危險啊！”陶先生把性命看得很重。“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陷於窮困……影響是及於社會的。”一個社會學家分明不能容許連累社會的自殺行爲。“但是樑先生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爲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先生那篇論文的結句說，“是藉着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豈能有效力嗎？”

　　“豈能有效力嗎”？巨川先生去世以來整整有七年了。我敢說我們都還記得曾經有這麼一回事。他爲什麼要自殺？一般人的答話，我猜想，一定說他是盡忠清室，再沒有別的了。清室！什麼清室！今天故宮博物院展覽，你去了沒有？坤壽宮裏有溥儀太太的相片，長得真不錯，還有她的親筆英文，你都看了沒有？那老頭多傻！這二十世紀還來盡忠！白白的淹死了一條老命！

　　同時讓我們來聽聽巨川自表的話：──

　　我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爲本體，而以幼年所學爲本位。……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爲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爲本位故不容不殉。

　　殉清又何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爲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爲也……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覆無常，既賣舊君，復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爲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爲人。國焉能成爲國……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聊爲國性一線之存也。

　　……辛亥之役無捐軀者爲歷史缺憾，數年默審於心，今更得正確理由，曰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口言平民主義之官僚錦衣玉食威福自雄視人民皆爲奴隸民德墮落民生蹙窮南北分裂實在不成事體），辜負清廷禪讓之心。遂於戊午年十月初六夜或初七晨赴積水潭南岸大柳根一帶身死……

　　◇

　　由這幾節裏，我們可以看出巨川先生的自殺，決不是單純的“盡忠”；即使是盡忠，也是盡忠於世道（他自己說）。換句話說，他老先生實在再也看不過革命以來實行的，也最流行的不要臉主義；他活着沒法子幫忙，所以決意犧牲自己的性命，給這時代一個警告，一個抗議。“所欲有甚於生者”，是他總結他的決心的一句話。

　　這裏面有消息，巨川先生的學力、智力，在他的遺著裏可以看出，決不是尋常的；他的思想也絕對不能說叫舊禮教的迷信束縛住了的。不，甚至他的政治觀念，雖則不怎樣精密，怎樣高深，卻不能說他（像陶先生說他）是“不清”，因而“誤送了命”。不；如其曾經有一個人分析他自己的情感與思路的究竟，得到不可避免自殺的結論，因而從容的死去，那個人就是樑巨川先生。他並不曾“誤送了”他的命。我們可以相信即使樑先生當時暫緩他的自殺，去進大學校的法科，理清他所有的政治觀念（我敢說樑先生就在老年，他的理智攝收力也決不比一個普通法科學生差）；──結果積水潭大柳根一帶還是他的葬身地。這因爲他全體思想的背後還閃亮着一點不可錯誤的什麼──隨你叫他“天理”、“養”、信念、理想，或是康得的道德範疇──就是孟子說的“甚於生”的那一點，在無形中制定了他最後的慘死，這無形的一點什麼，決不是教科書知識所可淹沒，更不是尋常教育所能啓發的。前天我正在講起一民族的國民性，我說“到了非常的時候它的偉大的不滅的部分，就在少數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里，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表現……因此在一個最無恥的時代裏往往誕生出一兩個最知恥的個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黃梨洲一流人。在他們幾位先賢，不比當代看得見的一羣遺老與新少，忠君愛國一類的觀念脫卸了膚淺字面的意義，卻取得了一種永久的象徵的意義，……他們是爲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爲人’……在他們性靈的不朽裏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靈”。我寫那一段的時候並不曾想起樑巨川先生的烈跡，卻不意今天在他的言行裏（我還是初次拜讀他的遺著）找到了一個完全的現成的例證。因此我覺得我們不能不尊敬樑巨川自殺的那件事實，正因爲我們尊敬的不是他的單純自殺行爲的本體，而是那事實所表現的一點子精神。“爲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孟和先生說，“是藉着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粗看這話似乎很對，但是話裏有語病，就是陶先生攏統的拿生命一個字代表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他那話裏的第一個生命裏指個人軀殼的生存，那是遲早有止境的，他的第二個生命是指民族或社會全體靈性的或精神的生命，那是沒有寄居的軀殼同時卻是永生不滅的。至於實際上有效力沒有效力，那是另外一件事又當別論的。但在社會學家科學的立場看來，他竟許根本否認有精神生命這回事，他批評一切行爲的標準，只是它影響社會肉眼看得見暫時的效果；我們不能不羨慕他的人生觀的簡單、舒服、便利，同時卻不敢隨聲附和。當年錢牧齋也曾立定主意殉國，他僱了一隻小船，滿載着他的親友，搖到河身寬闊處死去，但當他走上船頭先用手探入河水的時候他忽然發明“水原來是這樣冷的”的一個真理，他就趕快縮回了溫暖的船艙，原船搖了回去。他的常識多充足，他的頭腦多清明！還有吳梅村也曾在樑上掛好上吊的繩子，自己爬上了一張桌子正要把脖子套進繩圈去的時候，他的妻子家人跪在地下的哭聲居然把他生生的救了下來。那時候吳老先生的念頭，我想竟許與陶先生那篇論文裏的一個見解完全吻合：“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的親屬陷於窮困之影響是及於社會的”，還是收拾起樑上的繩子好好伴太太吃飯去吧。這來社會學者的頭腦真的完全佔了實際的勝利，不曾誤送人命哩！固然像錢吳一流人本來就沒有高尚的品格與獨立的思想，他們的行爲也只是陶先生所謂方式的，即使當時錢老先生沒有怪嫌水冷居然淹了進去，或是吳先生硬得過妻子們的哭聲，居然把他的脖子套進了繩圈去勒死了──他們的自殺也只當得自殺，只當得與殉夫殉貞節一例看，本身就沒有多大精神的價值，更說不上增加民族的精神的生命。但他們這要死又縮回來不死，可真成了笑話──不論它怎樣暗合現代社會學家合理的論斷。

　　順便我倒又想起一個近例。就比如蔡孑民先生（蔡元培）在彭允彝時代宣言，並且實行他的不合作主義，退出了混濁的北京，到今天還淹留在外國。當初有人批評他那是消極的行爲。胡適之先生就在《努力》上發表了一篇極有精采的文章──《蔡元培是消極嗎？》──說明蔡先生的態度正是在那時情況下可能的積極態度，涵有進取的，抗議的精神，正是昏朦時代的一聲警鐘。就實際看，蔡先生這走的確並不曾發生怎樣看得見的效力；現在的政治能比彭允彝時期清明多少是問題，現在的大學能比蔡先生在時乾淨多少是問題。不，蔡先生的不合作行爲並不曾發生什麼社會的效果。但是因此我們就能斷定蔡先生的出走，就比如樑巨川先生的自殺，是錯誤嗎？不，至少我一個人不這麼想。我當時也在《努力》上說了話，我說“蔡元培所以是個南邊人說的‘戇大’，愚不可及的一個書呆子，卑污苟且社會裏的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話是沒有人能懂的；他的行爲只有極少數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張，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飛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爲保持人格起見”，“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爲單位”──這些話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這樣的一個理想主義者非失敗不可，因爲理想主義者總是失敗的。若然理想勝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會政治失敗──那是一個過於奢侈的希望了。

　　我先前這樣想，現在還是這樣想。歸根一句話，人的行爲是不可以一概論的；有的，例如樑巨川先生的自殺，甚至蔡先生的不合作，是精神性的行爲，它的起源與所能發生的效果，決不是我們常識所能測量，更不是什麼社會的或是科學的評價標準所能批判的。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癡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

　　【二、再論樑巨川先生的自殺】

　　志摩：

　　你未免太挖苦社會學的看法了。我的那篇沒有什麼價值的舊作是不是社會學的或科學的看法，且不必管，但是你若說社會學家科學的人生觀是“簡單”、“舒服”、“便利”，我卻不敢隨聲附和，我有點替社會科學抱不平。我現在還沒有工夫替社會科學做辨護人，我且先替我自己說幾句吧。

　　在我讀你的在今日（十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的大作之先，我也正讀了樑漱冥先生送給我的那部遺書。我這次讀了巨川先生的年譜，辛壬類稿的跋語、伏卵錄、別竹辭花記幾種以後，我對於巨川先生堅強不拔的品格，謹慎廉潔的操行，忠於戚友的熱誠，益加佩服。在現在一切事物都商業化的時代裏，竟有巨川先生這樣的人，實在是稀有的現象。我雖然十分的敬重巨川先生，我雖然希望自己還有旁人都能像巨川先生那樣的律己，對於父母、家庭、朋友、國家或主義那樣的忠誠，但是我總覺得自殺不應該是他老先生所採的辦法。

　　志摩，你將來對於自殺或者還有什麼深微奧妙的見解，像我這樣淺見的人，總以爲自殺並不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手段。我所不贊成的是消極的自殺，不是死。假使一個人爲了一個信仰，被世人殺死，那是一個奮鬥的殉道者的光榮的死，這是我所欽佩的。假使一個人因爲自己的信仰，不爲世人所信從，竟自己將自己的生命斷送，這是一種消極的行爲，是失敗後的憤激的手段，雖然自殺者自己常聲明說這個死是爲的要喚醒同胞。假使一個醫生因爲設法支配微生物，反爲微生物侵入身體內部而死，這是科學家犧牲的精神，這是最可景仰的行爲。假使一個軍官因爲他的軍人都不聽從他的命令，他想要用他的自己的死感化他們，叫他們聽從，這未免有點方法錯誤。我覺得巨川先生的死是這一類。

　　爲喚醒一個人，一個與自己極有關係的人，用“尸諫”或者可以一時的有效。至於挽回世道人心總不是尸諫所能奏功的。

　　世界上曾有一個大教主是用死完成他的大功業的，他就是耶穌。但是耶穌並不是自殺。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是證明他的衛道的忠心，而他的徒弟們採用唯理的解釋法說他是爲人類贖罪孽。

　　─般的說來，物理的生命是心理的生命的一個主要條件。沒有身體哪裏還有理想呢？誠然的，在世界上也常有身體消滅反能使理想生存的時候。蘇格拉底飲鴆而哲學的思想大昌。文天祥遇害而忠氣亙古今。但是所謂“殺身成仁”只限於殺身是奮鬥的必不可免的結果的時候。殺身有種種的情形，有種種的方法，絕不是凡是殺身都是成仁的，更不是成仁必須殺身的。

　　但是，志摩：你千萬不要以爲這個見解就是愛惜生命，而不愛惜主義或理想。愛惜生命正是因爲愛惜一種主義。志摩：假使你有一個理想是你認爲在你的生命的價值以上無數倍的，你怎樣想得到那個理想？你用自殺的方法去得到那個理想呢？你還是活着用種種的方法去得到那個理想呢？假使你──或隨便一個男子戀愛了一個女子，好像丹梯的愛毗亞特里斯，或哥德小說中少年維特的愛夏羅特（我舉這個例，但是不要忘記維特的苦惱不過是一本小說，並且他的戀愛又有複雜的情形），這個男子用自殺的方法贏取那女子的愛呢，還是用種種戀愛的行爲與表示去贏取那女子的愛呢？這個男子在有的時候或者以爲即使他自己失去了生命，果然那女子能對於他有愛意，他也情願，他也就達到了他的理想，但是像我這樣的俗人，你或者稱爲一個功利主義者，總覺得這不過是失望者的自己安慰自己，與戀愛的本意不同。

　　我也並不是根本的反對自殺，我承認各人有自殺的自由，但是如以改良社會，挽回世道人心或忠於一種主義、信仰，或精神的生命爲志願，便不應該自殺，因爲自殺與這些種志願是相矛盾的。凡是志願必須活着的人努力纔有達到的希望，如巨川先生一生高潔的救世的行爲尚不能喚起多人的注意與摹仿，他老先生的一死會可以喚醒全世人嗎？即使他老先生的自殺一時的可以警醒了許多人，那也不過是一般人一時的感情的表現，人類本能的愛惜生命的感情的表現，又於世道人心有什麼關係呢？無論巨川先生的志願是救世，或是醒世，都必須積極努力，以本人爲始，聯合無數人努力的做去。救世或醒世沒有捷徑的，只有持久不懈的努力。我欽佩巨川先生之餘還不得不說他老先生的自殺實是一個遺憾。這或者是因爲我曾進過大學法科的緣故！

　　孟和十月十二日

　　◇

　　陶孟和先生是我們朋輩中的一位隱士：他的家遠在北新橋的北面；要不是我前天無意中從塵封的書堆裏檢出他的舊文來與他挑釁，他的矜貴的墨沉是不易滴落到宣武門外來的。我想我們都很樂意有機會得讀陶先生的文章，他的思路的清澈與他文體的從容永遠是讀者們的一個有利益的愉快。這裏再用不着我的不識趣的蛇足。我也不須答辯；陶先生大部分的見解都是我最同意的。活着努力，活着奮鬥，陶先生這樣說，我也這樣說。我又不是幹傻子，誰來提倡死了再去奮鬥？──除非地下的世界與地上的世界同樣的不完全。不，陶先生不要誤會，我並不曾說自殺是“改良社會，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個合理辦法。我只說樑巨川先生見到了一點，使他不得不自殺；並且在他，這消極的手段的確表現了他的積極的目的；至於實際社會的效果，不但陶先生看不見，就我同情他自殺的一個也是一樣的看不見。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與讀者們笑話，我自認永遠在虛無縹緲間。

　　志摩附言

　　（原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晨報副刊》，收入《落葉》）